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靖國神社與日本的戰死者祭奠問題
重新審視日本的「戰死者祭奠」

檜山幸夫 [作者簡介]

[2013.10.24]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Русский |

以明治初期的兩次內戰為契機,日本祭奠戰死者的傳統在中央與地方兩極分化的基礎上逐漸成形。筆者將立足於在日本各地展開的有關戰死者祭奠活動的實地調查,論證靖國神社成立的特殊性。                

日本的戰死者祭奠是以一種帶有封建色彩的「忠臣祭奠」為根基的。它源自對明治維新中喪命的勤王(效忠天皇——譯註)志士的國事殉難者祭奠活動,以及君主(天皇及藩主)對戊辰戰爭(※1)這場內戰中隨藩主出征而戰死的政府軍戰死者的祭奠活動。因此,其中並不存在(國民國家意義上的)「祖國」的概念。這後來就逐漸成為了日本戰死者祭奠問題的本質矛盾(※2)

大日本帝國的戰死者祭奠——君主的忠臣祭奠

最初的忠臣祭奠活動始於旨在祭祀明治元年(1868年)在京都東山禁門之變(※3)和鳥羽伏見之戰(※4)中喪命的薩摩、長州等五藩戰死者的招魂祭(招魂社舉行的祭典——譯註),次年的1869年,靖國神社的前身——東京招魂社動工興建,此後,以靖國神社為塔尖的、天皇祭奠忠臣的祭奠形式逐漸形成。

同時,隨著招魂祭之後長州藩的山口招魂社、薩摩藩的靖獻靈社、因州藩(※5)招魂祠、藝州藩水草靈社、尾張藩旌忠社這些藩級招魂社的創建(※6),藩主祭奠忠臣的格局也逐漸成形。如此一來,以打著政府軍旗號的倒幕派戰死藩士為對象的祭奠設施就共同構成了以靖國神社為塔尖的忠臣祭奠體系。然而,縱然這鋪開了一條通往「因天皇而神聖化的皇國的祭神(神社中供奉的神明——譯註)」「表彰皇國皇軍的英靈」等名義方向的路徑,但必然缺乏「表彰作為國民統一象徵的英靈」這樣一種名義。

日本近代史上首次的海外出兵——1874年出兵臺灣的過程鮮明地反映了筆者的前述觀點。此次出兵過程中,共有3,658名文武軍人和500多名隨軍勞工從軍,其中的13%,即538人(※7)死亡,但被合祭在東京招魂社內的人員僅有12人,只占戰死者總數的2.2%。換言之,這意味著當時尚未形成將戰死者神聖化的名義,即便是為了國家的對外戰爭,那些戰死者也沒有一律被視為為「祖國」殉難的「英靈」而得以「神聖化」。帝國的戰死者祭奠行為的本質矛盾在於差異化對待,而這種差異化對待是以忠臣祭奠為根源的。彌補了該問題的正是具有國民廣泛性的、地方共同體開展的民間性戰死者祭奠活動。

民間祭奠——祭祀地方英靈

實際上,日本民間的戰死者祭奠活動並非始於對外戰爭,而是始於1877年的一次大規模內戰——西南戰爭(※8)。在此過程中,天皇將1874年佐賀之亂(※9)引發的西南戰爭之前的一系列叛亂事件中喪命的政府軍相關人員共計6,959柱(日語中稱呼牌位時以「柱」為單位——譯註)交由東京招魂社合祭(※10)

另一方面,為了祭祀在此次內戰中戰死的本地英靈,各地自發主導開展了遵從傳統、以地方共同體為中心的招魂祭,並建立了招魂碑。在和歌山縣,舊藩主德川茂承等人舉行了招魂祭,在千葉縣的長生郡,人們在玉前神社內修建了長柄、埴生兩郡戰死者紀念碑。此外,為了祭祀東京警視第四方面第四分署警部巡查從軍死者,該署員工在東京小石川音羽護國寺內修建了祭奠碑。

