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習近平新政權面臨國內問題的嚴​​峻挑戰
缺乏強勢領導人的中國權力結構的前景

富坂聰 [作者簡介]

[2013.01.09]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在2012年11月的“十八大”上中國領導人將換屆。中國的國家權力處於怎樣的狀況之中?習近平領導的新一代領導班子將會面臨怎樣的情況?請看新聞工作者富坂聰對這些問題的剖析。

按照原定計劃,將於今年11月8日拉開帷幕的“十八大”(中國共產黨第18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會完成十年一度的領導班子大換屆。截至撰寫本文之際,除了習近平國家副主席被認為肯定會就任黨中央總書記外,其它許多職位還沒有定論——由於已經召開過北戴河會議(共產黨中央領導班子和元老每年夏季聚在避暑勝地北戴河召開的非正式會議),所以應該已確定,只是還沒有公布——在現階段談論“中國權力結構”這一話題,不免會感到一些壓力,但儘管如此,卻絕不意味著新領導班子陣容尚未揭曉就無法談論中國的權力問題。

鄧小平遺威——將隨“十八大”的人事變動而消逝

理由很簡單。因為我們可以認為,帶領當今中國前進的並非強勢的領導人或領導班子,而是大家都遵從著中國共產黨這一組織模糊不清的意志。這是鄧小平在1978年提出改革開放政策後形成的黨的價值觀,這就如同一個企業失去了強勢獨斷的創始人,領導團隊在面對現實時總要反覆揣度前輩的遺訓。

不過,至少是在人事方面,鄧小平的這種遺威將在本次“十八大”後消失。

鄧小平去世後,中國共產黨失去了強勢的領袖。這意味著共產黨內“憑藉實力爭奪”領導人席位的時代終結,進入了“被推選”的時代。可是,從鄧小平到江澤民,乃至胡錦濤這一代一脈相承下來的權力是否就是誕生於這種推選“體系”呢?並不一定如此。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且不說江澤民,就連胡錦濤也是鄧小平早就指定的接班人。換言之,1997年鄧小平去世後,經過15年,沿著鄧小平鋪設的路線走到今天的共產黨在人事這一點上終於迎來了獨立之日。

說句題外話,在日本經常被提到的江澤民“海派”與胡錦濤“團(共青團)派”存在對立的說法並未得到現實的佐證,被視為海派人物的一幫人之間的關係也並不一定融洽,如果將這種矛盾的現象解釋為從上海集中選任人才的​​做法其實並非江澤民的主意,而是鄧小平的意思,那麼一切問題就都說得通了。

另一方面,鄧小平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總是引發其意志與現實之間的差距。這類似於在一個學校中,老師指定的班長和現實中領導班級的學生未必一致這樣的問題。因此,鄧小平欽點的領導人與不服其安排的實權者之間就會產生摩擦,這就演變成了挑戰江澤民權威的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挑戰胡錦濤的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和挑戰習近平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也可以理解為對整個領導班子的挑戰)這三次激烈的政治鬥爭。

江澤民和胡錦濤——緊要關頭,優柔不斷

江澤民與胡錦濤因擊敗了這樣具有挑戰性的政敵而在政權後期贏得了“強勢領袖”的評價,樹立了無愧于一黨統治體制下的領導人的形象。但另一方面,鄧小平之後的領導人從來都沒有發揮強大領導力做出過重大​​決斷。不僅如此,甚至在某些必須做出重大決策的場合放棄思考,這是一個突出現象。

早在2001年就出現了因中國戰鬥機過於接近美軍EP3偵察機而自身墜毀的EP3事件。當時,對於美國試圖取得聯繫的接觸,江澤民甚至銷聲匿跡長達8小時,未做出任何回應。胡錦濤政權也延續了這種傾向,在北韓強行開展核試驗及對日關係緊張等事件上都表現得十分明顯。最近,在處分薄熙來的過程中,動作的遲緩是有目共睹的。儘管可以認為決斷需要時間是因為需要“協調”各方,但不管怎麼說,恐怕我們可以說這是一個不能指望強勢領導人獨立做出決斷並貫徹執行的政權。

儘管日本傳媒上出現過“溫家寶受到孤立”“江派捲土重來,溫將被追究責任”等報道,但無論是誰都不會作為個人被追究政策責任,這也正是因為上述原因。

中國的政治史可按照江澤民的前期和後期來劃界。隨著鄧小平不再擔任現職,中國被定位為進入了集體領導體制的時代。這種變化如同個人企業變成上市企業,而問題就在於這樣一個事實,繼承了權力的董事會仍然只能繼續使用鄧小平描繪的舊設計圖。

至少現任領導班子沒有力量推翻鄧小平確定的對內改革開放、對外韜晦(韜光養晦)外交這一路線(儘管有觀點認為韜晦外交已被修改,但我無法理解他們說的是在多高級別的會議上取消了鄧小平路線)。因此,政策追不上瞬息萬變的現實這一問題在當今中國已變得越來越嚴峻。

