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崛起​​與東亞的改觀

隨著中國的崛起​​，東亞地區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呢？為了理解這一問題，有必要從多個角度來研究中國崛起所產生的效應，作為一種嘗試，本文將對中國的崛起​​為東亞的地區秩序帶來了怎樣的變化、東亞各國對日益崛起的中國採取了怎樣的行動，以及與中國的經濟合作促使東亞的“格局”發生了哪些改變等問題展開探討。

地區秩序的改觀

首先，讓我們思考一下東亞地區秩序的改觀。與歐洲相比，東亞的地區秩序有一個顯著特點。這只需觀察本地區的安全保障和貿易體系，即可一目了然。

東亞的安全保障體系的基本形態是由日美、美韓、美菲、美泰間的雙邊安保條約及基地協定共同構成的以美國中心的輻射狀體系。自冷戰時代以來，這種體系始終沒有改變。

在貿易體系方面，上個世紀60年代，日本及其它“自由亞洲（Free Asia）”國家與美國之間建立的三角貿易機制，80年代以後，該體系發生了巨大變化。這主要是由兩大原因引起的。第一，1985年簽署廣場協議後，以日本企業為代表的眾多企業將自身的生產網路擴展到了更廣大的地區，最終實質上促進了經濟融合。第二，1978年實施改革開放後，中國開始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並融入到東亞經濟之中。這使東亞在冷戰結束之時，走上了與歐洲極為不同的道路。

在歐洲，蘇聯解體和東歐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後，發生了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東擴和EU（歐盟）的東擴。結果，NATO與EU形成了一種套匣般的重疊關係，安全保障體系及政治經濟合作體系之間未出現明顯的緊張和衝突。而在東亞地區，冷戰終結之際，無論是中國、越南，或是其它國家，社會主義體制都沒有崩潰。這使得以美國為中心的安保機制未能向西擴展，而隨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這些國家在經濟上融入了東亞乃至整個世界。於是，東亞地區的安保體系和貿易體系出現了結構性的緊張，並隨著中國的崛起​​，這種緊張更呈現出日漸升級的趨勢。

但是，即便如此，東亞的地區體系仍然保持了相應的穩定。這有兩個原因。第一，為了維持一黨專政體制，中國選擇了追求經濟增長的政治路線，作為其中的一環，為了穩定周邊環境，將鄧小平提出的“韜光養晦”定為了基本的外交政策。第二，鑑於上述情況，日本和美國都認為，從長遠來看，中國融入東亞和世界經濟，以及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利於世界和東亞的穩定，基於這一戰略判斷，兩國參與了中國的發展，與此同時，又通過重新定義日美同盟來規避中國崛起的風險。

直至今日，這種格局仍基本沒有發生改變。不過，近年來，許多中國人與其說是變得非常自信、成熟，不如說是變成了民族主義者。同時，受此影響，在黨和國家的中樞機構內，集體領導體制下也出現了“特殊利益”集團，導致政策決策的戰略合理性降低，與此同時，正如最近具有代表性的南海領土問題所反映的那樣，許多周邊國家都已經強烈地意識到了中國崛起的風險。因此，伴隨歐巴馬政權下美國重新參與亞洲事務的動向，區域合作在形式上力度上發生了變化。 1997-98年的東亞經濟危機以後，以東亞為框架、排除了美國的區域合作得到了發展；但是，2010年以後，以亞太地區為框架並有美國參與的區域合作日益變得重要起來。東亞峰會從ASEAN+6擴大到包括美俄兩國的ASEAN+8；在走向FTAAP（亞太自由貿易區）的過程中，除了ASEAN+3、ASEAN+6以外，TPP（泛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也成為了重要一環；另外，儘管中國至今仍堅稱應在雙邊框架下解決糾紛，但南海的領土糾紛已被拿到了ARF（ASEAN區域論壇）和東亞峰會上討論，成為國際性問題；ADMM+（ASEAN國防部長擴大會議）作為安保對話平臺開始顯現出其重要性，等等，這些都具體體現了上述變化。

我們可以歸納如下。東亞的區域合作機制呈現網路狀，在ASEAN+1、ASEAN+3、ASEAN+8和ARF等框架內，ASEAN成為樞紐，而在以美國為核心的輻射狀結構的安保網路中，自然是美國起著中樞作用。如果這兩個樞紐聯動合作，就會產生新的活力。這就是現在正在發生的情況。

國家的行動

那麼，東亞各國對中國採取了怎樣的行動呢？下面我們通過一些相關事例來看一下泰國、印尼、越南和緬甸的情況。

冷戰結束後，泰國一直致力於推進中南半島及東南亞大陸地區的市場融合，並意欲將曼谷打造成其樞紐。從這個意義而言，大湄公河次區域（GMS，Greater Mekong Subregion）的開發對泰國具有戰略性的重要意義，泰國非常歡迎中國在經濟上的崛起，並希望通過經濟合作推動GMS的基礎設施建設。

