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 能否改善冷卻的日韓關係
日韓關係難以修復的真正原因

木村幹 [作者簡介]

[2014.04.04] 其它語言:ENGLISH | 日本語 | 简体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Русский |

第一次與第二次安倍政權相隔了7年,其間韓國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影響了它的對日姿態。韓國政治問題專家木村幹教授將為我們分析朴槿惠政權採取對日強硬路線的背景原因。

「那頭『怪物』已經失控。今年5月,當一位曾經生活在日韓合併時期的95歲老人言稱『日本殖民時代好』後,聽聞此話的一名30多歲的男子憤怒地搶來拐杖打死了老人。沒有親身經歷之人竟用暴力扼殺了親歷者之言,這就是任何人都無法阻止的反日怪物。」

實際上「反日」遊行規模日趨縮小

2012年8月,韓國前總統李明博登上竹島(韓國稱獨島——譯註)以後,日本對韓國的「反日」活動的關注度提高。前面一段文字引用的是日本新聞節目(2013年11月9日播出的TBS「情報 7days Newscaster」)中的解說詞,傳媒上幾乎天天都在介紹各種反日活動,報道他們做了何等過激的行為。

然而實際情況如何呢?針對目前橫亙在日韓之間的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韓國政府態度強硬的確是一個事實。眾所周知,朴槿惠總統自上任以來,一直拒絕與日本舉行首腦會談,日韓兩國尚未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韓國傳媒的報道也呈現出相同的傾向,充斥著批判安倍政府「右傾化」的嚴厲措辭。如表1所示,日韓之間發生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糾紛的頻率也顯著上升且具有長期化的趨勢。

表1 朝鮮日報中有關領土問題及歷史認識問題言論的變化情況

  教科書 慰安婦 挺身隊 靖國 神社+參拜
1945-49 0 0 0.001618123 0 0
1950-54 0 0 0 0 0
1955-59 0.0006427 0 0 0 0
1960-64 0 0 0 0 0
1965-69 0.0005992 0 0 0 0
1970-74 0.0003898 0 0 0.0011694 0.0001949
1975-79 0.0004597 0.0002298 0 0.0002298 0.0004597
1980-84 0.0276865 0 0.001173158 0.0002346 0.0023463
1985-89 0.0127208 0 0.000942285 0.0004711 0.0025913
1990-94 0.0068027 0.0986395 0.176870748 0.0034014 0.0181406
1995-99 0.0066994 0.1201429 0.016971862 0.0049129 0.0138455
2000-04 0.0114464 0.066077 0.010405827 0.0244537 0.0468262
2005-09 0.011236 0.0594569 0.005149813 0.0440075 0.0205993
  獨島 獨立運動 親日派 日本+賠償
1945-49 0 0 0.025080906 0.03802589
1950-54 0.0272277 0 0.001237624 0.01608911
1955-59 0.002892 0 0 0.00771208
1960-64 0.0070439 0 0.000454442 0.00499886
1965-69 0.0077891 0.0005992 0.000299581 0.0014979
1970-74 0.0009745 0 0 0.00116936
1975-79 0.0098828 0 0.000229832 0.00114916
1980-84 0.0030502 0.0004693 0 0.00093853
1985-89 0.0025913 0.0007067 0.000471143 0.00094229
1990-94 0.0022676 0 0.005668934 0.00793651
1995-99 0.0107191 0.0017865 0.004912908 0.00267977
2000-04 0.0083247 0.0005203 0.005723205 0.00156087
2005-09 0.042603 0.0014045 0.013576779 0.00327715

注:此表依據朝鮮日報報道資料庫(截至2011年2月4日)資訊製作而成,反映了在所有包含「日本」一詞的報道中,包含有關歷史認識爭議和領土糾紛的「用語」所占的比例(100%=1.00)。黃色:比例最高的時期,藍色:比例次高的四個時期(出處: Kimura Kan, 「Discovery of Disputes: Collective Memories on Textbooks and Japanese-South Korean Relations,」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Volume 17, No. 1, Spring 2012)

