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擺脫“資本過剩經濟”是中國的一大課題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直在改革開放路線下不斷轉向市場化的中國經濟迎來了重大的轉折點。第一，以1994年引入的分稅制為代表，針對過去曾在操作實踐上賦予地方政府巨大裁量權的財政及金融體系實施了改革，目的在於進一步強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過一定的規則予以管控。此外，還有另一個重大變化。過去，作為一個開發中國家，中國經濟一直被視為處在總體資本不足的狀態中，但由於持續的高速成長和旺盛的國內投資，中國經濟已逐漸轉變為“資本過剩經濟”。

資本不足經濟向資本過剩經濟轉變的原因可以歸結為江澤民政權時期（1992-2002年）實施的一系列經濟政策，諸如積極吸引海外資本、通過下放國有土地使用權推進城市開發、將過去由國有企業等提供的住宅轉變為市場化供應形式、利用財政補貼全面推進內陸地區基礎設施建設等。然而，人們真正開始注意到趨向“資本過剩經濟”的轉變和由此產生的“過剩資本積累”問題，則莫如說是在胡錦濤政權時期（2002年-）。

尤其是雷曼危機之後的經濟刺激政策，加大了政府對市場的干預力度，還引發了被部分經濟學家批判為“國進民退”的局面。因為這種與地方政府主導的過剩固定資產投資相配套的一系列經濟刺激政策並非解決“過剩資本積累”問題的根本之法，它只是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將問題推延。

“過剩資本積累”及其結果

首先，讓我們根據總體經濟學的動態理論來簡單整理一下何為經濟的“過剩資本積累”狀態。這裏所謂的“過剩資本積累”，簡單地說就是這樣一種狀況：儘管固定資產投資收益性已經下降，通過減少當前投資、增加消費的方法才能顯著增加經濟福利，但消費仍然受到抑制，資本投資還在進一步持續。

這時重要的是，“消費時間偏好率”與“投資收益性”之間的關係。“消費時間偏好率”指的是人們重視當前消費甚於未來消費的程度，這個概念是將當前消費設為單位1，按與其等價的未來消費之間的比值來進行定義的。當消費時間偏好率高於投資收益率時，減少當前投資、增加消費的做法更能增加經濟福利。

經濟處於“過剩資本積累”狀態指的是儘管資本存量得到了充分積累，投資收益率已經低於時間偏好率，但投資勢頭仍未衰減，資本積累還在向前挺進。在這種情況下，對於資產價格上漲帶來“資本收益”的期待將會彌補投資實質收益性的下降。換言之，資本的過剩積累與資產泡沫的產生具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這種資本的過剩積累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結果或許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1）房地產泡沫表面化
（2）經濟主體間的資產差距擴大
（3）產業“雙重結構化”趨勢的明顯化

房地產泡沫與差距擴大

其中，出現（1）房地產泡沫表面化這一問題的背景原因在於上個世紀90年代中後期實施土地制度改革後，地方政府獲得了將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給房地產企業或實業家的權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也可將單位住房出售給員工，住房逐漸走向了市場化、商品化。

從這個意義而言，作為一種“泡沫”屢屢被談及的房地產價格飆升問題的制度性根源顯然可以追溯到江澤民政權時期。不過，或許可以說，在江澤民政權時期，朱鎔基總理曾讓震懾地方政府幹部與企業勾結行為的“砝碼”發揮過作用，但在胡錦濤政權時期，這個砝碼漸漸失效，問題開始以頻繁發生資產泡沫這樣的形態浮出水面。

上述住房資產的私有化、市場化，以及包括土地使用權在內的各種資產價格的高漲將會拉大這些資產的“擁有者”與“非擁有者”之間的差距。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調查（李，陳，李，2006）指出，中國家庭人均年收入吉尼係數為0.496，而人均財產分配的吉尼係數為0.653，最高20%與最低20%的人均財產份額比甚至達到了72.4比1(*1)。可以認為，這種家庭經濟之間存量差距的擴大，甚至還通過資本收入的擴大對作為流通量的收入的差距擴大造成了影響。

產業的“雙重結構化”

再簡要談一下（3）產業“雙重結構化”趨勢的明顯化。這指的是產業結構分化成了貼近中央和省政府的企業及民間中小企業這兩種形態，前者可以通過依托政府的壟斷結構享受到更多收益，而後者將置身於激烈的競爭和低收益問題，這種所謂“國進民退”現象變得日益突出。尤其是中國在雷曼危機之後提出的經濟刺激政策，加大了政府對於市場的干預力度，導致了國有企業與非國有企業利潤率差距的擴大。

