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日本能源政策面臨的選擇
對“能源問題思維方式”的考察

神里達博 [作者簡介]

[2012.11.21]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在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對能源政策的調整問題上,能否脫離核電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大阪大學特任副教授神里達博指出,在這歷史的重大轉折點上,有必要從更廣闊的視角去審視能源問題,並在這裏對具體的“方式方法”做一考察。

2011年夏,當時的首相菅直人非常重視由東日本大地震引發的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宣布實施將原子能安全保安院分離出經濟產業省等多項原子能監管部門的改革,同是在內閣官房之下設立能源與環境會議(會議主席為國家戰略擔當大臣),從根本上調整國家能源政策。同年7月29日公布了《旨在制定‘能源與環境創新戰略’的中期整理》 報告,稱政府將不設禁區,全面驗證過往的政策,從零開始制定新的能源與環境戰略。

該報告主要提出了以下三個理念。首先是在考慮經濟性的同時,降低對核電的依賴,構建新型的最佳能源結構;其次,以“解決問題的先進國家”為目標貢獻於國際社會,實現分散型能源體系;第三是不斷與國民展開對話和討論,使這些政策在徵得廣泛民意支持的基礎上得以實施。報告稱,將在2012年夏季制定以此三大理念為基礎的新戰略。

如果這個計劃能夠實現,便意味著長期以來事實上由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原子能委員會、環境省等分別制定的能源與環境相關政策將由首相官邸主導統一制定,這在我國歷史上將具劃時代的意義。

作為制定上述新戰略的一環,目前的“能源基本計劃”調整工作,特別是關於“能源結構”的討論尤為引人矚目。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日本主要依據通商產業大臣(當時)的諮詢機構——綜合能源調查會(※1)制定的“長期能源供求預測”來推進能源政策。然而,國內外形勢已發生變化。2002年通過議員立法方式制定了“能源政策基本法”,該法規定,政府應制定能源基本計劃作為有關能源供求的基本方針,並且至少每3年必須進行一次調整。最新的基本計劃是鳩山由紀夫內閣於2010年制定的,但這份計劃此次也將“從零開始”調整。

針對能源基本計劃的調整,經產省下屬的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2)從2011年秋季起展開了討論,而在各種論點中,由該調查會的基本問題委員會負責討論的到2030年時將核電在總電量中所佔的比例控制在什麼程度,即能源結構的問題吸引了社會的廣泛關注。考慮到發生瞭如此重大的核事故,且實際上仍處於尚未平息的狀態,或許自然就可以理解關於確定何時、何種程度放棄核電等問題的議題為何容易引起人們的關注了。不過,如果考慮到我們現在正處在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轉折點上,那麼恐怕就有必要從更加廣闊的視角來把握情勢了。

因此,本文將略微偏離上述討論,將著眼點放在探討能源問題的“前提”上來。對人類而言,能源到底是什麼?在這場討論中,應該注意哪些問題?我們又應該以怎樣的“方式方法”來面對當前的能源問題?我想對這些問題展開一些思考。

能源問題的複雜性

說得極端一點,能源支配著文明的興衰。比如,有學說認為古代地中海世界之所以走向衰敗,主要是由於作為能源的森林遭到過度的砍伐。此外,正如大家從歷史教科書上知曉的那樣,大不列顛島上的煤炭得到成功利用對工業革命在英國的興起產生了決定性的作用。對國家而言,能源始終都是本質性的課題,無論過去還是現在都是如此。

又如石油早在20世紀前半期就開始得到了利用,即便進入了21世紀的今天,它依然是各個社會體系不可或缺的動力。人們常說“科學技術的進步”是現代社會物質繁榮的重要因素,然而,假如沒有發現大型油田,恐怕就不會有今天這種形式的文明。

“經濟成長”本來就與能源的消費量密切相關,儘管存在爭議,但20世紀的經濟成長也有可能是廉價且具有高能量密度的石油能夠自由消費所帶來的結果。或許正因為如此,90年代才會聚焦溫室氣體問題,並將其一舉提升到國際政治舞台最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來。

