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100年與日本

辛亥革命和日中關係

政治外交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對中國來說,日本既是「近代智慧」的源泉,同時又是流亡者聚集的「革命搖籃」。隨著辛亥革命的爆發,在動蕩的國際政治環境下,日本也複雜地、多樣化地參與到了這場革命之中。

19世紀的日中關係

江戶時代的日本,對外貿易處於政府控制之下。在對外關係方面,除了通過長崎與清朝和荷蘭交往外,還通過對馬與朝鮮、通過薩摩藩與琉球及清朝的福州、通過松前藩與阿依努族、通過通古斯民族與清朝等進行交流。清朝以朝貢形式和周邊國家開展貿易,但與歐美各國的貿易,18世紀則僅限於在廣州一個港口進行,此外在沿海地區的其他一些港口開展被稱為互市的貿易。日本和清朝,在臺灣的鄭氏政權滅亡後,清朝商人前往長崎從事貿易活動,最多的時候,有數千來自清朝的人們居住在長崎,他們從日本進口銅、海產品,日本也從清進口砂糖、奢侈品等物資和文物。

但是,這種關係在19世紀中期開始發生變化。中國因鴉片戰爭等的失敗,開放了沿海港口;1859年,日本也開放了長崎等港口,於是中國商人從長崎進入神戶、橫濱、函館等日本各地,將海產品等直接帶回中國。同樣,在日本,長崎奉行(行政首腦)、函館奉行等也探索不通過中國商人或歐美人,將日本商品直接帶進上海的途徑。高杉新作乘坐的千歲丸也是以此為目的而派遣的。


明治時期的長崎港 (照片提供: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

明治維新後的1871年,日本和清朝簽訂了《日清修好條約》,這雖是兩國之間締結的第一個平等條約,但從條約談判過程和具體內容來看,清都占據有利地位。儘管明治維新不久被定位為成功事例,但至少到西南戰爭、松方財政改革時代,清、朝鮮都認為像日本的明治維新這樣性急的改革,反而會招致混亂;而且,至少在19世紀80年代後期,從海軍實力也可看出,與日本相比,清占有絕對的優勢。在1886年處理北洋艦隊水兵引發的長崎事件過程中,日本的外交姿態,如實地反映了其弱勢立場。

甲午戰爭後,日本占有臺灣,獲得了與西方列強同樣的條約和特權。而且,正如陸奧宗光外務大臣評價這場戰爭為「近代的日本和傳統的清」一樣,在國民意識中,對清的優越感趨於強烈。同時,清也掀起了要求建設明治維新式近代國家的運動。

作為「近代智慧」源泉的日本

蔣介石入日本陸軍第13師團野戰砲兵第19連隊時 照片提供:國史館(臺灣)

明治時期日本有選擇地從歐美吸收的知識,通過書籍、留日學生等,也介紹到中國。並不是沒有從西方直接傳到中國的「近代智慧」,但通過日本傳入的則具有更大的影響力。源於中國的古籍、作為西方語言的譯詞而重新出現的「革命」、「社會」、「經濟」等日語詞彙,至今仍在中國使用。不過留學生對「日本本身」懷有怎樣的感受,是另外的問題。他們大概面對只有在中國古籍中才看得到的日語詞彙,油生懷舊之情;對諸如生食雞蛋、在浴池中將裸體暴露於他人面前等異國文化,抱有忌避之念吧。

清朝在20世紀初期決定採用立憲君主制,在制定制度之際,參考了日本的天皇制。 1908年頒行的《欽定憲法大綱》,參照《大日本帝國憲法》,規定了皇帝的權限。另外,留學生們還在日本吸收了共和制、社會主義思想等諸多政治思想。

從日本帶去的不僅僅是政治和思想。每天都有數十名軍事留學生來日,在陸軍和海軍中學習。無論是發動辛亥革命的新軍,還是遭到鎮壓的清政府軍,兩軍都有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畢業生。蔣介石在辛亥革命爆發之初也在新潟縣高田的第13師團,是在接到武昌起義的消息後,緊急回國,投身到革命運動之中的。日本起到了向中國提供作為近代國家的、或者說是近代社會「智慧」的作用,其中也包含了革命思想以及圍繞改革的思想。

作為「革命搖籃」的日本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眾多由清朝等亞洲各地逃亡而來的革命者聚集到日本。在中國,反抗清朝統治或在政治鬥爭中失敗的人們,雖然也可以逃進租界或租借地,但清政府可能會要求引渡或派出刺客,因此他們飄洋過海隱藏到日本等異國他鄉。特別是長崎,起到了上海的內客廳作用。兩個城市間不僅有客輪通航,交通方便,而且鋪設有海底電纜,可以迅速得到來自中國的資訊情報。同時,流亡者們在日本開展了有組織的宣傳和籌資活動。日本政府雖然對他們的活動進行監視並留下了大量的紀錄,但很少對他們進行逮捕、拘留和引渡。