薄熙來——懲治腐敗,贏得喝彩

具有這種象徵意義的就是,薄熙來3月被撤去重慶市黨委書記職務,9月末被剝奪黨籍的事件,以及曾被人們拿來與薄作為競爭對手關係進行對比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的政治手段。

本文不談薄的事件。希望大家注意的,莫如說是他在重慶推行的政策,即“唱紅打黑”。“打黑”意味著打擊黑社會的運動,其根源在於遍布中國的“警匪一家”這種現象。這指的是地方當權者與黑惡勢力勾結,壟斷地方利益,其最大弊端就是“徵購土地”。用極其低廉的價格從弱勢群體手中收取土地,牟取暴力,如有反抗者,就動用黑惡勢力。由於警察和法院也是幫兇,所以弱勢群體無法反抗,老百姓只能忍氣吞聲。

在這樣的背景下,薄熙來在重慶徹底打擊“黑社會”,最終逮捕了身為黑惡勢力頭目的現任公安局副局長,贏得了來自全國的喝彩。

另一方面,“唱紅”是為了重拾當年共產黨的優秀傳統而組織大家唱革命歌曲的運動。起初,這是一種在逐漸淡忘了文化大革命悲慘記憶、具有懷舊情緒的一代人中興起的懷舊熱潮,但逐漸帶上了越來越濃重的政治色彩。促使這種變化浮出水面的事件是網民對著名學者茅于軾批評毛澤東一事的反應。

茅教授對毛澤東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其後期政策的錯誤,並沒有什麼新內容。然而,網民的反應卻出人意料般的強烈,對茅教授發動了毫不留情的攻擊。有趣的是他們用於反駁的觀點,網上充滿了“文革時期的中國社會比現在更加公平”“如此眾多的腐敗官僚橫行於世的社會還不如文革時期”這樣的言論。

如此看來,薄的“唱紅打黑”明顯就是糾集了這樣兩種勢力,一是長期對權勢者的肆意橫行忍氣吞聲的絕大多數弱勢群體,二是沒有嚐到改革開放甜頭而否定現狀人群。

現任領導班子對此動向的危機感被濃縮在了薄受到處分的前一天,即3月15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後的記者會上溫家寶總理說的兩句話中。他說,“現在有一股企圖再搞文化大革命的勢力”,還說“(如果不徹底推進改革)共產黨也許就會喪失迄今為止積累起來的一切”。

雖然黨中央已經消除了薄這個威脅,但懷有不滿的大眾——這片薄熙來曾希望播下種子的豐饒土地至今仍留存在中國。如果有望獲得巨大的收穫,就很有可能出現敢於成為第二個薄熙來去嘗試冒險的政治家。對於現任領導班子而言,苦惱的是能夠清除這股勢力的手段已被鄧小平路線這樣一個過於龐大的價值觀封禁了。比如,如果要對分配問題動刀子,一旦觸及到根本性的問題,必定會重新挑起鄧小平在20多年前已下定論的“姓資還是姓社”這一問題的爭論,在改革開放後根據這種價值觀被選出的現任領導班子除了微調以外,別無選擇。

汪洋——實踐“徹底改革”,卻仍未擺脫行動遲緩的形象

在此過程中,常常會被拿來與薄作比較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在一線實踐了溫在全國人代會後說的“徹底改革”。2007年赴任廣東的汪首先強調的是思想解放。他在同年末的講話中,發布號令稱要“殺出一條血路”以進一步推進改革開放。這次講話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點恐怕要數其中曾多達22次地使用了“解放思想”一詞。

具體來說,要在村級和單位級別的基層幹部選舉方面引入直接選舉制,要變革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的職能,要建立司法機構改革和反貪污制度,並將政府的職能改革提上了日程。共由19個項目構成的深圳改革措施中,位列第八的是推進國民參政(不過這當然是以共產黨的一黨統治為前提的),在廣東省內外都引起了轟動。其中,提出了將在區長選舉中採用差額選舉(會出現一定比例的落選者的選舉,而非信任選舉),且未來將在具備條件的前提下採用選舉方式挑選市長等目標。此外,汪還提到了傳媒對權力的監督作用和“行政權三分”。

將汪與薄的做法對比來看會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汪在改造社會方面的嘗試比薄更加具體、切實,而且在黨內也做出了需要勇氣的決斷,但在面對迅猛變化的現實時,卻擺脫不了動作遲緩的形象。相反,即便必定會招致社會的混亂,人們依然對薄那樣的猛藥反響更大。

