系列 冷戰後日本外交的軌跡
尋求外交新的主體性

細谷雄一 [作者簡介]

[2011.10.03]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自1991年蘇聯解體至今已過去了20年。回顧其間發生的巨變,腦海中浮現出的是日本探索外交新的主體性的身影……。在這裡,我們將以新的系列連載,重新審視冷戰後的日本外交。


參加承認俄羅斯聯邦的內閣會議的宮澤喜一首相(左端)。

2011年,距1991年的蘇聯解體已有20年,2001年在美國發生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也過去了10年的歲月。 “反恐戰爭”這句話,也已不大聽到巴拉克·歐巴馬談及,政治中心議題已轉到歐美的債務危機等經濟問題上。這20年間發生了諸多變化,冷戰時代已成為遙遠的歷史。

20年前蘇聯解體時,日本的總理大臣是宮澤喜一首相。在宮澤首相之後繼任的是細川護熙的非自民黨聯合政權,結束了自民黨一黨優勢的所謂“55年體制(指日本政壇自1955年出現的一種體制,即政黨格局長期維持執政黨自由民主黨與在野黨日本社會黨的兩黨政治格局)”,國內政治也開始出現巨大動盪。從那時起,到菅直人首相,已經是第12位。在日本的首相頻繁更迭、國內的政局劇烈搖擺、日本經濟持續減速之下,國際形勢也發生了巨變。

對於國際形勢的巨大變化,日本外交是如何應對的?日本外交中哪些有了改變、哪些沒有變化呢?本系列連載將試從各個角度,對1991年波斯灣戰爭爆發後20年間的日本外交進行檢驗與概述。這20年間已發生了許多變化,讓我們稍事停留,通過審視過去20年間的巨變,以便深入思考今後日本應走的道路。於是展現在眼前的,是日本在外交領域中不斷探索新的主體性的身影。

主體性的喪失

美國原國務卿迪安·艾奇遜在1962年12月的演講中,對英國外交的迷茫,無不譏諷地說:“英國失去了帝國,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應該扮演的新角色。”冷戰後的日本同樣也迷失了在國際社會中的主體性。回顧冷戰後的日本外交,也不妨做以下表述:即日本失去了經濟大國的地位,但至今仍然沒有找到自己應該扮演的新角色。

2010年,日本把迄今40多年來保持的“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地位讓給了中國。中國是聯合國的常任理事國,也是擁有核武器的軍事大國,更是在亞洲擁有中華帝國歷史的壓倒性存在。對比之下,由於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放棄戰爭)以及戰爭責任等安全保障政策上的種種制約,許多日本國民習慣了迄今“經濟大國”的地位,希望通過經濟力量在國際社會施加影響。因而非常明顯的,經濟力量的後退,致使日本的國際社會影響力也隨之削弱。

那麼應當怎麼行動才好呢?冷戰結束、泡沫經濟破滅、進入漫長的經濟蕭條期的日本,在外交上可以說一直在自我詢問自身的主體性。在國際社會中,到底日本應該扮演何種角色呢?以往的日本採取了重視經濟發展和輕武裝路線(指國家僅保留國境警備等為主體的小規模武裝力量),把日美關係作為軸心的所謂“吉田政策”置於日本外交的核心位置。經歷了90年代中期的經濟減速,1995年9月發生的美國士兵對沖繩少女施暴事件後,日美關係發生了動搖,圍繞著在以往視為理所當然的“吉田政策”上,出現了諸多議論。既有批評對美過分依賴、要求強化亞洲外交的聲音,也有訴諸民族主義、謀求做軍事大國的議論。可謂日本外交在冷戰後失去了前進方向,對“吉田政策” 的有效性發出了疑問,戰後一直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基石發生了動搖。


二戰結束後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謂“吉田政策”是指他所推行的“經濟發展優先,外交低姿態”的國家策略。

聯合國 亞洲 美國

回顧戰後的外交史,日本外交的主體性實際上要比“吉田政策”所規定的更為寬泛。 1957年9月發表的《我國外交的近況》,即所謂“外交藍皮書”中,日本將“以聯合國為中心”、“與自由主義國家合作”、“堅持作為亞洲一員的立場”作為“日本外交三原則”。可以説,這一路線是部分繼承了戰前的國際主義、亞洲主義、與英美合作這三大系譜,同時也反映了外務省內國際法局、亞洲太平洋局、北美局這三大主要部門的意圖。聯合國、亞洲、日美同盟是戰後日本外交的“三大組合”。可以說日本外交長期以來為調整這三大路線,付出了巨大努力。