但若要說這是否反映了韓國「反日」運動高漲,情況則未必如此。事實上,從中長期來看,「反日」遊行的參加人數處於減少的趨勢。與偶爾爆發大規模「反日」遊行的中國不同,今天的韓國大概已看不到萬人空巷的大規模「反日」遊行場面。

與上世紀80年代以前動輒超過數万人規模的遊行相比,其意義便不言而喻了。就現階段韓國「反日」遊行的規模來看,就算在每年8月15日,即韓國擺脫日本殖民統治的解放日那天,遊行規模也不過勉強超過千人。遊行組織者甚至為沒有召集到想像中那麼多參加者而扼腕嘆息。

通過與針對其他問題的遊行進行比較,我們也能看出「反日」遊行的規模之小。比如,2008年李明博政權時期爆發的「反對進口美國牛肉的遊行」,人數最多時高達數十萬。針對今年曝光的情報機關涉嫌干涉2012年總統選舉的抗議遊行,也有數万人規模。

與這些遊行相比,「反日」甚可謂是冷門的遊行主題。進而言之,據說2011年包圍富士電視臺的「反韓流」示威遊行人數達3,000以上,遠大於韓國的「反日」遊行規模。無視這些情況,誇大評價韓國的「反日」運動是很危險的。

對兩屆安倍政權表現出的溫差

那麼,韓國發生了什麼呢?儘管安倍晉三2013年是繼2006年以來第二次登上首相之位,但韓國政府和傳媒對「安倍政權」的態度卻迥然不同。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韓國政府和傳媒均將其誕生視為改善小泉政權下出現惡化的日韓關係的突破口,曾對其抱以好感。當然,這並不是因為安倍對領土問題和歷史認識問題的態度在此七年中發生了變化。眾所周知,安倍早在第一次執政之前就一直高喊「戰後政治總決算」口號,多次對河野談話及村山談話提出質疑。針對領土問題的態度也是如此,沒有任何事實證明第一次安倍政權在竹島問題上表現過和解態度。

那麼,2006年與2013年存在差異的原因,是否在於第一次安倍政權時期,韓國政府和傳媒對歷史認識問題及領土問題嘗試了妥協呢?事實也並非如此。2006年,時任韓國總統盧武鉉曾在選舉承諾中提出「要重新審視歷史認識」,甚至命令「不惜將船撞沉也要阻止」小泉政權派往竹島近海的勘測船。即便是與保守派政治家朴槿惠對比,擁有進步政治理念的盧武鉉與安倍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也還是很大的,兩人不可能輕易展開對話。

儘管如此,韓國政府和傳媒對第一次安倍政權還是採取了和解態度。原因不言而喻。這是由於當時韓國意識到無論在經濟還是安全保障方面都「需要與日本合作」。

對日和解路線的背景原因:憂慮金融危機再現

比較容易理解的是經濟上的重要性。圖1展示了日美中三國在韓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比重。顯而易見,日本的比重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開始長期呈現下降趨勢,這表明日本對韓國經濟的重要性一直在降低。需要留意的是,日本經濟對韓國的重要性降低,並不是由於九十年代後日本經濟低迷造成的。關於這一點,我們通過觀察可以確認,八十年代日本經濟極度繁榮時期在韓國貿易活動中所占比重也已經下降,以及美國所占的比重也以平行狀態呈現同樣的下降趨勢。

換言之,日本對韓國經濟重要性的下降是由於韓方原因而非日方原因造成的。也就是說,過去在冷戰格局下,除了日美兩國外,當時還是一個貧窮的分裂國家韓國無法找到其他實力強大的經濟貿易夥伴。然而,冷戰結束後,和中國等原來的東方陣營國家開展貿易活動成為可能,隨著韓國自身經濟的發展和全球經濟的國際化,韓國的經貿夥伴數量實現了飛躍性的成長,使得韓國對日美兩國的依存度大幅降低。

然而,這還是不足以解釋2006年與2013年的差異。因為早在2006年,日本對韓國經濟的重要性就已經開始下降,似可以認為,韓國已不存在顧及日本的理由。在分析這一點時需要考慮一個重要因素是,2006年距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剛剛過去10年時間。當時的韓國依然擔心金融危機再現,正因為如此,盧武鉉政權也不得不選擇了與總統自身意識形態傾向看似完全相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為了防範或將重演的金融危機,與日本這個亞洲經濟大國保持融洽關係,對當時的韓國來說是必然的選擇。

