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冷戰後日本外交的軌跡
日本「歐亞大陸外交」(1997-2001)

東鄉和彥 [作者簡介]

[2014.07.18]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Русский |

從90年代後期到21世紀初的4年間,自民黨執政時期的3位首相開展了「歐亞大陸外交」。原外務省歐亞局長東鄉和彥對此進行了回顧。

戰後的日本外交中,曾推行過「歐亞大陸外交」嗎?

歐亞大陸,是指從日本列島西側伸展的廣闊大陸,西至歐洲、南抵印度次大陸,中間連著中東地區。在注視與大陸東端中國、韓國關係的同時,又要探索如何加深與占有廣大面積的俄羅斯、中亞各國間進行合作,這就是歐亞大陸外交。

我認為,日本曾推行過「歐亞大陸外交」。這就是從進入後冷戰時期歐洲安全問題告一段落的1997年7月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峰會起,至因2001年9月11日美國發生多起恐怖事件(9・11)而引起國際關係典範轉移(Paradigm Shift)的約4年期間,也就是橋本龍太郎、小淵惠三、森喜朗三人擔任首相時期。本文試圖首先從國際環境角度對這4年間開展的日本「歐亞大陸外交」軌跡做一分析,然後以各時期領導人的觀點,分析從橋本首相的外交開始,以及其後的小淵首相、森首相是如何一脈相承的,最後做出簡單結論。

推行「歐亞大陸外交」的時代環境

國際環境

從1989年到1991年冷戰結束,國際政治的焦點轉移到如何對待分裂已舊的東西德、以及如何重新構築包括俄羅斯在內的歐洲秩序上面。

經過東西德統一(1990年10月)、NATO與俄羅斯之間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 programme,PFP)」(1994年6月)、「關於NATO與俄羅斯聯邦間的相互關係・合作・安全保障的基本決定」(1997年5月),後冷戰時期的歐洲姿態逐漸顯露出來,直到1997年7月舉行的馬德里NATO首腦峰會,波蘭、匈牙利、捷克獲得加入NATO的談判權,冷戰後的歐洲秩序終於明確下來。

這一過程中產生的瞬間政治空白,促使產生了日本外交的活動空間,在東亞也產生了日本展開獨自外交的機會。

此時在東亞地區,中國崛起的道路並非平坦。1978年鄧小平發起的改革開放路線,雖然因為與冷戰終結同期發生的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受到很大衝擊,但隨後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表明中國並沒有改變「改革開放」路線,在維持共產黨掌權的前提下,堅持引進市場經濟的路線固定了下來。

中國的對美政策,鄧小平在天安門事件後立即制定了後來在1995年公開的「24字方針」,特別是集中體現的「韜光養晦」(隱其才能,積蓄國內力量),是最需要細緻應對的內容。

另一方面,美國的對華外交,從1996年臺灣總統選舉時派出航空母艦、到1998年柯林頓總統訪華時擴大中美經濟關係,以軟硬兩種形式持續推行了振幅頗大的搖擺政策。

這一時期的美中關係具有「摩擦與協調」的特徵(※1),日本從而有了取得主導的夾縫。

國內環境

冷戰的結束也為日本的國內政治帶來不少變化。為了對應國際環境,以小澤一郎為領袖的「改革派」退出自由民主黨,嘗試對日本的力量進行充實整備。1993年由非自民黨組成的8黨聯合,成立了細川護熙政權,從而終結了「1955年體制」(指1955年日本自由黨、民主黨合併,成立了自由民主黨,形成長期由自民黨一黨執政的政治體制——譯註)。

不過,這並未能確立本應成為政治改革基礎的、更能有效發揮功能的兩大政黨制度。來自自民黨的強烈反擊,以及8黨聯合執掌政權失敗,致使1994年演變成由社會黨、自民黨、先驅新黨三黨非常規的聯合,成立了村山富市內閣。結果,1996年1月橋本內閣成立,又恢復了以自民黨為首相的政權。而且,在同年11月,社會黨與先驅新黨轉至內閣外協作,演變成由自民黨一黨執政的局面。

