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交的轉折點——能否掙脫近代外交的桎梏？

近代以來的外交原則

是繼續堅持近代以來的外交原則，還是確立全新的原則？或許我們可以認為，中國外交如今正處於這樣一個轉折點。

近代以來的中國外交主要存在三大原則。第一個原則是重視主權和統一。這是指對遍及中國自己設定的國境線範圍內的領土和國民廣泛地行使主權，如有其它政權行使主權，極力阻止和驅逐；如果存在其它宣稱自己是中國中央政府的政府，將最大程度地打壓其外交空間，進而排斥並實現統一。這一點意味著所謂的“讓中國成為不折不扣的中國”才是中國外交的根本所在。

第二個原則是開展有利於中央政府的政策，尤其是有利於內政的外交活動。這不僅意味著外交是內政的延伸，也意味著內政有可能受到外交的推動，兩者具有雙向聯繫。這與第一個原則也存在重合，意味著內政方面的原則也可適用於外交原則。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並非將自己封閉於國際社會的動向之外，而是與國際社會保持著各種聯繫，並將受其影響而發生變化。

第三個原則是提升國際地位。這既是實質層面，又是感覺層面的東西。實質層面，即是在國際聯盟和聯合國等國際組織中的定位，以及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同盟國中“四大國”之一等目所能見的國際地位；而感覺層面，則是指在國際傳媒的評價和世界言論中的定位等。儘管後者是不可見的，但中國卻時常對此反應敏感。

上述幾點也可以說是所有主權國家共同的原則。但中國迄今以來一直非常重視其“近代性”。而對擺脫了近代的重負之後將何去何從的問題，或許沒有做過明確的設想。

源自受害者心理的近代外交

上述原則之所以具有意義，是由於它產生於近代中國遭受侵略，且國力尚未恢復到“原本狀態”之階段。如果國家主權受到列強侵犯，確實有必要將之奪回；為避免國內的分裂，民族主義也會起到有效作用。此外，在中國的國際地位尚不很突出的時期，即使將中國國內旨在展現中央政府合法性的原則直接用於外交活動，恐怕也不會遭到國際社會的指責。而且，在恢復中國本應擁有的大國地位這樣一種“正義”的名分之下，提升國際地位被賦予了正當性。

然而，中國在政治、軍事和經濟等各方面向大國化發展的速度遠遠超過了政府當局的預測。堅持歷來的外交原則便隨之變得困難起來。力圖維護主權，過度敏感於統一問題，縮小了中國在領土等問題上做出妥協和協調的空間，遭致周邊各國的指責。此外，成為大國之後，需要與國際社會相互協調，並為國際秩序的形成做出貢獻，而僅僅重視與政府各項政策保持一致、開展過度堅持本國利益的外交活動，也受到來自國際社會的批評。

外交原則相繼調整

即便是在如此困難的情況下，中國也可以只針對各個問題，採取最有利於國家利益的應對措施。然而，隨著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走向多樣化，以及中國國內處於各種立場的人士開始參與外交活動，國家利益的內涵已不早像以往那樣單純，政策決定過程也不再那麼簡單了。尤其不可忽視的，是國內輿論和各種利益集團的動向。特別是輿論的動向，中國政府通過教育和宣傳樹立起來的“中國是受害者”的形象已經深入民心，中國民眾強烈反對已經成為大國的祖國仍然開展謹慎的外交，開始要求國家在主權和統一等問題上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他們甚至欲無止境，要求向世界宣揚國內的常識和邏輯，進一步提升國際地位，獲得國際社會的尊敬，為中國外交施以巨大的壓力。中國政府在國內激發的民族主義如今反而制約了外交。

至少自鄧小平政權以來，中國外交一直將“（經濟）發展”作為主要目標。上述三大原則自然長期得以維持，儘管“歷史”受到重視，民族主義情緒也被喚醒，但從國家利益判斷，始終將“發展”視為重中之重。因此，在與中亞各國的國境線問題和圍繞南海主權等問題上，中國也曾做出過一定程度的讓步，謀求與周邊各國改善關係。與西部大開發協同並舉，促進發展中國邊境地區與周邊各國經貿關係，也可說是此舉的另一意圖所在。在這一點上，胡錦濤政權成立之初也是相同的。