印尼則不同。印尼堅持不結盟的中立國政策。然而，從歷史上來看，印尼的不結盟中立往往是傾向於某一方的中立，近期則是平靜地但又是明顯地在不​​斷加強與日、美、澳的合作。因為它感受到了中國加強海軍力量對自身構成的威脅。

對越南而言，中國是一個在財富和實力上都具有壓倒性優勢的鄰國。中國的人口約為越南的15倍，經濟總量更是達到了約60倍。因此，對越南來說，如何“管理”這種非對稱性就成了對華政策的關鍵。越南試圖用“槓桿”對此進行管理。具體而言包括這樣一些內容：作為ASEAN成員國參與中國事務，從俄國購買潛水艇，將美國和印度拉入安保競賽以對中國形成制衡，與日本合作開展基礎設施建設等。

對緬甸來說，上個世紀80年代末期以來，最大的威脅不是中國，而是美國。在美歐的經濟制裁下，緬甸將泰國、中國和印度作為主要貿易夥伴才得以生存下來。對華依賴是為對抗美國威脅所付出的成本。但是，自2011年實現民主政治後，緬甸政府將民族和解與經濟發展確定為國家政策的主要課題，作為其中的一環，緬甸正積極推進政治經濟改革（自由化），力圖擺脫受到國際社會孤立的局面。並且，這也將有利於避免對中國的過度依賴。從中長期看，緬甸通過這些政策能夠確保多大的行動自由呢？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發展經濟的政治路線是否成功。

如此看來，或許可以說，在解釋東亞各國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為何採取了這些行動等問題時，以下三個因素具有重要意義。第一，在東亞的安保體系中所佔據的地緣政治學地位上，將以美國為中心的輻射型安保體系作為前提條件來制定自身安保政策的國家與那些將其視為威脅的國家，對中國採取的行動大相徑庭。第二，是這些國家的經濟與東亞及世界經濟的融合程度。融合程度越高，就越是可以不顧忌對中國的經濟依賴而採取自主行動。第三，國內政治的要求。如果全民一致認為應將經濟增長作為政治目標，那麼這樣的國家自然會有更大的積極性與經濟發展迅猛的中國發展關係。

跨國效應

中國的崛起​​對東亞具有怎樣的意義呢？為了理解這一問題，我們還必須關注一點，那就是跨國效應。或者更具體一點來說，即中國的人員、物資、資金和企業等跨越國界流向東亞後給東亞帶來了怎樣的變化。以經濟合作為例，各國政治體制和精英循環（精英是否會出現定期的換代現象）的情況將大大影響中長期經濟合作的穩定性。儘管如此，在寮國、柬埔寨、緬甸等專制體制國家，中國與這些國家的政治精英、商業精英之間形成了相當穩定的跨國同盟關係，這也成為又一個理由，促使這些國家在逐漸接受不同於日美歐歷來主導建立的經濟合作、政府採購等規則。

2007-09年，中國的對緬援助達到4億-8億美元，比如在水電廠建設方面，截至2010年，中國的43家國有企業參與了63個水力發電項目，此外還有昆明至印度洋天然良港皎漂港的管線建設、高速公路、高速鐵路、港灣開發等，中緬兩國在極其廣泛的領域開展了經濟合作。這些合作從性質上看，均以“互惠”為原則。但是，正如多數水電廠為中國供電一樣，在許多合作項目上，中國都獲得了比緬甸更多的利益。

寮國方面，目前正通過與中國的經濟合作實施首都永珍的新城開發項目。具體形式是，中國的國有銀行向寮國政府提供低息貸款，寮國政府再用這些貸款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提供融資，由它在永珍的郊區進行房地產開發。實際上，這是將中國的地方自治體以第三部門（既非政府單位亦非企業的其它組織的總稱——譯註）方式開發房地產，再利用該收入從事基礎設施開發這種事業模式引入了寮國。此外，印尼方面，在2005-08年實施的旨在增強發電能力的加速電廠計劃，由於中國提供了低息貸款，導致日美歐企業均被排除在了印尼的發電設備業務對象之外。

中國向全球提供的開發貸款總額已超過世界銀行。然而，由於中國不是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DAC（發展援助委員會）成員國，因此可以將ODA（政府開發援助）、投資、出口融資和技術合作靈活自在地分配組合，在經濟合作的名義下支持中國企業的海外發展。這樣的經濟合作與為其提供支撐的跨國同盟及新的規則是否能夠固定下來，我們尚不得而知。不過，我們必須注意到，由於中國開展的經濟合作，東南亞的部分國家在政治經濟體系上不得不說出現了“中國化”的現象。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判斷。中國的崛起有必要進行多角度的研究。如果採用“中國崛起後將稱霸世界”或“在東亞建立勢力範圍”這樣的思維方式，就無法理解中國崛起的意義。中國的崛起對東亞的地區秩序、周邊各國的行動，乃至跨國關係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效果，這些只有通過系統性的探討和研究，才能理解中國的崛起​​對本地區所具有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