可以說,能源就是這樣左右著物質文明的“現代”社會,是從深層決定我們存在的最本質的條件之一。能源被認為是我們的社會中所無可替代的,因此,它在任何場合都容易帶上(廣義的)政治色彩。首先,讓我們一起來確認這個基本事實。

最典型的是關於石油儲量的討論。人們一直在說,石油“將在30年後枯竭”。然而人們估算的石油枯竭之日猶如魔術一般一再推遲。這是由石油(可採)儲量的計算方法引起的。儲量會因各種因素而發生變化。比如,開採技術進步,或原油價格水準升高,那麼即使沒有發現新的油田,“可採儲量”的數字也將自動增加。

此外,調查儲量這項工作本身需要花費巨大的成本,並不是任何人都有能力去做的。因此,從理論上來說,一部分人壟斷性地控制這些數字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實際上,儲量數據有時還被國家機密這層面紗所掩飾。而且,人類已知的畢竟也只不過是地球內部結構中極其有限的一部分,在很大領域內還是根據已知數據補充、推斷得出的,其誤差不可忽視。

結果,對地球上到底存在多少原油這一問題,準確的數據無人知曉。至少,技術、經濟或政治前提不同,其估算量會出現巨大的波動。比如,雷曼危機爆發之前,經常聽到“石油頂峰(Peak oil)”這個詞,形容石油產量將在某個時間達到極限,可最近又如何呢?其實,這樣的“警句”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開始時隱時現,但每次都會遭到各種反駁。

單單是石油的儲量就有如此難以捉摸的特性,而這僅僅是供應方的不確定性,要準確把握問題,還必須考慮到需求的不確定性。不過由於未來的社會狀況、消費者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等複雜的參數會理所當然地從中產生影響,所以我們很容易想像這是一個極難破譯的問題。

科學的灰色地帶

此外,在討論能源問題時,我們往往會在不知不覺中踏入應被稱為“科學灰色地帶”的領域。

首先,毋庸贅述,關於近年來的能源問題,我們還必須考慮“全球暖化對策”這一新的條件。然而時至今日,對“因人為排放二氧化碳造成氣候變化”這一現象本身,還存在一部分堅定的懷疑論者。圍繞2009年從英國某大學洩露的有關氣候研究人員之間的電子郵件內容,人們懷疑全球暖化數據遭到非法操縱,此所謂的“氣候門(Climategate)事件”更為懷疑派增添了莫大的信心和勇氣。

此外,除了圍繞全球暖化的爭論外,有關能源問題,與學會的主流派學說格格不入,即所謂的“灰色學說”,有時會引起普通民眾的關注。

1990年前後曾一度受到關注的“常溫核融合”可算作一個典型的例子。當時,普通傳媒也表現出了極高的興趣,認為或許有望通過簡單裝置實現夢想中的核融合反應。但現在,許多物理學家對這一現象持懷疑態度,少數仍在開展研究的支持者也基本承認,假設這種現象實際存在,但作為能量源,則輸出功率太小,恐怕沒有什麼利用價值。

再舉一個例子。一般常識認為,石油和天然氣是生物化石在地質學時間的流逝中發生質變而形成的,但也有一部分人主張稱,它們與生物無關,是一種無機礦物。這種觀點最早是由發現了元素週期律的科學家德米特里・門得列夫(Dmitrii Mendeleev)提出的,但後來由於發現了許多表明它們源於生物體的證據,所以就逐漸被淡忘了。不過近年,因“穩恆態宇宙理論”而知名的宇宙物理學家湯馬士・戈爾德(Thomas Gold)強烈主張“石油無機起源學說”,於是再次備受關注。假如這種觀點正確,那麼就意味著石油儲量將遠遠大於現今人們的推測。儘管這一理論的支持者並不多,但我們也不能說它一定違背科學。

在科學的邊緣地帶,要判定一個事物到底是偽科學還是真科學,並非像普通人想像的那麼簡單。在科學哲學範疇,這叫做“界線問題”,是一個重要的論題。在此,暫不評價上述學說的可信性,但可以指出的是,有關能源的研究似乎極具吸引這種灰色地帶的特殊魅力。