中國:從「假想敵國」轉變為「最重要的友好國家」

在思考盧武鉉政府與朴槿惠政府的差異時,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安全保障方面的變化。比如,盧武鉉政權時期有一個著名的安全保障戰略叫做「均衡者論」。意思是作為一個均衡者周旋於對立的美中之間,憑藉韓國自​​身力量防範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保障危機。

這裏有兩個重要情況需要注意。第一,第一眼看這種論調像是意欲在美中之間取得中立立場,但同時它又是以「美中對立」為前提的。

第二,盧武鉉執政時期美韓關係出現惡化。2003年,美國為發動伊拉克戰爭還調走了一部分部署在與北韓的軍事分界線上的陸軍兵力。2006年,北韓舉行了第一次核試驗,南北關係惡化,韓國所處的安全保障環境實在難言樂觀。

安全保障領域的危機自然變成了當時韓國政府對日本採取和解政策的一個動機。因為朝鮮半島一旦陷入嚴重的安全保障危機,為駐日美軍提供了大量基地的日本就可以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正因為如此,韓國傳媒,尤其是高度關注安全保障問題的保守傳媒,都將原本意識形態應該比小泉更加「右傾的」安倍就任首相一事視為修復日韓關係的絕好機會,試圖加以利用。

可是,情況在2013年發生了重大變化。朴槿惠是韓國國內著名的「親華派」,從當選總統之初便反覆重申重視中國的政策。於是,中國在該政府中的重要性不僅凌駕於日本之上,而且達到了與美國這一盟友不相上下的高度。中國政府也積極支持韓國誕生的「親華政權」,朴槿惠訪華期間受到了歷任韓國總統無可比擬的高規格禮遇。

說得直白一點,應該說朴槿惠政權對中國的定位不是「假想敵國」,而是「最重要的友好國家」。而且,就美中關係,朴槿惠政府也更願意將其定義為非對立的共存關係。

日本是「障礙」,韓國不惜與美國保持距離

中韓關係的改善,還極大地影響了韓國的對北韓政策。金大中和盧武鉉政權時期,韓國對北韓採取的是積極的和解政策,而李明博政權時期則與日美同步採取了強硬政策。然而,看似不同的這兩種政策也存在共同點。那就是中國從中沒有扮演積極的角色。他們都將中國視為影響韓國統一政策的干擾因素,並且是在對北韓施展影響力方面的競爭對手。

相對於此,當前韓國政府的對北韓政策將中國定位為合作者,而不是競爭者。這種韓國安全保障政策的變化還對日本的定位帶來影響。如果不將強大中國視作對抗關係,那麼在這一前提下韓國主要應該防範的是北韓,較之北韓,韓國在常規武器層面保持著較大優勢。當然,針對北韓擁有的核武器需要另行防範,而美國提供的「核保護傘(Nuclear Umbrella)」足以應對。既然不存在爆發大規模常規戰爭的可能性,就沒有必要特別顧及擁有駐日美軍基地的日本。

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在尖閣諸島(釣魚島——譯註)問題上同中國對立的日本甚至是一個障礙。因為萬一尖閣諸島問題激化,將美國捲入其中,那麼以與美中兩國保持緊密關係為前提的韓國政府的安全保障政策將從根本上被顛覆。有鑑於此,對於韓國政府而言,與日美保持一定距離,這樣的關係莫如說更為有利。這恰恰是朴槿惠政權面對美國也毫不猶豫地拋出歷史認識問題責難日本的理由所在。

並且,朴槿惠政權的政策得到了韓國保守傳媒的大力支持。目前,中國在韓國對外貿易中所占比重已接近25%,這一數字甚至比日美兩國的合計還大。在對外貿易依存度很高的韓國,該數字相當於超過韓國GDP四分之一的規模。經濟上對中國的這種依賴,導致韓國的商界愈發重視對華關係,並促使與商界保持緊密關係的保守傳媒改變論調。