松江的事例正是這股潮流中的一個代表。在島根縣,內戰結束後不久,松江招魂社動工興建,10年後隆重舉行了西南戰死者十年祭(※11)。次年,即1888年,更是利用包括舊藩主和縣知事乃至小學生在內的縣內各界民眾捐款,在松江城址內修建了「西南之役雲石隱戰死者紀念碑」(※12)。據說當時舉行了建碑儀式、招魂祭和佛教法事,市內還裝飾了大國旗、綠門和房檐燈籠等,數万圍觀者熙熙攘攘,就像慶祝戰爭勝利一般熱鬧。當時,為追悼戰死的本地人,該縣下轄的邇摩郡福光村村民和有志之士修建了祭奠碑,舉行了神道的招魂祭和佛教的追悼法事,還舉行了相撲表演等各種活動(※13)。戰死者均被作為「本族的英靈」,有別於國家的名義,受到祭祀和表彰。

「國家層面」與「國民層面」——兩種祭奠共存

如上所述,基於戊辰戰爭中舊藩主的忠臣祭奠活動和通過西南戰爭這場內戰形成的「國家」意識,日本獨特的戰死者祭奠形式逐漸成形,而最終使之定型的則是日清戰爭(甲午戰爭——譯註)這場全民投入的戰爭。在這一階段,日本的戰死者祭奠方式(※14)的基本形式開始固定,此後,通過日臺戰爭(※15)、北清事變(義和團事件)、日俄戰爭等日本與異族之間的抗爭和對外戰爭構建起來的軍事支援體制和民族主義思想又進一步強化了這種形式。

也就是說,日本特有的戰死者祭奠形式在這個時期成形了,即兩種不同的祭奠活動並存:一個是天皇與軍方將戰死者作為靖國神社祭神的這樣一種帝國日本的國家性祭奠活動,一個是另一層面的以「藩國」意識和地區社會傳統與文化為基礎的國民性祭奠活動。

20世紀30年代,軍國主義抬頭,在戰死者祭奠問題上,採取了國家主義式的統一管理控制。具體內容就是忠靈塔修建運動和國家主導的護國神社創建運動。然而,只要觀察一下全國各地町、村、字各級地區的戰死者墓地就會發現,這些軍國主義式的戰死者祭奠活動並未滲透到所有國民的思想中。

莫如說,太平洋戰爭後,在遺族會運動日益興起的過程中,靖國神社的戰死者祭奠活動開始引起了人們的強烈關注。另一方面,堅持舉行傳統祭奠活動的町和村級地區的戰死者公墓也依然如故。換言之,太平洋戰爭後的特點在於以靖國神社為代表的、基於英靈表彰活動的祭奠活動與基於反省和追悼的傳統祭奠活動形成了兩極分化,與戰前的重大差異在於兩者均以對於和平的祈願作為基本思想。

對臺灣人的差別化對待所反映出來的靖國神社合祭問題的本質矛盾

1887年制定靖國神社神職制後,過去以太政大臣之名實施的靖國神社合祭事宜轉移到了陸海軍大臣名下,靖國神社被作為天皇及陸海軍祭奠戰死者的宗教設施,至此以靖國神社為中心的、帝國的戰死者祭奠活動最終定型。

換言之,此項制度改革後合祭的告示權(合祭候選者選定權)由政府轉移到軍方,意味著過去勉強保持著國家行為形式的、通過靖國神社的國家性祭奠活動被限定成了陸海軍開展的軍方祭奠活動。這又催生了新的矛盾。那就是臺灣人合祭問題。

由於帝國的戰死者祭奠是以忠臣祭奠為原則,所以祭神的確定也取決於天皇的意志。依據皇地皇民主義觀念,帝國日本長期採用的政策是將已被本國征服的土地上的被統治民族也作為帝國臣民予以同化。因此,日本不存在殖民地兵士。沖繩人首次被合祭到靖國神社是在日清戰爭(1984-95年)時期,北海道阿伊努人被合祭是在日俄戰爭(1904—05年)時期。此外,朝鮮人也在1926年作為「大正三年乃至九年戰役」從軍戰死者被合祭(※16)到了神社中。