8黨聯合以及3黨聯合執政的情況下,由於其結構性一直處於難以發揮主導權的狀態。繼而成立的橋本內閣及後續自民黨內閣,總算在對外政策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主導作用,這要歸功於領導人的個性和支持他們的特定官僚群的見識。

日本的「歐亞大陸外交」,便是在這樣的內外環境下產生的。

橋本內閣時代

夾在美中對抗之中

橋本龍太郎首相生於1937年,1963年初次當選國會議員。歷任厚生、運輸、大藏、通商產業大臣,在野黨時期曾身任自民黨政調會長,特別研究過防衛問題,一向以「政策通」聞名(※2)

橋本對外政策的最大的課題是,在中國崛起以及美國對之迎擊的太平洋政策當中,日本應當如何生存。「歐亞大陸外交」,似乎就是對這一最重大課題歸結的應答。

橋本就任首相後,不久就體驗了美中關係的可怕之處。1996年臺灣舉行總統選舉之際,由於中國在沿海地區反覆試射飛彈,美國便在同年3月派遣航空母艦小鷹號(Kitty Hawk)和尼米茲號(Nimitz)前往臺灣海峽坐鎮。「發生了中臺危機,橋本龍太郎首相有一兩天都睡不好覺」(※3)。雖然橋本首相直接關心的是發生危機時如何保護在外日本人和難民、布置沿岸警戒等危機管理問題,但同時這也是一個面對美中激烈衝突日本外交應如何立足的問題。

在美中發生激烈衝突時最終如何選邊一事,橋本首相有明確見解:只能選擇美國(※4)。但是,考慮到崛起的中國實力,亦不能只是依附於日美同盟。需要對改善與中國的關係投入最大心思,在美中衝突的劇本中,日本至少是不能使事態惡化,因此要避免形成與美國一起與對付中國的狀況,這便是橋本首相的戰略。

在1996年4月的日美首腦會談中,日方一方面強調加強日美安全保障的重要性,同時表示「如果形成日美共同提出的局面,中國是不會接受的。雖然日美要相互協調,但需要在此基礎上做出獨自的努力。」橋本首相向柯林頓總統詳細述說了「個人對中國的想法」(※5)

從一定意義上說,「獨自的努力」可以理解為日本在與中國的關係上採取負責任的政策。橋本首相的卓越之處在於,並不把這一課題單單作為日中兩國間的問題考慮,而是從戰略角度考慮增強日本的整體外交實力。橋本的歐亞大陸外交於是登上舞臺。

橋本歐亞大陸外交的本質

橋本歐亞大陸外交的本質集中到一點,就是處於美國與中國夾板之間的日本,為增強實力,要靈活利用俄羅斯,以有利於日本的方式,把俄羅斯引入亞洲太平洋的新力學之中。

北方領土周邊地圖

橋本在辭去首相時曾接受朝日新聞船橋一的訪談。「他有一種自負,對外國具有橋本式的戰略眼光。例如,接近俄羅斯。不能僅從北方領土問題的角度看。『要讓俄羅斯成為亞洲的一員,把俄羅斯作為日本的夥伴。如果到21世紀亞洲出現中國與印度爭霸的局面,那就很不好辦。所以,要是不把俄羅斯拉進亞洲』…日美中新三角遊戲,…日本不能玩火。他補充說,『正因為如此,俄羅斯很重要』。他的想法似乎是加進俄羅斯,形成四邊形,使三角關係圓成四方八面」(※6)

橋本首相的對俄外交,始於1997年3月柯林頓總統在赫爾辛基(Helsinki)舉行美俄首腦會談前與橋本首相的電話交談。他提議「為了使俄羅斯呑下NATO東擴,希望同意俄羅斯參加G7」。橋本首相贊成這一建議,並表示「請轉告葉爾辛總統(Boris Yeltsin)『我們準備認真與俄羅斯對話』」。

作為「理念與政策」的對俄外交

將對俄外交作為一種理念與政策確定下來的,是7月24日在經濟同友會的演講(※7)。演講中並沒有將日本的對俄戰略冠名為對俄政策,而是提出「對歐亞大陸政策」。正是由於這個演說,一提日本的「歐亞大陸外交」這一名稱,人們首先聯想到的就是橋本首相。