權力——開始向共產黨外流失

歸結起來,這大概是認為簡單的改革無法改變現狀這樣一種國民感情得到反映的結果。之所以這樣說,也是因為在共產黨推進的改革開放政策下,隨著世代不斷更替,不僅黨的正當性趨於弱化,就連現實的權力所在也開始不受共產黨的意志限制而向黨外流失。

標誌性的現象就是國有大企業的崛起。據說國有企業一把手的年薪上限被設定為6千萬元(月收入5百萬元),相比中國普通工人2千到3千元的月收入,簡直是異常的高薪。社會主義中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實際上,這其中糾纏的問題在於共產黨官僚們擁有兩部分收入,​​一份是向國民公開的較低年薪,另一份是旨在滿足實際地位感的隱秘收入。換言之,就是中國人說的“灰色收入”。其實絕大部分就是賄賂。作為產生這種隱秘收入的裝置,不可缺少的就是國有企業。將業務優先分配給國有企業,使其壟斷市場,讓它賺得盆滿缽滿,然後再​​通過賄賂的形式將這些利潤回饋給官僚。在民間企業興盛的20世紀90年代末到21世紀頭五年,這還只是一個小問題,但國有企業再次崛起,在“國進民退”現象開始凸顯的雷曼危機後,它們就在社會中佔據了更大的比重。受到全世界盛讚的4兆元巨額投資雖然成為了世界經濟的一場及時雨,但也產生了一舉拉大國內貧富差距的嚴重副作用。

現在,儘管中國也在與這一過程中出現的腐敗結構做鬥爭,但共產黨官僚不可能親手處理為自己創造隱秘收入的裝置。不僅如此,如今在日常生活中,相對於黨的意志,企業意志的集合對中國的影響更大,這一現象已十分突出。中國海洋石油公司在南支那海(中國稱南海——譯註)問題上扮演的角色便是一個典型象徵。

對於這一現實,黨中央正力圖發揮傳媒的監督作用。然而,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新媒體,僅在地方層面能夠發揮監督和威懾作用。因此,地方政府成為了自來就受到保護的中央權力與不斷崛起的民意之間的夾心層,不斷被剝奪活力,這種現象已越​​來越明顯。

在盲人律師、民主活動家陳光誠進入北京的美國大使館事件中,正如他向溫總理狀告地方政府的暴行一樣,說明地方與中央未必總是擁有一致的利害關係。僅允許傳媒對地方發揮監督作用的行為在決定性的意義上拉大了地方和中央之間原本就存在的距離,甚至加速了地方的陽奉陰違。

民意——日益兇暴,不會等待遲緩的改革

對於難以避免正當性逐漸弱化的共產黨而言,如果考慮到只有經濟發展才是能夠安撫國民的材料,那麼在放緩發展速度進行調整這一選擇上也會存在局限性。同時,基於前述理由,在政治上也很難做到毅然決然地調轉方向,實施重新分配。

換言之,現任領導班子不得不在明知會出現貧富差距這一副作用的情況下推進發展。此時,對於政權而言的最大威脅在於,“腐敗”的蔓延導致社會中充滿了意圖攻擊權力的能量。如果到了這一步,溫總理所說的“將會失去一切”的未來也將帶有現實意味了。

在難題堆積如山的背景下誕生的習近平體制需要解決的最大課題,無疑是如何維持共產黨政權,實現政治上的軟著陸。然而,我們很難想像迅速變得兇暴起來的民意會耐心地等待共產黨準備的緩慢的政治改革日程表。

(原文寫於2012年10月12日)

  • [2013.01.09]

生於1964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留學後,從事過週刊雜誌記者等工作,現為自由記者。著書有《中國的地下經濟》(文春新書,2010年)、《解讀中國報道的“幕後”!》(講談社,2009年)、《中國這個災星》(新潮社,2007年)等。

相關報道
專題相關報道
  • 估量“中國風險”成為世界大國的中國,同時存在著種種風險。鄰國日本應該如何與之相處?請看東京大學川島真副教授(nippon.com編輯委員)的分析。
  • 中國自然環境的光與影近年來,中國在經濟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發展成就。而開發行動背後加速惡化的,是森林破壞造成的嚴重缺水問題。立教大學的中國生態環境史專家上田信教授在此從文化角度論述了綠化的可能性。
  • 歧視性戶籍制度阻礙中國構建社會“安全網路”如今,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但地區之間巨大的經濟差距以及限制人們移居城市的戶籍制度導致了中國無法構建具有民主性質的安全網路。
  • 如何擺脫“資本過剩經濟”是中國的一大課題雷曼危機之後,中國經濟成為了全球經濟的領頭羊,但近來也出現了增速減緩的跡象。神戶大學梶谷懷副教授指出,中國“過剩資本的積累”滋生了經濟泡沫和貧富差距等問題,而如何遏制過剩資本將是習近平政權所面臨的課題。

精選視訊

最新專題

バナーエリア2
  • nippon.com專欄
  • In the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