換言之,靖國神社的合祭資格條件和帝國的軍人資格要件中並不存在民族方面的標準。可是,其中唯獨沒有臺灣人。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為靖國神社合祭行為並非基於作為帝國國家確立的法律制度。這就引發了有關靖國神社合祭的臺灣人差別化對待問題。

臺灣原住民和臺灣殖民地漢族居民原本就不認可、不歡迎日本對臺灣的統治。占領臺灣時期,臺灣的漢族居民發起了激烈反抗,甚至演變為日臺戰爭(※17),即便是在平定反抗後,為了鎮壓和討伐從清國殖民地時代就一直很猖獗的「土匪襲擾」和臺灣原住民的民族性武力反抗,實施理蕃(※18)政策,大量警察和隘勇(※19)喪失了性命。

東 京招魂社,1879年改稱為靖國神社,被列入「別格官幣社」(神社規格之一。日語「別格」意即特別。幣乃幣帛,為奉獻給神靈供品的總稱。官幣社即由國家負 責奉獻幣帛的神社)。照片為「九段(靖國神社所在地名)靖國神社」,是1910年發行的《東京名勝照片集》中的一張(國立國家圖書館網站)

在此背景下,1908年,臺灣總督府提出希望將「因討伐土匪及防禦生蕃(※20)而犧牲的警察官吏」合祭到靖國神社中,由此引發了臺灣人戰死者合祭問題。不過,陸軍省強烈反對臺灣總督府的要求,並未考慮過同意此事。

可是,由於該問題事關統治政策的根本,臺灣總督府不厭其煩,甚至是固執地嘗試說服陸軍省,兩年後,陸軍省終於同意了此事,但前提是臺灣原住民組成的隘勇除外。臺灣總督府立刻啟動了合祭候選者篩選程序,1911年3月通過陸軍大臣請示天皇「旨意」,但宮內大臣傳旨稱「吾皇未允」,即天皇不同意合祭臺灣人,最終只得作罷,臺灣人未能進入靖國神社合祭。

這再次證明了靖國神社的祭神決定權掌握在天皇手中。因此,忤逆天皇意志之人不可能被置入靖國神社中祭祀,假設存在這種情況,那恐怕就意味著這座神社不是靖國神社了(※21)

有別於帝國的雙重祭奠體系

對於臺灣總督府而言,即使不能將戰死的臺灣人合祭到靖國神社內,也不能置之不理。因此,臺灣總督府於1928年以「殉國者」之名祭祀「為國捐軀」的臺灣戰死者,並創建了招魂社用於祭祀「護國之神」。這就是以「明治28年改隸以後的臺灣戰死者、準戰死者、殉職者、準殉職者及殉難者」為祭神的建功神社(※22)。建功神社中供奉著16,805柱祭神,其中臺灣漢人3,339人,占19.9%,臺灣原住民281人,占1.7%(※23)。由此產生了有別於帝國的另一種祭奠體系。

不過,由於昭和法西斯時期軍國主義引發的日中戰爭趨向白熱化,大量臺灣人被徵為文職軍人、隨軍勞工,導致在大陸戰場上喪命的臺灣人增多,過去那種歧視性的對待方式再也無法維繫。此外,繼朝鮮之後,由於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也被引入臺灣,所以日本不得不允許戰死的臺灣人與朝鮮人一樣進入靖國神社合祭,1942年,臺灣護國神社動工興建,用於祭祀「靖國神社祭神且與臺灣相關人士」(※24)。當然,毋庸贅述的一點是此舉背後存在著希望將徵兵令適用於臺灣人的意圖。

於是,次年10月的第63次靖國合祭中,19柱臺灣漢人進入了合祭之列。建功神社與臺灣護國神社構成的具有不規範性的雙重祭奠體系由此誕生,帝國的戰死者祭奠體系日趨複雜化。

這就催生了一個巨大的矛盾。本來,靖國神社的祭神一直是通過「政府公報」進行公示,力圖將其作為「國家的英靈」實現「國民的英靈化」,但或許是為了避免戰爭指揮官被追究中途島(Midway Island)作戰失敗的責任,並對國民隱瞞戰局的不利情況,自1944年4月的第64次靖國合祭開始,合祭者名單就不再對外公示了。此後,靖國神社的祭神只是不為國民所知的「軍隊英靈」,戰後則更加諱莫如深,只是「靖國神社的英靈」了。

