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7年」思考川普時代的國際秩序：重建自由主義秩序

從100年前的秩序變化中看出的本質

2016年，世界經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巨大衝擊。最具象徵性的事件便是6月23日英國脫歐派在全民公投中獲勝，以及11月8日川普在美國總統選舉中獲勝。1年前，恐怕許多人還暗自認為英國會留在歐盟，柯林頓會成為總統。然而，這些設想全都未能變成現實。

2017年或許會成為這些新動向對國際秩序產生實際影響的1年。奇妙的是，100年前的1917年，國際秩序也曾發生過巨大變化。那就是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十月革命。這兩大事件在結果上催生了美國和蘇聯這兩個超級大國，之後的國際秩序便被渲染上了這兩個擁有不同意識形態的超級大國之間的敵對關係，也就是冷戰格局的色彩。更為重要的是，歐洲大國建立的國際秩序，也就是「歐洲協調體制（the Concert of Europe）」的世界隨之落下了帷幕。俾斯麥體制下的3個帝國，即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由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消亡。

如果以百年為單位來思考2017年的變化，我們就可以看出其本質。美國總統威爾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談時提出民族自決原則和創建國際聯盟，開始構建以民主主義和國際組織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這種傳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經由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邱吉爾兩位領袖的努力形成了《大西洋憲章》這一成果。我們現在身處的世界正是以這種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為基礎的。同時，也是美國和英國一直在維護和改革這種秩序。

長期以來，自由主義國際秩序需要應對的一直是來自法西斯、共產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等外部威脅。然而，現在美國和英國面對的卻是內部的動搖。國民的造反，在美國讓抨擊自由主義價值觀的川普掌控了權力，在英國則導致了脫離歐盟，而歐盟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成果。

如果要從肯定的角度來理解這一點，那麼或許應該認為由於20世紀的國際秩序已經年久失修，所以需要對國際秩序進行一次根本性的變革。可是，無論是美國新總統川普，還是英國首相梅伊，都沒有發表過全新國際秩序設想方面的言論。我們聽到的全都是重振國內經濟、消除國內貧富差距和創造就業機會之類的內向思維、甚至是利己主義的措辭。

川普政權難以提出貫徹始終的長期戰略

對於美國政治、英國政治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而言，2017年恐怕將是充滿苦惱和混亂的1年。一些川普的支持者攻擊作為美國盟友和鄰國的墨西哥裔美國人以及伊斯蘭教徒，對他們表現出敵意。另一方面，英國的脫歐派支持者厭惡歐盟，將否定歐盟和阻止更多移民流入作為首要任務。

川普政權上臺後，如果政治任命官員逐步就緒，那麼新政權對外政策的基本方針或許也會漸漸顯現出來。然而，成為執政黨的共和黨陷入了嚴重分裂和對立狀態，「美國第一主義者」「茶葉黨」「新保守主義者」「傳統國際主義者」在世界觀方面差異巨大，衝突不斷。圍繞對俄政策，持合作態度的川普與持敵對態度的共和黨保守派議員之間無法找到彌合分歧的辦法。此外，應該負責協調各部門政策差異的國家安全委員會（NSC）方面，預計將擔任總統國家安全顧問的佛林（Michael Flynn）並不一定是擅長那種政治技術的人物。

就2017年的美國外交而言，新任總統川普的民粹主義言行雖然會在某種程度上討得國民歡心，但由於政權內部尚未確定方針，將導致多種觀點發生衝突，或許難以提出貫穿始終的長期戰略。此外，一旦發生危機，還可能會出現川普在推特上發出過激言論引發事態嚴重化，或者政府部門之間無法順利合作的情況。

日本應該在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今後，日本作為美國的盟友必須展現出忍耐力和靈活性。必須以忍耐的態度對待美國新總統的過激言論和攻擊性政策，靈活應對不同於過去的招數。幸運的是，安倍晉三政權已經成為長期穩定政權，正在實施具有連貫性的外交戰略。在維護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方面，或許日本需要更多地發揮領導作用。此外，傾聽美國新政權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給予理解的同時，也要和美國展開合作，促使國際社會朝著實現和平穩定的方向發展，這將具有重要意義。如此一來，美國最終或將重拾更具協作精神、更加穩健的外交方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