演講的原稿,先是作為首相的意向傳達到外務省(外務審議官丹波實),對內容進行充實則幾乎都由外務省歐亞局執筆(筆者當時為歐亞局審議官)(1)。馬德里NATO峰會後的「從太平洋看歐亞大陸外交」概念;(2)對俄羅斯的「信賴」、「相互利益」、「長期視角」三原則及其適用於領土問題;(3)作為對俄、對華政策的補充,丹波審議官還在歐亞局方案中加進了絲綢之路外交的提示;(4)在加進要強化日美中俄四邊形中最弱的日俄關係這一觀點之後,稿件上交首相官邸,並得到橋本首相的全面認可。

俄羅斯方面的確震動了,並接納了這個演講。於是1997年11月初在克拉斯諾亞爾斯克(Krasnoyarsk)舉行的橋本-葉爾辛會談中,雙方達成「全力爭取到2000年締結和平條約」的共識。

在川奈舉行的日俄首腦會談。葉爾辛總統(左)與橋本龍太郎首相(1998年4月19日,攝影:Fujifotos/Aflo)

自此以後,對俄外交在外務省全面展開。在經濟方面,立案實施了經濟合作程序「橋本・葉爾辛計劃」。此外,1997年11月的溫哥華(Vancouve)APEC會議上,由橋本首相主導,決定從1998年起俄羅斯參加APEC會議,這是日本歐亞大陸外交的傑作。

日本在領土問題上也向前邁出一步。這就是1998年4月在川奈(靜岡縣伊東市)舉行的日俄首腦會談中提出的「劃定邊界締結和平條約」的提案(川奈提案)。但可惜橋本首相的對俄羅斯外交到此終止。俄羅斯爆發金融危機、葉爾辛總統健康惡化、自民黨在7月舉行的參議院改選中因經濟失措遭到慘敗,橋本首相下臺。

此外,在橋本首相7月分下臺前夕,作為實施在經濟同友會演說中提出的「絲綢之路外交」的一環,為中止塔吉克內戰實現和平,日本政府派遣的聯合國監視團政治觀察員秋野豐遭到暗殺,也是使歐亞大陸外交蒙上陰影的事件。

於是,俄羅斯加入進來形成G8,同年6月在美國丹佛(Denver)舉行了峰會。這期間,橋本與葉爾辛進行了意氣投合的會談,並達成召開「構築遠東信賴的峰會」的協議。

小淵內閣時代

小淵亞洲外交與歷史問題

巧合的是,小淵惠三首相與橋本首相都是1937年生,1963年初次當選國會議員。小淵以「做人的小淵」為人稱道,精通黨務,人脈很廣,擔任了官房長官、外務大臣等重要閣僚之後,小淵在1998年7月橋本首相下臺後坐上了首相的座椅(※8)

小淵首相也和橋本首相一樣,對處在美中夾板之間的日本如何生存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小淵首相不缺不能損害日美同盟的思慮,無論是舉辦沖繩峰會,還是在推動聯合國改革的安理會議席數方面,都把確認美國的同意視為絕對事項。」(※9)

在此基礎上,小淵首相推出的最嶄新的戰略,雖然同在歐亞地域,卻是「亞洲外交」領域。

「小淵首相本人認為『亞洲外交』的第一大成果,是1998年金大中總統訪問日本時超越歷史問題,規劃了日韓新時代(※10)(※11)。雖然遺憾的是小淵內閣沒能進一步以此時發表的日韓聯合聲明為出發點,廣泛深化在日本的歷史教育,不妨認為在小淵時代日韓兩國從來沒有如此接近,韓國終止了文化限制政策,為日本出現「韓流」熱打下了基礎。

實現日中韓首腦外交

小淵亞洲外交的第2項成果,是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下誕生的ASEAN+3(東協+日中韓)首腦會議為契機,在日本強力主導下實現了日中韓首腦會合。「小淵首相無論如何也要實現三國會談,對持消極態度的中國,以不提政治問題為條件爭取到中國的參加。」(※12)

