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研討會報告
小倉和夫的基調演講“文化外交是世界的公共財富”
日中邦交正常化40週年紀念研討會(2)
[2012.08.21] 其它語言:日本語 | 简体字 |

小倉和夫在日中邦交正常化40週年紀念研討會上的基調演講,闡述了日本文化外交的歷史和今後日中關係的發展,強調作為新時代的課題,有必要加強世界範圍內的文化交流。

1990年代以後,共同價值觀、觀念共享

首先回顧一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約50年來日本的文化外交。可以說日本文化外交的第一階段是二十世紀50-60年代。這時的日本是以向世界傳遞和平、民主國家形象為目的。因此,這一時代主要就是向世界強調以插花、茶道等為代表的和平日本的形象。

20世紀70年代,如何把經濟增長的日本訴求於世界,成為日本文化外交的中心。申辦了奧運會、開設了文化中心,進而為支援日本研究成立了國際交流基金。

70年代中期,日本經濟急速的海外擴張在亞洲引發問題。結果,以東南亞國家為主的亞洲各國紛紛發出“日本只追求經濟利益”、“不理解我們”之類的批判聲。日本認識到不能這樣下去,提出了新的雙向文化外交。不僅重視向國外介紹日本,也很重視把對方國家的文化介紹到日本。在中國設立了北京日本語研修中心,即所謂“大平班”。文化外交不是單向宣傳,其本質是交流。上述做法正是基於這一想法。

80年代超越了文化交流。這時,宣傳日本作為負責任的伙伴,正積極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形象,就變得重要起來。因此,在文化交流之外,又新增加了文化合作這一概念。也就是說,不僅要開展文化交流,更重要的是要與對方開展文化合作,這樣才能達到尊重對方文化、繁榮彼此文化的目的。

但是在90年代以後,開始重視“日本的歸屬何在”。也就是說,雖然日本在為國際社會做貢獻的形像已經紮下根,但是之後該做什麼?日本的發展藍圖是什麼?大家開始重視這個問題了。

例如,漫畫、卡通、時裝等蘊含的價值觀(在日本被稱為年輕人文化中所包含的內容),已經到了應與世界共享的重要時代。反過來說,有一種想法認為,在大眾文化的相互交流過程中,超越了單純介紹日本文化和理解對方國家的文化的層面,出現了一種年輕人共同的文化或世界通行的文化現象,它可以讓所有人共同分享。比如,中國就有“心連心廣場”(※1),它是介紹現代日本文化的。但我認為與其說現代日本的文化是日本獨特的,不如說也是中國的、世界的。我們現在已經跨進了這樣一個時代。在此,我想超越日本的文化外交,從更寬泛的角度列舉若干思考日中關係時的要點。

小倉和夫先生

日中都要從過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

在考慮今後的日中關係時,應該把政治層面、經濟層面和文化層面區分開來。

在政治層面,我認為將日中關係從過去解放出來非常重要。具體說,就是日本和日本人有必要深刻理解中國人的想法、中國所遭受的痛苦和損失。

“把軍國主義者與日本國民區別開來”,這是周恩來總理、毛澤東主席一再強調的思路。如果忘記“日本國民和中國人民都是戰爭的受害者”這一觀點,就會發生問題。當然,誰是軍國主義者,這是一個非常難定義的問題,要區分軍國主義者與人民絕非易事,但中國以此處理了國民的感情。我認為日本人有必要認真理解中國遭受的痛苦和歷史。

日中關係不僅是日中間的雙邊關係,也屬於亞洲和世界。我認為日中都應該認識到這一點,這是非常重要的。我現在擔任2020年“東京奧運會帕運會申辦委員會”的評議會事務總長(秘書長)。1988年的韓國、2008年的中國、然後是2020年在東京,2030年代在東協舉辦奧運,我認為這一外交藍圖非常重要。既然日中關係也是亞洲和世界的問題,就要一同攜手解決全球性的課題、能源和環境問題,這非常重要。

對中斷政治管道應該慎重

另外,政治上重要的是,不要把中斷交流本身作為政治行為使用。從公共外交(※2)的角度而言,這在根本上是不可取的。即便吵了架也要繼續對話,越是有吵架的理由越是應該進行對話。

但是,現實中(中國)常常將中斷對話作為政治行為使用。這一點必須慎重考慮。吵了架也要對話,公共外交才成立。如果不會面,不面談,公共外交也就失去了意義。

日中的文化是世界的文化財產

在文化層面,儘管不必完全廢棄將文化政策作為激發民族精神的手段,但希望謹慎行事。中國的文化不僅是中國人的,它也屬於世界。日本的文化也不僅是日本人的,它也是屬於世界的。也就是說,文化財產是世界的公有財產。

周恩來總理在留學歐洲時學到了民族主義、個人主義的國際化,掌握了國際主義,這些很值得我們學習。很多人容易陷入狹隘的民族主義。特別是在文化交流方面,一味地重視“這是日本文化,要將日本文化推向世界”,這是錯誤的。應該認識到將日本文化推向世界,是因為它是世界的公共財產。中國文化亦然。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如果不正確認識這個問題,今後的文化政策就將從根本上發生錯誤。

今後的課題是文化領域的日中共同製作

今後,日中間應該開展的是文化領域的共同製作、共同演出、或者共同研究。但是實行起來並不那麼簡單。比如,提議說“一起拍一部電影吧”,可是在電影導演、製片人、還有演員、作家的四者關係上,日本與中國全然不同。因此,拍攝電影的時候,圍繞如何拍攝,日中之間有時就會吵架。跨國界的共同作業絕非易事。如果不認識到相互間的不同之處,就很難進行文化交流、共同製作。

最後,趙啟正主任講到了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我完全贊同。在過去,日中友好的敵我陣線分明。但是在文化外交的時代,敵人就不那麼清楚了。誰是敵人?誰是反對者?很難看清。在這樣一種時代從事民間外交,誰掌握主動權,如何進行交流,難題很多。現在有日中友好七團體,我認為在民間外交當中,他們的角色需要重新定位。

現在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發生了很大變化。因為中國已經成為一個大國,人們一方面喜歡強人、富國,一方面又會對其保持警惕。對美國也是如此。日中關係發展深入了,就會出現糾紛,這種事情從長遠看沒有必要過於緊張。但是對大眾、民眾直接做工作非常重要,我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這樣的時代。

左起為王敏、小倉和夫、趙啟正

(※1)^ 中文名“心連心”。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日中文化中心主持的一項事業,其目的是為肩負日本與中國未來的年輕人,提供一個“心連心”的交流平台,共同創造未來。

(※2)^ 此處指趙啟正先生提倡的“公共外交”、“民間外交”。

  • [2012.0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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