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現代日本政治動向
後55年體制時期的政策對立結構

境家史郎 [作者簡介]

[2014.03.24] 其它語言:日本語 | 简体字 |

「55年體制」下,日本政治的政策對立軸是在保守與革新這兩派意識形態對立的背景下形成的,但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本文作者將回顧並驗證最近20年間對立軸的變化。

本文旨在研究1994年選舉制度改革以後的「後55年體制時期」日本政治的政策對立結構,並對未來形勢加以預測。筆者在此選擇的研究對象是政治家層面,而非選民層面的政策對立軸(兩者不一定一致,需要分別討論)。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後,日本政治將什麼視為課題?各個議員或政黨又對此採取了怎樣的立場?通過從歷史角度回顧政策對立軸,不僅有助於理解現今或今後日本政治中的政黨間競爭結構(政黨體系),或許還將有助於思考各政黨內部的分裂問題。

55年體制時期的政策對立結構

作為開篇,我們首先要確認一下所謂「55年體制」時期(1955-93年)(※1)政黨間的政策對立結構。這一時期日本的政黨體系屬於薩利托(Giovanni Sartori)提出的「一黨優勢政黨制」的典型代表(Sartori 1976),作為優勢政黨的自民黨與以社會黨為核心的中小在野黨之間展開了競爭。我們可以將執政黨與在野黨之間出現分歧這一現象的特點歸結為「保守」對「革新」的意識形態對立。保革(保守與革新——譯註)對立(源於針對社會及道德問題的價值觀的差異[綿貫1976])在起源上將日美安全保障條約、重整軍備、修改憲法問題等安全保障和外交問題作為核心爭論點。60年安保鬥爭以後,自民黨政權選擇「低姿態」路線,採取了專注於經濟發展的態度。然而,在全球冷戰格局下,直到55年體制後期,至少在外表和形式上,安全保障及外交問題仍作為執政黨與在野黨間的對立軸不斷發揮著作用(大嶽1999)。

另一方面,人們認為在經濟高速成長的背景下,景氣對策及分配政策等經濟問題並未成為政黨之間的重大爭論點(※2)。即使是針對經濟高速成長的消極產物——環境污染等「新的爭論點」,雖然問題本身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但由於自民黨政權也有所應對,所以並未作為政黨間對立軸繼續發展。

到了80年代末,以里庫路特事件(提供就業及住宅租賃等相關資訊的新興企業「里庫路特」將集團旗下房地產公司未公開發行股票轉讓給有權勢的政治家、官僚和經濟界人士的案件)的曝光為直接導火線,「政治與金錢」的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政治課題擺在了人們面前。傳統的政治制度被視為孕育金權政治的根源,政治改革問題,尤其是選舉制度改革成為了爭論焦點。這意味著出現了一種分化保守陣營的新對立軸,實際上,自民黨內部因對這一問題的態度不同而發生分裂,93年大選後淪為了在野黨。 94年,在細川護熙內閣領導下,日本實施了在眾議院選舉中引入小選舉區比例代表並立制等一系列政治制度改革,該問題姑且算是得到了解決。

選舉制度改革後的政策對立結構

進入90年代的政界重組期後,隨著冷戰的終結,傳統的保革意識形態對立作為政黨間對立軸的重要性相應降低。其像徵即是94年自民黨與社會黨聯合政權的建立。這段時期,由於主要在野黨中不乏自民黨出身的領導人,使得政黨間的意識形態距離普遍有所縮小。此後,日本的政黨間競爭更側重於比拼在行政精簡化及景氣恢復等「共識性爭論點」(對實施必要性具有廣泛共識的政策課題)方面的業績和民眾期待度。這種傾向作為後55年體制時期政黨間競爭的基本特徵一直延續至今。

可是另一方面,政黨間依然存在明顯的政策差異,而且政策對立的構架也遠比過去複雜得多。換言之,90年代以後的日本政治不僅保留著55年體制時期以來保革對立的殘渣,政策對立軸也呈現出了多維度發展趨勢。

首先是在90年代後期,針對是否贊同過去一直由自民黨政權推進的「保守黨型大政府」路線,即側重於農村的利益誘導政治,這作為一個爭論點愈發凸顯出了其重要性。其中一個背景原因就在於泡沫經濟破滅後日本經濟財政危機加深。過去,利益政治被認為是滋生貪污的溫床,自55年體制時期開始便一直被視作一個問題,而隨著應分配「蛋糕」的縮小,其作為一項經濟政策的效率性和公平性也在90年代後期受到了批判。另一方面,這段時期的自民黨政權(尤其是小淵惠三政權時期)立足於刺激經濟景氣(背後目的在於爭取農村的支持)的基本思維,積極擴大公共事業,加劇了城市利益和農村利益的對立。民主黨代表著(或者說被認為代表)城市利益,作為一股對抗自民黨的勢力發展起來。