第3項成果是中國。「我認為小淵首相的中國觀是講求務實,並非對中國特別有親近感,在心情上不如說更親近臺灣。他在當上首相前擔任過參拜靖國神社議員聯盟會長。當了首相後感到再訪問靖國神社與中國作對不利。1998年11月江澤民國家主席訪日時,他是以務實的感覺應對的。雖然謙虛應對了歷史認識,但因為對方沒答應和解,也就沒有像對韓國那樣進行謝罪,只是在與聯合聲明同時發表的33個領域大力推進務實合作。對臺灣則盡了義理人情,沒有附議柯林頓總統表示的三個不(※13)。」(※14)。務實的外交進展,為實現1999年7月小淵訪華、2000年10月朱鎔基總理訪問日本所繼承。

俄羅斯・絲綢之路外交

莫斯科日俄首腦會談。小淵惠三首相(左)與葉爾辛總統(1998年11月16日,攝影:產經新聞社)

在人們一般記憶中,橋本首相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對俄外交。小淵首相也對俄羅斯外交寄予極強的關心(※15),但由於1998年11月小淵訪俄時葉爾辛總統的健康明顯衰弱,已無往昔的領導氣力。雖然俄駐日大使帕諾夫(Alexandr Panov)提出過分兩階段簽約的方案(可締結共同立法的中間條約以及其後的劃定邊界條約),但沒有得到日方首肯。結果日俄關係沒有出現大的變動。

小淵在就任首相之前的1997年,曾以視察團團長身分訪問了中亞,對絲綢之路地區一直很關心。在1999年5月的小淵內閣時期,外相高村正彥訪問了烏茲別克與亞塞拜然。作為在高加索地區(Caucasus)日本的首處駐外使館,駐亞塞拜然大使館在2000年1月開館。

森內閣時代

森・普丁首腦談判急速進展

與橋本、小淵同在1937年出生的森喜朗首相,1969年初次當選國會議員,歷任自民黨幹事長(秘書長,2次)、文部、通產、運輸大臣等黨務與內閣要職,2000年4月接任因腦中風倒下的小淵首相就任首相(自民黨總裁),由於受到輿論「自民黨內任命總裁的程序不夠透明」的批評,他的政權運營充滿艱辛(※16)

但站在日本的歐亞大陸外交的角度,在進入小泉時代前的這一年,實在有必要敘述一下日本的對俄政策(※17)

伊爾庫次克日俄首腦會談,普丁總統(左)與森喜朗首相(2001年3月25日),攝影:路透/Aflo

國際上,森政權誕生前夕的2000年3月,俄羅斯年輕的、掌握國家權力與人心的普丁總統登上舞臺。在新總統上任的頭一年,美國實施了新的總統選舉、法國和德國在車臣(Chechnya)問題上對俄羅斯批評嚴厲、俄羅斯與中國實現大幅度關係正常化等,空間上提升了對日本的關心程度。

在俄羅斯對日外交層面,俄羅斯外交部內最大的知日派帕諾夫作為駐日大使已建立起廣泛的關係網;在莫斯科,富有隨機應變能力的外交部副部長羅許科夫(Alexandr Losyukov)負責對日政策立案。

森首相本人曾作為石川縣上町的町長盡心於日俄交流,他繼承了甚至把部分骨灰埋在伊爾庫次克(Irkutsk)近郊謝列和夫(Shelekhov)的父親喜茂的意志,十分關心俄羅斯,並立志將推進對俄關係作為森內閣的最重要外交課題。

從2000年4月到2001年3月的一年期間,森與普丁舉行了多達5次首腦會談。從2000年9月普丁正式訪日起的7個月裏,談判迅速取得了進展。2001年3月25日伊爾庫次克首腦會談的談判取得的成果是:(1)重新確認了規定交還齒舞・色丹的1956年日蘇聯合聲明和關於解決四島歸屬問題締結和平條約的1993年東京宣言這兩個文件(歷史首次)、(2)普丁總統沒有拒絕森首相提出的把齒舞・色丹的協商與國後・択捉的協商並行的提案、(3)對於並行協商一事,待伊爾庫次克會談後,視雙方的準備情況盡快開始。