戰後,1959年建立首個國立戰死者墓地

戰後戰死者祭奠活動的特點在於:由於國家遍地瓦礫和傷亡慘重等戰敗打擊,國民的價值觀和戰爭觀發生了劇烈變化。這是受到了以對戰爭的後悔、反省及對和平的祈願為基調的和平主義的影響所致,具體表現是新修了國家級戰死者祭奠設施,開始舉行普通民眾一同追悼戰死者的祭奠儀式。

1959年,為了「存放先​​前大戰中在海外犧牲的戰死者遺骨」,日本首個國立戰死者墓地「國立墓地千鳥淵戰死者墓苑(Chidorigafuchi National Cemetery)(※25)建成。這也是日本唯一的國家級戰死者祭奠設施。此外,作為國立祭奠設施,日本修建了沖繩戰死者墓苑廣島原子彈遇難者追悼和平祈念館長崎原子彈遇難者追悼和平祈念館,並在太平洋戰爭各戰場修建了戰死者祭奠碑和蘇聯強制扣押遇難者祭奠碑等特定祭奠設施

1959年建成的千鳥淵戰死者墓苑。截至2013年5月,六角堂內供奉著358,260柱牌位

另一方面,還有很多諸如廣島和平紀念資料館東京都戰死者靈苑東京都祭奠堂等地方自治體修建的祭奠設施、以及太平洋戰爭全國戰亂城市空襲死難者祭奠塔滿蒙開拓和平紀念館知覽特攻和平會館周南市回天紀念館(※26)等由特定相關人員團體修建的設施,此外,宗教設施除了靖國神社護國神社外,還有善光寺日本忠靈殿等專門祭祀戰死佛教徒的設施。

戰後,日本也開始舉行包括普通戰死者在內的戰死者追悼儀式,在終戰紀念日——8月15日由政府主持舉行的全國戰死者追悼儀式正是這樣一種標誌性的儀式。當然,這個活動的祭奠對象是包括「日華事變(盧溝橋事變——譯註)以後的戰爭」造成的戰亂遇難者在內的死難者,並非所有帝國日本的戰死者。地方自治體和地區共同體,或遺族會、扣留者團體、滿蒙開拓團相關團體、歸國者團體、戰友會等相關人員團體會也自行舉辦祭奠追悼儀式來祭奠這些死難者。這裏提到的祭奠追悼儀式多數是按照日本傳統的戰死者祭奠形式舉行的。

如上所述,日本的戰死者祭奠活動的特點主要有三點:一是因為起源於忠臣祭奠,所以形成了中央與地方兩個層面;二是地方採用有別於中央(國家)名義的獨特名義構建了獨自的祭奠體系;三是它們保持著相互補充、相互不干涉的關係,兩者共存一直延續至今。或許可以說這些特點全都根源於日本的文化傳統。

(標題圖片提供:每日新聞社/Aflo)

(※1)^ 1868年1月—1869年5月,維新政府軍與舊幕府派之間的內戰。

(※2)^ 拙著《帝國日本的戰死者祭奠與靖國神社》(《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第31卷第1號,收錄)。

(※3)^ 1864年7月19日,長州藩(現在的山口縣)與力挺朝廷的會津藩(福島縣)、薩摩藩(鹿兒島縣)等各藩之間發生的戰鬥。也稱「蛤御門」之變。

(※4)^ 引發戊辰戰爭的內亂。慶應4年(1868)1月,大阪在城的幕兵與會津、桑名的藩兵擁戴德川慶喜,在鳥羽伏見與薩長軍激戰,幕府軍敗退,慶喜回到了江戶。

(※5)^ 因州藩又稱鳥取藩,藝州藩又稱廣島藩,尾張藩又稱名古屋藩。

(※6)^ 《靖國神社百年史事歷年表》,靖國神社,1987年。

(※7)^ 「徵藩役中的戰死病死者名簿」(《西鄉都督與樺山總督》,西鄉都督樺山總督紀念事業出版委員會,1936年,收錄)