自民黨在2000年大選中受到「城市的反叛」(蒲島2000)影響,議席數減少,陷入被動局面,於是在01年推舉小泉純一郎出任總裁以應對逆境。小泉雖是自民黨黨首,卻公開表態要「摧毀自民黨」,自上而下地推動了帶有新自由主義色彩的改革。實際來看,小泉政權時期通過削減公共事業費等手段使財政支出得到了控制。總體而言,民意對小泉改革抱以好感,小泉內閣成功維持了高支持率。自民黨自身也贏得了01年參議院選舉和03年眾議院選舉,並且重新收復了城市陣營的失地。

這一時期,小泉自民黨學會了民主黨在政策上的「拿手好戲」,導致包括利益政治問題在內的傳統型政治經濟體系的改革這樣一種爭論點在政黨間對立軸方面失去了重要性。相反,在自民黨內部,針對一系列結構改革,執行層與「抵抗勢力」之間的路線對立不斷激化。以上情況在05年大選時得到了集中體現。由於對小泉首相本人主導並引發爭論的郵政民營化問題相關處理感到不滿,龜井靜香等反主流派於05年8月退黨,組建了國民新黨。在選舉中,小泉高調宣揚對決態度,表示要針對龜井等人派出「刺客」候選人,成功將所有傳媒的關注目光引向了己方。而民主黨等在野黨的存在感完全被自民黨的光芒所遮蓋,這次選舉最後以自民黨獲得壓倒性勝利而告終。

06年,小泉首相主動請辭,自民黨的經濟政策再次發生轉變,導致政黨間對立結構也出現了變化。尤其是08年雷曼事件發生後,自民黨開始採用擴大公共事業等「重歸舊路」的經濟政策來刺激經濟。一方面,這促使90年代後期自民黨對都市型新黨的對立格局再度形成。另一方面,小泉路線的轉變導致自民黨內部產生新的裂痕,渡邊喜美等人呼籲推進新自由主義改革,組建了大家的黨。在09年大選中,民主黨和大家的黨得票數均有所成長,自民黨慘敗,再次被迫下野。

2010年參議院選舉時的政黨格局

可以認為,政權更替後的日本政治對立結構是前述歷史過程累積的產物。我們也可通過近年來的實證研究成果確認這一點。筆者依據2010年參議院議員選舉時開展的議員及候選人問卷調查的數據,採用因子分析手法提煉出區分政治家政策意見立場的爭論點軸,並求得了各政黨在各軸上所處的位置(旗下政治家的平均位置)(境家2011)。下圖概括性地展示了分析結果。

作為區分2010年時政治家政策立場的軸線,分析結果反映了至少存在(1)安全保障及社會政策方面的保守或革新派、(2)對「55年型政治經濟體制」贊成與否、(3)對新自由主義經濟贊成與否、(4)對民主黨主打政策贊成與否等四條相互獨立的軸。

軸(1)大致相當於55年體制時期的保革對立軸。儘管自93年自民黨短暫下野後又過了近20年時間,但保革意識形態對立依然作為日本政治的基礎留存了下來。時至今日,政黨格局也大體維持著55年體制時期的狀態。換言之,從圖中可以看出,自民黨(及該黨派生出的國民新黨、大家的黨)是明顯帶有保守色彩、社民黨及共產黨是明顯帶有革新色彩、公明黨是明顯帶有中立色彩的政黨。55年體制時期尚未誕生的民主黨在這條軸上處於中立位置,因為正如人們廣泛指出的那樣,該黨旗下議員的意識形態從右至左跨度很大。

軸(2)表示各黨派對依賴於中選舉區制等支撐了55年體制的政治制度及財政政策的自民黨型大政府路線的贊成與否。這條軸上的政黨格局與軸(1)的情況不同,「老牌政黨」對「新黨」的色彩很明顯。自民黨、社民黨、共產黨等老牌政黨所處位置比較接近,都對55年型政治經濟體制持肯定態度,而作為「新黨」的民主黨與它們有些距離,大家的黨則處於更加激進的批判立場。

軸(3)是表示對經濟上的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贊成與否的對立軸。大家的黨最為贊成放寬規制、減稅、貿易自由化等新自由主義政策,而派生出大家的黨的自民黨則持否定態度。此外,在這條軸上可以看出,民主黨與大家的黨採取了迥然不同的立場,雖然同為「反55年型政治經濟體制派」(軸(2)上的「改革派」),但兩黨在經濟政策方面的所處位置從性質上來說具有巨大差異。在這條軸上,從反新自由主義傾向這個角度來看,民主黨的位置與自民黨極為接近,這一點很有意思。