這個“三原則”也反映了1957年發表“外交藍皮書”時的時代背景。 1956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聯合國。此外,通過出席亞非會議,即所謂的萬隆會議,日本顯示了回歸亞洲的意願。進而,這一年重光葵外相訪問了美國,開始了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條約的談判。日本外交在1952年實現並恢復了主權和獨立,但在5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漸漸超越單純的對美合作框架,呈現擴展趨勢。 1954年,吉田茂首相卸任後,繼任的政治領導人們努力擴大日本外交領域,從而使日本外交三原則得以開花結實。可以認為,戰後日本的外交主體性,在“吉田政策”和“日本外交三原則”中得到了體現。

冷戰終結之後,圍繞著“三原則”,日本被迫面臨做出新的選擇。首先是聯合國相關的活動,在全球性的安全保障問題上,日本變得需要更加積極地參與其中了。在1991年1月開始的波斯灣戰爭,日本雖然拿出了總額130億美元的經濟支援,但仍然在國際上受到了人員貢獻不足的批評,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僚們為此受到巨大衝擊。冷戰後的世界,日本更有必要為國際社會的安全保障做出貢獻。於是有了波斯灣戰爭後向波斯灣派遣海上自衛隊的排雷行動和1992年向柬埔寨派遣自衛隊的維持和平行動(PKO)。不過,日本對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的參與程度,在已開發國家中仍舊是最低的。與“以聯合國為中心”這一崇高的理想相反,日本對聯合國的貢獻,除了較大數額的繳納費之外,無論從政府開發援助在國內生產總值(GDP)中的比率來看,還是從參加國際維和行動的人數來看,日本參與國際合作的程度仍然有限。


小泉純一郎首相在訪問新加坡時舉行政策演講。

那麼,日本的亞洲外交又如何呢?冷戰後最能凸顯“三原則”的就是亞洲外交。 90年代前期的NIEs(新興工業經濟地區)、ASEAN(東協),進入21世紀後的中國和印度等國的經濟成長,都給日本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與之平行的是與這些國家、地區的外交重要性也日益增強。 1993年在西雅圖舉行的首屆APEC(亞太經濟合作會議)首腦會議,如同宣告亞洲太平洋時代的到來,受到很大關注。進而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之後,“ASEAN+3”( 東協加上中國、韓國、日本3國)作為東亞地區的合作機制得到急速發展。 2002年1月小泉純一郎首相在新加坡的演講顯示了日本政府要在東亞地區創建“面向未來攜手共進的共同體”的強烈意向,這也促使了2005年開始的“東亞峰會”這一合作形式的產生。

但是,中國的迅速崛起對日本外交帶來新的不安。中國的快速經濟增長與急速的軍事膨脹相糾結,令他國為之擔憂,在東中國海與南中國海問題上與周邊國家的緊張關係日益加深。另外,小泉首相時期在參拜靖國神社問題上與中國、韓國間出現的爭執,表明了這一地區在歷史認識和歷史記憶上仍然存在著巨大隔閡。日本在推進亞洲外交方面,不僅要重視經濟,還必須將這種歷史認識、領土問題、勢力平衡等難題考慮在內。這些問題既會引發東亞國家釀成民族主義與排外的輿論,也使地區穩定紛繁複雜。日本外交在促進東亞地區合作的同時,還必須正視這些困難,並為問題的解決做出不懈的努力。

那麼,日美同盟的層面上又是如何呢?冷戰結束後的20年間,與美國的關係是怎樣發展的呢?日美同盟在冷戰後也有了很大的變化。在柯林頓執政時期,因擔憂日美經濟摩擦導致同盟關係的衰退,在擔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約瑟夫•奈的主導下,推進了日美同盟的再定義。 1996年橋本首相與柯林頓總統發表的日美聯合聲明中,確認了在冷戰後仍需繼續強化日美同盟的方針。不僅如此,日美同盟被視為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公共財產,表明了在更廣闊的國際安全保障中也有效運用日美同盟的方針。其後,日美之間就新指針達成一致,確認了日本更進一步參與安全保障問題的態度,在安全保障政策上開始邁出更為積極的步伐。

這樣,日本在冷戰後,一方面尋找國際主體性,另一方面又在“三原則”的各方面,為適應新的國際環境,進行著堅持不懈的努力。

  • [2011.10.03]

nippon.com編輯委員。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教授。1971年生於千葉縣。1994年立教大學法學系畢業。2000年慶應義塾大學研究所政治學博士課程結業。歷任北海道大學法學系、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專職講師,06年任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副教授,2011年任慶應義塾大學法學系教授。著作有《戰後國際秩序與英國外交——戰後歐洲的形成,1945-51》(創文社,獲三得利學藝獎)、《大英帝國的外交官》(筑摩書房)、《倫理戰爭——東尼·布萊爾的榮耀與挫折》(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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