作為非國有中小企業來說，支撐其生存的信用基礎設施也很脆弱，容易受到金融政策收緊的影響。2011年秋季，浙江省溫州市的民間金融機構倒閉後，隨之發生了多起民間企業倒閉和企業家“跑路”事件，一度出現了信用危機。或許可以說，這反映了中國民間金融和民間企業的脆弱。

催生“資本過剩經濟”的主要原因

正如前文所述，進入胡錦濤政權時期後，中國經濟真正開始從資本不足經濟向資本過剩經濟方向轉變。之所以出現這種變化，無非是因為下述這些現像在胡錦濤政權時期變得更加嚴重了，它們甚至應該被稱為是造成“過剩資本積累”問題的主要原因。

（1）（地方）政府主導的積極投資行動
（2）勞動分配率的趨勢性下降
（3）企業保留盈餘的增大
（4）消費者的高儲蓄率

下面，我想分別論述一下這幾個現象。

（地方）政府主導的積極投資行動

可以認為，改革開放時期，在消費需求成長乏力的情況下，地方政府、銀行和房地產企業等組成的一種具有“社團主義（Corporatism）”性質的財政複合體通過積極的擴大投資行動，支撐了經濟的高速成長（梶谷，2011）(*2)。

上個世紀90年代以後，地方管轄的投資比例已超過全國總投資的50%，而且這一比例逐年上升，目前已達到近90%的水準。在社會安全網路（safety-net, 主要指政府通過社會救助或收入支持的方式對社會上最困難的群體提供最低生活水準保障的政策——譯註）尚未完全建立的情況下，長期維持經濟高速成長，相對於收入的成長，國內消費熱情並未得到調動，對於現在的中國來說，地方政府主導實施的固定資產投資已經成為了支撐經濟高速成長的國內需求的最大因素。

不過，關於上述地方政府積極投資的效率性如何這一問題，一些實證研究表示了疑問。

比如，樊勝根和Connie Chan-Kang（Fan and Chan-Kang, 2008）在1980年至2002年期間，針對高速公路建設迅速發展的同時，區域性更強的公路建設卻十分滯後這一狀況展開了令人頗感興趣的研究活動(*3)。他們首先整理了各等級公路的建設情況，然後將這些公路分為“高等級公路”和“低等級公路”兩類，就兩種公路的建設情況對提升城鄉生產力和改善貧困問題的貢獻程度進行了比較。最終，所有推算結果均顯示，修建等級較低，即區域性較強的道路所產生的經濟效果更大。此外，他們還指出，人們之所以推遲修建本來經濟效果更好的區域性公路，優先發展高速公路和幹線公路是因為對於地方政府而言，優先發展後者更容易獲得短期回報，這形成了一種激勵效應。

政府主導的積極投資行動的影響並非僅局限於道路建設這樣的基礎設施投資領域。可以認為，正如雷曼危機爆發後實施4兆人民幣經濟刺激政策這一事例所揭示的那樣，國有企業的設備投資行動也受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政策性導向的深刻影響。此外，在不同的地區，政府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的效率性存在很大差異。多項實證研究結果也顯示，在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這一政策的胡錦濤政權時期大張旗鼓重點推進的、側重於內陸地區的投資政策將造成資本的低效率分配，最終很可能加劇資本過剩積累問題。

勞動分配率的趨勢性下降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的總體勞動分配率呈現出趨勢性下降。可以認為，這種勞動分配率的下降與家庭消費需求的低迷具有密切關聯，容易誘發依賴於政府投資需求的經濟成長率基數上升。不過，經濟整體的總體勞動分配率推算數值在精度上也存在各種疑點。與之相比，可靠性更高的做法是採用個體數據，與製造業部門的勞動邊際生產率進行比較，評估勞動分配率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高估的手法。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後期，國有企業開始改革後，認為不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國有企業給員工支付了過多工資，進而影響了企業經營的論調流行起來。然而，中國的勞動分配率狀況在此後發生了巨大變化。不光不再是過剩分配，甚至出現了過少分配的傾向。