實際上,過去多見於韓國保守傳媒中的防範中國的論調近年來徹底銷聲匿跡,取而代之的是強調與中國友好關係重要性,它已占據了傳媒主流。朴槿惠保守政權受到這種保守傳媒動向的影響是理所當然之事。

韓方的修復兩國關係「機制」已失靈

重要的是,在兩屆安倍政府間隔的短短7年中,韓國所處的環境已發生了巨變;其間,日本對韓國的重要性嚴重削弱。這種情況必然會增大日韓兩國間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問題頻發的可能性。圖2所示的模型或許能幫助我們比較容易地理解這種狀況。在韓國,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問題的重要性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降低。因為曾受到殖民統治的一代人將會退出舞台,隨著社會的成熟,輿論的關注對象將趨於多樣化。所以,參加各種「反日」活動的韓國人將來只會減少,不會增加。

注:縱軸代表各方的「重要性」,橫軸代表「時間的流逝」。當日本的重要性低於領土問題和歷史問題的重要性時,就容易發生糾紛(筆者製作)

然而,相對於反日人數的下降,日本對韓國重要性的下降速度要快得多。比如,對於七十年代的韓國來說,日本在經濟和安全保障方面都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正因為如此,即便發生大規模的「反日」運動,人們也會立刻著手修復關係。因為那時存在一種即使有悖於民族主義感情,也應該維繫的具體利益。可是,在日韓關係的重要性已經降低的今天,這種機制就不再發揮作用了。

縱然人們對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問題的關注在減少,但也不會在短時間內消失。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日韓關係的重要性降到一定程度以下,那些畏懼在民族主義感情面前首當其衝的人們就不會積極嘗試修復兩國關係,因為那樣做是得不償失。無論日韓關係如何惡化,或者參加「反日」運動的人數變得何等之少,朴槿惠政權依然不會動手修復日韓關係,用這個邏輯框架就可以很好地解釋其中的原因了。

開動腦筋,發揮日本的潛在影響力

這樣來看,日方應做的工作就一目了然了。既然目前的狀況並非是由總統個人或特定傳媒的特殊原因造成,而是韓國周邊國際環境的結構性變化所引發的結果,那麼繼續採取過去的老辦法就沒有意義。從第二次安倍政權成立之初的失敗也可以很好地理解這一點。當時的安倍政府宣稱日韓兩國是共享自由民主主義價值觀的國家,向韓國傳遞了「價值觀外交」的意願。

可是,這種意願從一開始就不可能受到朴槿惠政府的歡迎。因為它必然暗含對不同價值觀的中國保持對抗關係之意。對於重視對華關係的朴槿惠政權而言,這猶如在被迫接受一個「效忠」測試,而韓國政府不存在應該「效忠」的任何理由。

結果,我們能做的只有兩件事。一是引導歷史認識問題和領土問題得到解決,降低其重要性;二是在其他方面提升日本對韓國的重要性。假如日本的國內形勢導致前者難以實現,那麼能做的就只有後者了。我們不能忘記日本依然是經濟規模排名世界第三的「大國」,理應大有可為。比如,選擇之一是促成自由貿易協定(FTA)的簽訂,充分利用自身的巨大市場;此外,積極針對美國開展工作,使韓國軍隊更深地融入日美同盟之中,為他們提供更高級別的安全保障框架,這也是一個辦法。

球,在日本的手中。筆者認為,現在是考驗我們智慧的時候。目前需要做的,是開動腦筋思考如何利用日本自身的潛在影響力來改善雙邊關係,您認為呢?

(2013年12月11日)

標題圖片:一名男子在首爾市內的日本大使館門前宣讀針對日本主張擁有竹島主權的抗議書(2013年11月30日,Yonhap/Aflo)

  • [2014.04.04]

神戶大學研究生院國際合作研究科教授、NPO法人泛太平洋論壇(Pan-Pacific Forum)理事長。1966年生於大阪府。京都大學研究所法學研究科博士課程退學。法學博士。歷任哈佛大學、高麗大學、世宗研究所、澳洲國立大學、華盛頓大學等機構的客座研究員。主要著作有《韓國「權威主義式」體制的確立》(Minerva書房,2003年,獲三得利學藝獎)、《韓國現代史——總統們的榮光與挫折》(中公新書,2008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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