結語

如上所述,在2001年4月小泉純一郎內閣成立之前,日本的歐亞大陸外交呈現著清晰的輪廓。

在對中國崛起的強烈共識下,日本沒有疏忽與美國的同盟關係。另一方面,雖說時有緊張局面出現,但強化與中國的務實關係的路線逐漸得以確立。在這之中,包括解決領土問題在內,與俄羅斯的關係得到根本性的強化,並且重視與鄰國韓國的關係,積極構築絲綢之路的橋頭堡——我認為這是日本歐亞大陸外交的姿態。

 但是隨著小泉政權登場,以及因半年後發生的「9・11」事件引起的典範轉移,日本的歐亞大陸外交基本告終。日中關係因靖國問題惡化;日俄關係是日本自己破壞了伊爾庫次克會談成果;共同舉辦足球世界杯和產生韓流現象的日韓關係,也為圍繞著竹島(韓國稱獨島— —譯註)的「外交戰爭」所取代。

日本外交,在通過快速應對9・11事件構築起小泉・布希間的盟友關係後,便偏向了所謂「戰後最高」的日美關係。

(原文日語,nippon.com翻譯)

 

 

(※1)^ 青山瑠妙《冷戰後中國的對美認識與美中關係》,過分良成編《現代東亞與日本2 中國政治與東亞》(慶應義塾大學出版會,2004年),250頁

(※2)^ 橋本外交,請參考Kazuhiko Togo,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in Japanese Strategic Thought Toward Asia, ed. Gilbert Rozman, Kazuhiko Togo, and Joseph Fergus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2007), pp. 82–92。

(※3)^ 船橋樣一《同盟漂流》(岩波書店,1997年),422頁

(※4)^ 取材自橋本原首相周圍的原外務省高官(2005年8月3日)

(※5)^ 船橋樣一《同盟漂流》,474頁

(※6)^ 船橋樣一《首相,談橋本外交》(《朝日新聞》 1998年7月30日)

(※7)^ 《在經濟同友會會員懇談會上的演講》(1997年7月24日)

(※8)^ 小淵外交請參照Togo,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pp. 92–98。

(※9)^ 取材自小淵原首相周圍的原外務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0)^ 1998年10月8日的日韓共同宣言中明文記載,小淵首相以村山談話的表述方式進行了道歉,金大中總統則回應將「超越過去的不幸歷史,面向未來發展兩國關係」。

(※11)^ 據原外務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2)^ 據原外務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3)^ 在1997年10月江澤民國家主席訪美及1998年6-7月柯林頓總統訪華之際,柯林頓總統向中國表明對台「三不」承諾,即「不支持臺灣獨立」、「不支持『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不支持臺灣加入任何必須由主權國家才能加盟的國際組織」

(※14)^ 據原外務省高官(2008年2月28日)

(※15)^ 小淵原首相的對俄外交,請參考東鄉和彥《北方領土談判秘錄,失去的五次機會》(新潮社,2007年)322-349頁

(※16)^ 有關森喜朗外交,請參考Togo, “Japan’s Strategic Think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90’s,” pp. 98–102

(※17)^ 有關森喜朗原首相的對俄外交,請參考東鄉和彥《北方領土談判秘錄》380-476頁

 

  • [2014.07.18]

東京產業大學教授、大學所屬世界問題研究所所長。1968年東京大學教養系(國際關係論)畢業後進入外務省。歷任歐亞局蘇聯處長、條約局長、歐亞局長、駐荷蘭大使,2002年退職,先後在萊頓大學、普利斯頓大學、首爾國立大學等執教,2010年起任現職。著作有:《北方領土談判秘錄、五次喪失的機會》(新潮社、2007年/新潮文庫、2011年)、《重新看待歷史認識問題:靖國・慰安婦・領土問題》(角川one Theme 21,2013年)、Japan's Foreign Policy 1945-2009: The Quest for a Proactive Policy(Brill Academic Publisher、201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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