在這一點上，弗萊舍等人（Fleisher, Hu, Li, Kim, 2011）所做的研究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們採用1998年至2000年全國425家工礦企業的個體數據推算出了勞動的邊際生產率與工資水準的差距。結果顯示，教育水準較高的員工（技術勞動者）2000年的工資水準僅為邊際生產率的7.5%，同時，教育水準較低的員工（非熟練勞動者）的工資水準也只佔邊際生產率的19.2%，無論哪一類員工的工資水準都大大低於邊際生產率。通過觀察這些先行研究，或許我們可以說，本世紀以來，工業部門的勞動分配率甚至已經低於勞動生產率了，這一點幾乎是確鑿無疑的。

企業保留盈餘的增大

觀察中國各經濟部門的粗儲蓄率可以發現，進入本世紀以來，企業部門儲蓄率十分引人注目。可以認為，這種企業部門儲蓄率的上升，主要是由於難以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承受著沉重競爭壓力的中小企業便縮減工人工資、增加保留盈餘的結果。同時可以認為，由此增大起來的企業保留盈餘進一步促進了固定資產投資。換言之，我們可以認為，勞動分配率下降→企業保留盈餘增大→企業部門積極開展資本積累，形成了這樣一種因果關係。

消費者的高儲蓄率

另一方面，消費者也一直維持著較高的儲蓄率。其主要原因在於，因為社會保障制度，特別是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健全，作為應對未來風險的保險措施，家庭經濟不得不依賴於儲蓄。尤其是90年代中後期以後，國有企業改革將社會保障功能從企業剝離，住房開始商品化私有化，在這一系列改變中，由於作為避難所的安全網路並不夠健全，所以消費者出於尋求保險的動機，越來越傾向於增加儲蓄。

或許應該認為，以上列舉的四個現象中沒有任何一個能夠單獨構成導致過剩資本積累的主要原因，它們之間存在一種相輔相成的關係。比如，我們可以認為製造業部門企業保留盈餘減少了員工的工資收入，導致勞動分配率下降，這也成為了致使家庭消費低迷的重大原因。而在民間部門的消費需求成長乏力的背景下，中央及地方政府維持經濟高速成長和就業穩定局面所依靠的正是政府主導的、積極的固定資產投資活動。

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政府部門能夠建立高齡養老金等社會保險機制，完善社會保障等服務，在職人群的收入就會不斷向消費傾向更高的退休人群轉移，進而刺激消費，促使過剩的資本積累得到遏制。然而，中國政府採取的實際行動卻不是完善社會保障制度，而是通過財政及金融政策來刺激政府和民間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藉以消除當前的供求差距。如此一來，過剩資本積累就無法得到遏制，國民經濟也無法擺脫動態的低效率狀態。

習近平政權的政策課題

美國的中國經濟研究權威巴利・諾頓就胡錦濤政權時期為實現“和諧社會”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的經濟政策進行整理後，歸納出了以下幾點（Naughton, 2011）(*4)。

（1）實施了農村醫療及養老金改革等社會保障制度改革，推出“保障性住房”
（2）增加了針對農村、農業、內陸地區的補貼支出
（3）國有企業改革停滯和壟斷化趨勢加劇，資源向能源、資源和通訊等特定產業集中
（4）支持戰略性產業和“大型項目（megaproject）”，推進基礎性技術開發，實施更加積極的產業技術政策

或許可以說，除了（1）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外，上述一系列其它政策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過剩資本積累”問題，只是通過國家對市場的干預來延緩問題。可是，加強國家的干預力度在另一方面也會進一步加劇“過剩資本積累”的矛盾。因此可以認為，中國已經陷入了矛盾得不到解決，而國家干預力度卻在逐漸加強的這樣一種“陷阱”中。

只要中國還處於“資本過剩積累”狀態，今後就有可能繼續出現諸如前述溫州市民間企業信用危機那樣的、可以被理解為局部資產泡沫破滅的現象。同時，由於勞動人口減少導致潛在成長率下降，前面提到的“延緩問題”將不再可行。在演變成這種事態之前，習近平政權必須正面應對完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與推進“城鄉一體化”、改變制約高效基礎設施建設的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構建有助於促進民間企業崛起的競爭型金融體系、遏制因引入資產稅（物業稅）而導致的“資產差距”擴大等一系列課題。

不過，從某個方面而言，這需要政府進一步加強對於市場的干預，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莫如說需要政府“退出”過度的市場干預行動。或許可以說，政府面臨著需要同時踩下油門和剎車這樣糾結的政策課題，政權在今後的施政過程中將遭遇不小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