但是，進入2006年以後，中國對這種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的外交政策做出了調整。除了發展外，“主權”和“安全”被列入了主要原則之中。據稱，經過2008年的奧運會，2009年又一次採納了積極的對外政策。實現了經濟發展的中國已不再需要為“發展”而謹言慎行了，在有關主權和安全方面應該比以往取得更加積極的外交成果——類似這樣的言論日益多見，實際上，政府首腦的發言中也出現了讓人聯想到上述思想口號的一些調整。

中國外交的兩難困境

在胡錦濤政權任期的後半段，諸如“中國在對外政策上還要忍耐到何時？”“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有異於往昔，應該發洩長期以來積壓的憤懣了”之類的質疑和呼聲開始多起來。對此，存在著“中國還是一個開發中國家，應該重視發展，盡可能與周邊國家及國際社會尋求協調”的論調，也不乏“中國已經走出了開發中國家的階段，應在主權和安全方面積極表現的同時，履行作為世界大國的責任”的主張。

實際上，中國一方面展開著大國外交，另一方面又因東海和南海等問題而身處困境之中。在協調國內民族主義情緒與國際社會責任論的同時，如何去滿足國內外的多樣化要求呢？可以認為，眼下中國正力求做到在對內協調主權和統一等問題的同時，在國際社會中以不與國內政策衝突且能夠滿足國內民族主義要求的形式，履行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責任，由此來應對中國威脅論和對華批評。

能否衝破近代歷史的羈絆

基於長達百年的收回主權和統一全國的中國外交政策，究竟會否得到一定程度的調整呢？此外，旨在維持政權的對內政策與對外政策之間能否得到協調呢？有沒有一種讓國內外都能接受的提升國際地位的方法呢？這類問題如今均擺在了中國的面前。

眼下，針對這些問題，中國似乎還沒有找到互不矛盾、具有統一性的答案。針對主權和安全，劃定了核心利益這條不可妥協的界線，縮小了可展開談判的空間，對領土的解釋也以法令等形式固定化，僵直地理解歷史原委，由此縮小了談判的餘地。這些舉措可以滿足國內強硬派的要求，但反過來也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在處理外交事務上失去了協調性。此外，將經歷了種種歷史變遷的地區稱之為“自古就是中國的固有領土”的做法，被周邊國家理解為一種“威脅”。

在安全保障方面，一面力圖收復失地，一面又抱有近代以來遭受侵略的意識，所以對周邊國家增強軍備的行動反應敏感，並不斷加強自身的軍事力量，以至於進一步加劇了周邊國家的受威脅感。在提升國際地位方面，即使回應了國際社會的要求卻難以得到尊敬和尊重這樣一種焦躁感，也始終難以消除。

眼下，中國外交在面對國內外各種要求時，還停留在如同製作馬賽克一般的個別應對水準上。或許可以將此視為中國外交處於雖無法衝破近代歷史的羈絆，但又在開展各種摸索的階段。

掙脫歷史與發現歷史

在這種嘗試新的探索的過程中，針對中國外交一直奉為金科玉律的“不干涉內政”原則，出現了“建設性介入”這樣一種論調，即認為如果符合當事國的意願，又有國際社會的要求，且在中國力所能及的情況下，中國有可能干涉他國內政。

另一方面，考慮到與周邊國家的諸多問題，又出現了一種回顧歷史上冊封和朝貢的時代，希望從中學到經驗的傾向，這也是最近令人深感興趣的現象。從歷史研究的角度來看，這種論調很是有些離奇之感。因為這往往是在周邊國家與中國各王朝和平共處、中國受到尊敬和尊重這一前提下被論及的。眾所周知，關於冊封和朝貢的問題，漢文史料中記錄的情況可以說反映的是中國王朝的觀點，未必反映了對象國的意志。換言之，能否說冊封和朝貢曾是各國間通行的國際秩序這一問題，還有必要展開研究。因此，如果從先驗論出發將基於漢文史料的國際秩序理解用於現今中國外交的參考，最終又難免會變成一種不被周邊國家理解的外交模式。

總之，中國內部伴隨近代以來對自我認識的不確定性，在對外政策方面也表現出明顯的搖擺不定或支離破碎的形態。儘管中國在此過程中進行了各種摸索和嘗試，但它將對今後產生何種影響還不得而知。不過，就目前來看，由於中國國內社會發展呈現多樣化，政策決定過程趨於複雜化等，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對外政策恐怕會愈發難以預測。

我們很難預測中國“漫長的近代”是否還將繼續。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在掙脫了近代枷鎖後放眼前進道路的時代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