軸(4)與是否贊成實施「兒童補貼」「高速公路免費化」等當時執掌政權的民主黨的競選承諾(manifesto)中的「主打政策」有關。當然,民主黨(及當時的其他聯合執政黨)整體上對實施這些政策持積極態度,在野黨(當時)對此態度消極。政權落入民主黨之手,又催生了新的政黨間政策對立軸。另一方面,數據也表明,民主黨內部在此軸上的意見分歧相當大,在財源不足的情況下,「承諾原理主義派」與「現實主義派」的路線對立在該黨內部不斷尖銳化。

大家或許能夠發現,從整體而言,上述結果與先前展示的關於政策對立結構歷史變遷的記述非常契合。可以說,四條軸是歷經55年體制、以及之後的經濟財政危機、政權更迭等事件後,多層次累積形成的結果。

在政黨格局方面,無論是自民黨還是民主黨,在所有軸上都不存在立場相近的其它政黨,表明在聯合政權時代,各黨都很難贏得穩定的夥伴。比如,從軸(1)上的格局來看,不得不說09年民主黨與社民黨的聯合政權完全是「吳越同舟」,實際上,由於在安全保障和外交問題(美軍駐沖繩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上的立場不同,致使社民黨退出了聯合政權。此外我們還可以發現,自民黨與公明黨在事實上表現出來的夥伴關係的穩定性與其說是基於相近的政策立場,莫如說是源於其他(恐怕是為了拉取選票)理由。

結語-從震災到2012年大選

由於篇幅有限,不再過多展開。最後,筆者將針對經過東日本大地震到2012年大選這段時間的新動向,以及未來的形勢發展闡述幾點看法。

應該指出的第一點,是地震後大家對於經濟財政危機認識的進一步深化。作為重建財政的一個步驟,民主黨政權(菅直人、野田佳彥兩屆內閣)選擇了消費稅增稅路線,但這在該黨內部引發嚴重分裂,被稱作「承諾原理主義派」的小澤一郎集團於12年7月退出了該黨。另一方面,要求實施控制社會保障費和加入TPP(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議)等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壓力(以經濟界為中心)也在進一步加大,可以預測,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或將成為今後極具長期性和重要性的政黨間及政黨內對立軸。

應該關注的第二點,是因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而引發爭論的脫核問題。12年大選之際,宣揚「核電畢業論」的日本未來黨誕生,民主黨也積極宣傳本黨與自民黨核電政策的差異,該問題已明確成為了政黨間的對立爭論點(或者說被作為爭論點進行了利用)。問題在於,此時的反核電運動是否有別於基於傳統革新派意識形態的反核運動,即該爭論點是否構成了有別於傳統保革軸的維度。另外,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麼今後是否還將作為重要的軸存在下去。針對這些問題,讓我們留待今後可能出現的實證研究成果來回答。

需要注意的第三點,是日本與周邊國家領土問題的影響。12年8月,韓國總統李明博登上竹島(韓國稱獨島——譯註),恰如與此呼應一般,又發生了中國保釣人士登上尖閣諸島(釣魚島——譯註)的事件。此後,中國侵入日本領海的行為趨於常態化,選民的對韓、對華感情也在迅速惡化(飯田、河野、境家2012)。今後,日美同盟、強化防衛力、修改憲法等安全保障問題是否會像戰後初期那樣作為政黨間對立軸日益凸顯其重要性呢?針對這一點,除了周邊國家今後的動向外,恐怕也有必要重點關注通常被視為對外強硬派的安倍晉三首相的應對動作。

(※1)^ 政治學者們對「55年體制」的時間定義不盡相同(起始點已明確)。本文將採用以自民黨長期單獨執政時代終結的1993年為終點的觀點。

(※2)^ 儘管1989年引入消費稅的問題屬於一個例外,曾在政黨間引發激烈爭論,但從各政黨立場取決於保革對立軸上的位置(保守=贊成,革新=反對)這一角度來看,難言該問題構成了獨立於保革對立之外的爭論焦點。

參考文獻

飯田敬輔、河野勝、境家史郎「尖閣、竹島—國民如何評價政府的應對」《中央公論》2012年12月號

大嶽秀夫《日本政治的對立軸—在93年以後的政界重組之中》(中央公論新社,1999年)

大嶽秀夫《日本型民粹主義—對於政治的期待與幻滅》(中央公論新社,2003年)

蒲島鬱夫「地方的『王國』與城市的反叛—2000年大選」《中央公論》2000年9月號

境家史郎「2010年參議院選舉中的政策對立軸」《選舉研究》第27卷第2號(2011年),20-31頁

佐佐木毅、清水真人編《現代日本政治研討》(日本經濟新聞出版社,2011年)

綿貫讓治《日本政治的分析視角》(中央公論社,1976年)

Sartori, Giovann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2014.03.24]

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準教授。2004年東京大學研究所法學政治學研究科碩士課程畢業。2006年獲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碩士學位(政治學)。2008年獲得東京大學博士學位(法學)。2009年,任東京大學研究所法學政治學研究科特任準教授。2011年起任現職。著書有《政治資訊與選舉過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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