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恐怕是因為能源對於現代社會太過重要,所以某些可能性即便通常不值得研究,但也會有人躍躍欲試。能源相關研究在某種意義上帶有一種賭博性,用略帶失禮的話或許可說是“一中值千金”。另外,一旦成功,整個社會都能分享“紅利”,所以總是吸引著人們的熱切目光。縱然是充滿了冒險的嘗試,但只要考慮到那種“期待值”,就極其“經濟合理”了。

反式科學

讓我們再回到本文開頭提到的問題上來。現在,針對如何發展未來的能源,尤其是核能發電問題,日本國內一直存在著兩種聲音。儘管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對立早在福島核電廠事故發生以前就已存在,但即便是在菅直人前首相指出“不再依賴核電”這一方向後,圍繞今後的發展方向,仍然很難統一意見。在這種情況下,能源基本計劃已是呼之欲出,而我們應該如何面對呢?

如前文所述,“能源”在本質上原本就是極具政治色彩的東西,展開科學、客觀的討論很不容易。因為問題將隨構想、選擇的不同而發生變化。文章開頭提到的能源與環境會議的“中期整理報告”中出現了“將根據客觀數據的驗證結果來研究戰略問題”的表述。作為方向性而言,這完全沒錯,但不僅是核能,甚至是在所有能源問題上,那樣的表述都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

其實,這種問題在現代社會的其它領域也十分常見。儘管問題本身具有科學性,但單憑科學卻難以得出答案,這樣的問題曾被美國核物理學家阿爾文•溫伯格(Alvin M. Weinberg)稱作“反式科學(trans-science)”。早在20世紀70年代,他就已經註意到包括核能發電在內的涉及核物質的科學技術屬於這一領域的問題,提出需要一種新的把握問題的方式。

所謂反式科學,按關係圖形式來說,指的是執行價值判斷的“政治”領域與執行事實判斷的“科學”領域相互滲透的重疊部分。安全標準的設定、生命倫理、環境問題等眾多現代問題都與此有關。

能源的前景也是如此。除了供應方的技術性預期外,消費者選擇怎樣的未來生活或許也將對其產生巨大影響。另一方面,在思考應當選擇的能源屬性時,儘管穩定供應性、經濟性、安全性、環保等各種條件都是需要考慮的要素,但對於應該重視什麼以及如何重視等問題,僅憑科學和客觀的討論恐怕不可能得出結論。

當然,我們在這些問題上也可以選擇聽從“專家”的判斷。可是,正如此次的核電事故一樣,如果將社會影響過大的問題完全拋給專家,不僅會讓專家們感到負擔過重,而且恐怕也得不到社會的認可。僅從這一點我們也能明白,能源問題縱然在表面上具備科學性,但本質上仍然屬於反式科學的課題。

什麼是與能源問題打交道的做法

假如真是如此,那麼針對作為公共課題的能源問題,我們應該根據怎樣的步驟來做決定呢?

就日本來說,過去(說得更精確一點大概是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前)完全將專家構成的審議會置於政治決策的核心地位,其中也包括了能源政策。可是,控制全局的政府下屬的事務局通常會在召開會議前就已經預測了討論的妥協點,並為引導大家走向這個落腳點而反過來確定委員人選,儘管許多有識之士也對此持有批評意見。總之,冷戰結束後,在日本社會價值觀日趨多樣化的過程中,上述基於政府權威的協調方法將逐漸失去說服力。

尤其是本次核電廠事故發生後,社會上流行將這種在上述審議會內(看似)為政府的意志賦予了權威光環的研究人員稱作“御用學者”。這種現象也表明人們對專家及其學術活動整體的懷疑日益擴大,其本身伴隨著危險。不過,在此想指出的並非這類爭論,而是如前文所述,是對反式科學的課題應該如何決策這一問題。