宮崎滔天 (照片提供:國立國會圖書館)

孫文也不例外。和蔣介石、周恩來等日本留學者不同,孫文不是來日留學的。而使孫文一舉名揚天下的,是流亡英國時遭清朝駐英使館抓捕囚禁事件。九州的玄洋社機關報《九州日報》以《幽囚記》為題用連載形式刊登了宮崎滔天翻譯的孫文本人用英語記述的《倫敦蒙難記》,從此孫文的名字在日本和東亞開始漸為人知。其後又通過宮崎的《三十三年之夢》一書及其章士釗的中文編譯本《孫逸仙》,進一步使孫文名揚東亞。此外,1905年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通過《民報》等展開宣傳活動,以日本為據點的活動、源於日本的資訊,在孫文的革命活動中極其重要。辛亥革命後的1913年,由於袁世凱對國會的壓制,特別是國民黨的年輕領導人宋教仁的暗殺引發了二次革命,結果遭到袁世凱的鎮壓,孫文敗走日本,並在此後的數年中在日本從事革命活動。孫文與宋慶齡再婚也是在這一時期。日本與中國近鄰,物價便宜、資訊豐富,而且有眾多的華僑和留學生,因此成了中國的革命黨人再好不過的避難之地。

辛亥革命

就這樣,日本和波瀾壯闊的中國政治結下了深深的淵源,即日本也複雜地、多樣化地參與到辛亥革命之中。辛亥革命用辭書方式可整理歸納如下:1911年10月10日,湖北省武昌(武漢的一部分)發生軍隊叛亂,長江以南為中心的各省藉此宣布從清朝獨立並於1912年1月聯合組建了中華民國,之後通過和清朝的交涉,清朝皇帝於2月退位。


袁世凱 來源:約翰‧斯圖亞特‧湯姆森(John Stuart Thomson)《北洋之始》(China Revolutionized)(印第安納波利斯:鮑勃斯-麥利爾出版社,1913)

長達2000年之久的帝制就此瓦解,共和制的國家在中國誕生。但是,取代臨時大總統孫文就任大總統的袁世凱,雖然一旦同意了共和制,卻對委以議會強權的《臨時約法》,即相當於中華民國臨時憲法的規定表示了極大不滿,並且暗殺了以爭取議會第一大黨為目標的國民黨領導人宋教仁。結果,雖然中國再次掀起反袁高潮,然而,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卻支持袁世凱並給予貸款,同時在袁世凱就任大總統後承認了中華民國政府(美國在議會開設後予以承認)。

要說辛亥革命的原因何在,不能單純解釋為是由於孫文等的革命運動。第一,是清政府中央集權政策下造成的中央與地方間的緊張關係。特別是圍繞鐵路的國有化,清朝因戰敗造成的巨額賠款,欲將鐵路鋪設和運營均委以列強,此事遭到地方社會的強烈反抗。第二,清朝雖然將過渡到君主立憲制國家作為目標,但結果卻暴露了它以「立憲」為名維護滿族特權及帝制的目的。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們,也對過度的滿族主導下的立憲表示了不滿。這樣,在滅清這一點上,聚合了多方勢力。第三,是推翻清王朝的革命勢力,將支持者擴展到在長江流域的地方精英及軍人當中,由此導致武昌起義,這一點也不容忽視。

在上述多方面的背景下,形成了打倒清朝的共識,將清逼上了滅亡之路。然而,清朝的版圖在五族共和之名下得到維持,清朝皇帝依舊居住在紫禁城,皇族的地位也得到一定的保障等等,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清朝的體面。從北京的朝廷以及袁世凱的邏輯來看,它還具有一種從清政權向袁世凱「禪讓」的意義。

當初對辛亥革命的評價

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對剛發生了大逆事件的日本政府來說,其衝擊力是不難想像的。然而民間則存在著贊成和反對的兩種意見。辛亥革命後不久過訪上海的與謝野鐵幹和晶子夫婦,在《來自巴黎》中記述了當時的情形。書中寫道:「此次的革命軍,適逢世人厭倦了北京的政治這一大好時機,由此逐漸形成一股意外的勢力;從實力上來說,只不過猶如西南戰爭中鹿兒島私學校的學生們在各地興風作浪而已。」大隈重信也持同樣的批判態度,他在《中央公論》(1911年11月號)中說:「孫?不足道。對孫的評價,還有我對革命派,都已經厭煩了。孫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人物,這是明擺著的。」三宅雪嶺也在同一期雜誌中表示:「孫最終成為英雄還是凡人,就看今後的事態發展了。」雖說孫文還身在海外沒有回國,但可以看出日本的言論並非是一致支持孫文的。