(※8)^ 1877年,未能在明治政府內成功推行征韓論的西鄉隆盛等士族挑起的國內最大內亂。

(※9)^ 1874年,不滿明治政府改革的士族發起的首次叛亂。

(※10)^ 《靖國神社百年史資料篇》,靖國神社,1984年。

(※11)^ 「西南戰死者十年祭募捐意見書」(《山陰新聞》第834期,明治20(1887)年5月14日)。

(※12)^ 《山陰新聞》明治21(1888)年5月3日,第991期附錄。

(※13)^ 《山陰新聞》明治20(1887)年5月30日,第842期。

(※14)^ 檜山幸夫《日清戰爭》講談社,1997年。檜山幸夫編著《近代日本的形成與日清戰爭》雄山閣,2001年。

(※15)^ 1895年的臺灣平定戰。

(※16)^ 《靖國神社忠魂史》第5卷,靖國神社社務所,1933年。

(※17)^ 拙著「日臺戰爭論—以臺灣接收時統治初期在臺戰爭的名稱問題為中心—」,檜山幸夫編著《帝國日本的發展與臺灣》,創泉堂出版,2011年,3頁—87頁。

(※18)^ 在日本統治下的臺灣,針對被稱作蕃人的山地原住民實施的教化、介紹工作、衛生等政策。實際上伴有治安方面的懷柔、壓制措施。

(※19)^ 為防範臺灣原住民襲擊而設立的防衛組織。

(※20)^ 生蕃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日治時期,臺灣的高砂族中尚未同化為漢民族之人。

(※21)^ 參照拙著「關於帝國日本統治下臺灣的臺灣人戰死者靖國神社合祭問題」(《臺灣學研究國際學術研究研討會殖民與近代化論文集》,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民國98年,收錄。)

(※22)^ 《建功神社志》,建功神社社務所,1940年。

(※23)^ 《建功神社志》,同前,一頁。

(※24)^ 《臺灣總督府報》第3941期(昭和15<1940>年7月18日,51頁)及《臺灣總督府民政事務成績提要》第48篇(190頁—191頁)。

(※25)^ 千鳥淵戰死者墓苑,由安葬遺骨的六角堂和兩座歌碑組成。歌碑上分別刻著昭和天皇與今上天皇(當今在位的天皇)為悼念戰死者而作的詩文。六角堂內有陶棺和地下骨灰室。陶棺中是昭和天皇下賜的銅製鍍金茶壺形骨灰罐。追悼儀式由天皇、皇后列席,皇太子夫婦、皇室成員、內閣總理大臣、自衛隊、遺屬和一般民眾進行參拜。該墓苑由厚生勞動省和環境省管理。

(※26)^ 最初由回天彰顯會建立,目前由周南市運營。

  • [2013.10.24]

中京大學法學系教授。專攻日清戰爭史與臺灣統治政策史、戰爭的紀念碑與戰死者祭奠活動等日本近代政治研究。生於1949年,獲得日本大學研究所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學分後退學。1981年起任現職。著書有《近代日本的形成與日清戰爭——戰爭的社會史》(雄山閣出版,2001年)等。

相關報道
專題相關報道
  • 靖國神社與戰犯 走向合祭的道路每年夏季,「日本政治家參拜供奉著戰犯的靖國神社」這樣的新聞報道總會引發爭論。為什麼神社會祭祀「罪犯」?「戰爭罪犯」指的是怎樣的人?《東京審判》一書的作者、帝京大學教授日暮吉延先生將就此展開闡述。
  • 回歸「靖國神社參拜問題」的原點每年夏季,首相及閣僚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總會成為日本國內政治和東亞國際關係的一個焦點。然而,國內外的人們是否清楚靖國神社究竟是怎樣的場所,他們又是否充分理解了何為「參拜問題」呢?

精選視訊

最新專題

バナーエリア2
  • nippon.com專欄
  • In the 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