無庸贅述,如果離開了專家,處理高度技術性課題依然是困難的。然而另一方面,針對僅憑專家無法決定的、包含複雜的價值判斷在內的問題——“能源的未來”就屬於典型的此類問題——我們至少應該有所覺悟,單純依靠傳統的審議會是不可能解決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必須摸索出一套機制,讓專家以外的人員按照某種規則參與反式科學問題的討論(※3)

其實,從20世紀末期開始,許多已開發國家就已經開始廣泛展開基於這種問題意識的全新嘗試了。 “共識會議”“市民陪審”“參與型預算”等各種方法不斷得到實踐,雖然在此無暇詳細介紹,但這些都可以被稱作市民參與專業討論的途徑,或者我們也可以將之視為一種旨在完善代表制民主主義的討論式民主主義的一種實踐。

此次,在制定能源基本計劃之際,政府表示將重視國民層面的討論,具體將嘗試採用“討論型民意調查(Deliberative Polling)”這一手法。討論型民意調查是史丹佛大學的政治學家James S. Fishkin發明的,具體做法是從普通市民中隨機選取300人展開小組討論,再將由此產生的疑問帶到全體會議上與專家進行交流,重複數次這個循環過程,調查參加者在這一過程(通常為3天2夜)前後的意見變化。它與普通的民意調查不同,可以觀察到經過深思熟慮的民意情況。

通常情況下,開展討論型民意調查需要相當長的準備時間,而此次政府公布的實施計劃則沒有多少時間餘地,所以有人對此提出質疑(※4),但至少我們可以認為,政府開始嘗試這種新方法的行為本身無疑是巨大的進步。想必人們都希望政府認真檢驗本次嘗試的經驗,提煉出更適合日本社會的方法。

2011年3月11日的地震和海嘯,以及緊隨其後的核電廠事故讓我們失去了太多東西。但如果我們每個人都能將之作為切身的問題進行思考,並能促成新時代“商討國事的方式方法”的形成,那麼我們也算是對後人盡到了些許責任吧。行文值此,衷心期待上述想法得以實現。

(2012年7月12日)

主要參考文獻

小林傅司《反式科學的時代》(NTT出版,2007年)
萱野稔人與神里達博《沒落的文明》(集英社新書,2012年)
篠原一《討論式民主主義的挑戰》(岩波書店,2012年)

標題背景圖片:參與政府下屬能源與環境會議提出的“能源與環境問題的選擇”相關討論型民意調查小組討論的參加者(2012年8月4日,東京都港區,產經新聞社提供)

(※1)^ 1965年作為通商產業省下屬機構成立,1973年資源能源廳作為通產省的外設直屬局成立後,轉歸該廳管轄。

(※2)^ 2000年實施省廳整編改革後(通產省整編為經產省),綜合能源調查會被改組為綜合資源能源調查會(調查會於2001年1月改組)。

(※3)^ 或許也會有意見認為那正是議會的責任。然而,在代議制下,人們無法針對個別問題直接、決定性地反映自己的意見,這逐漸成為了“民主主義的桎梏”。比如,針對年金制度、防衛政策、能源政策、教育制度,持有各種不同意見的人們如果只能選擇A政黨或B政黨中的某一方,那麼恐怕始終會有人抱有諸多不滿。政黨政治的清晰度並不符合現代社會的複雜程度。有人指出這有可能造成人們不關心政治,造成政治實質的空洞化。

(※4)^北海道大學、大阪大學等機構的研究人員主導提交了意見書。筆者也署名表示了支持。

  • [2012.11.21]

大阪大學傳達設計中心特聘副教授。主攻科學史、科學技術社會論。生於1967年。1992年畢業於東京大學工學系(化學工學專業)。2002年獲得東京大學研究所綜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專業)。曾供職於原科學技術廳、原三菱化學生命科學研究所,曾任東京大學研究所工學系研究科原子能國際專業特聘副教授等職,2012年4月起任現職。主要著書有《食品風險——BSE與現代性》(弘文堂,2005年)、《科學技術的政治學》(城山英明編,東京大學出版會,2008年,參與撰稿)、《沒落的文明》(與萱野稔人合著,集英社新書,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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