梅屋莊吉夫妻和孫文 (小坂文乃藏)

如人們所知,日本有眾多革命運動的活動家對孫文等的革命活動展開了支援。宮崎兄弟、山田兄弟、萱野長知、頭山滿、犬養毅、梅屋莊吉等,他們的名字舉不勝數。孫文也在《建國方略》中,列舉了支援革命的日本人,它作為「日中友好的象徵」,至今仍在傳述。但必須留意的是,當時的日本政府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經濟界的主流擔憂革命引起經濟活動的混亂,因而也期望社會政治的漸進性變革,沒有對革命本身進行支援。重要的是,在當時的日本,很多人都不受政府和經濟界的主流動向左右,面對中國,以自己的思考採取行動,向本來屬於少數派的革命黨人、改革派組織伸出援助之手。這種日中關係的多樣性是極為重要的。

此後,孫文在日本聲望漸高,但這不如說是因孫文作為受袁世凱打擊的「悲劇性英雄」的定位和作為南京國民政府讚頌的「革命之父」、「國父」的影響而使然。同時,日本在南京成立的汪精衛政權,也同樣將孫文稱頌為「國父」;戰後,在「革命史觀(重視革命的歷史觀)」盛行之中,作為革命家的孫文得到肯定的評價,這些都影響了日本的孫文觀(對孫文的認識和評價)。我們可以從這一時代的評價和其後的評價中,看到許多分歧之處。

圍繞中國的國際政治

事實上中華民國的誕生,並沒有為中國與歐美以及日本等的國家關係帶來巨變。義和團事件後,列強基本上互相承認了19世紀90年代後期的特權,欲通過為清提供借款確保各方權益,順利開展通商活動。在這一點上,列強出於不希望中國出現混亂的意圖,基本上是支持清朝的,當宣布從清獨立的各省聚集於南京時,英國出面在兩者間進行了和平調停的斡旋。而且,以英國為首的列強,希求一個能穩定中國的「鐵腕」型領導人。而被認為最適合這一角色的,那就是袁世凱。袁世凱當時被認為是中國最強大的北洋軍的首領,而且有推進清朝國家近代化的官僚階層作後台。列強為此給袁世凱以巨額貸款,予以支持。孫文似有考慮,想利用辛亥革命一舉解決和列強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然而,要獲得列強對政府的承認以及貸款等支持,就不能與列強莽撞對抗。因此,中華民國全盤接受了清朝和列強簽訂的各種條約。袁世凱在繼續任用清廷官僚的同時,自己在慈禧太后中意的中南海裏執行政務。辛亥革命迫使清帝退位,是中國歷史上極其重大的事件,但它並沒有令政治、社會、經濟等發生顯著變化。 「革命」所產生的衝擊力,無論在內政還是國際關係上,都是相當有限的。

革命的繼續和日中對立

大隈重信 (照片提供:國立國會圖書館)

袁世凱得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列強支持,他雖然一度支持《臨時約法》所倡導的共和制,但是擔憂成立了強大議會,會限制自己作為總統的權限,於是暗殺了成為第一大黨的國民黨年輕領袖宋教仁,並將議會置於自己的統管之下。這種狀況招致了人們的極大不滿,由此發生了二次革命。此時,袁世凱方面以日本有支持叛亂軍趨向為由加強了對日批判,進而在南京還發生了日本人受到鎮壓叛亂的張勛軍隊的暴行,即所謂南京事件。之後,袁世凱控制議會,不斷要求給予大總統以更多的權限,並策劃自任皇帝。因袁世凱稱帝而引發的不滿日益強烈,由此導致了三次革命(護法運動)。袁世凱在強烈反對之下,被迫取消稱帝,之後在失意中死去。

從1912年持續到1916年的袁世凱政權,對日中關係來說也是一個重大的轉機。日本民間雖然出現了支持革命的機運,但是政府和西方列強步調一致,一直對清政府和袁世凱政權給予支持,經濟界也採取了同樣的態度。但是,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大隈重信內閣於1915年對袁世凱提出了《二十一條》的要求。這不僅是一種無視與列強協調合作的行為,還引發了中國的強烈反抗。日本強行要求袁世凱政權接受21條要求,袁世凱也不得已接受了。由此,中國在反袁的同時,對日批判變得確定不移。儘管日中之間其後摸索著各種綏靖政策,但是,這個二十一條被賦予了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這一歷史地位,日本就此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主要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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