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受歡迎的」男人,拯救了6000名猶太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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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出生的美國導演
二戰中無視政府命令,為受納粹德國迫害而逃到立陶宛的猶太難民頒發日本入國簽證,拯救了多達6,000人生命的外交官杉原千畝。二戰結束後,他被日本外務省辭退,一直過著默默無聞的生活。1985年,以色列政府感謝千畝在二戰中保護猶太人的功績,授予他「國際義人」獎。次年,他以86歲高齡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千畝去世5年後的1991年,外務省為他恢復了作為外交官的名譽。
電影《杉原千畝》(12月5日公映)描述了近年來以「日本的辛德勒(Oskar Schindler)」而受到重新評價的千畝(在海外被稱作Sempo),為著發放日本簽證而展開的默默抗爭。唐澤壽明飾演駐立陶宛考納斯(Kaunas)代理領事杉原千畝、小雪飾演其妻子幸子,本片聚集了各路優秀的日本演員,而活躍在第一線的波蘭演員們的精彩演技也給電影帶來了厚重的內涵。在波蘭指揮全部外景拍攝的是日本出生的美國導演葛拉克(Cellin Gluck)。
葛拉克導演的父親是猶太裔美國人,母親是日裔美國人,他的多元文化背景、多重視角,或許可以說是這部電影背後的主角。
並非「超級英雄」的男人,獨自作出的冷靜決斷
葛拉克導演在這部作品中想要描述的,並不是所謂「超級英雄」或「偉大的日本人」的故事,而是一個普通人在不得不作出重要選擇時的決斷過程。
正如「『非凡的事情發生在平凡的人身上』所云,普通人面對非同尋常之事,在尋求解決的過程之中誕生了真正的英雄」,導演如是說。「千畝認定,那個抉擇至少在當時對自己來說是正確的。他沒有向任何人誇耀,只是做了自己認為正確的事情,其結果是,數千人的生命因此得到挽救,他們的子孫多到數萬人。這足以使他成為英雄。」
其實葛拉克導演自己也不曾對千畝有很深的了解。他在幾年前讀到一本書,名字叫做《河豚計劃》(The Fugu Plan,20世紀30年代由日本策劃但並未實現的猶太難民移民計劃),書中提到了關於千畝的事,不過那時他也只是想,這個人就是人們常常提到的「日本的辛德勒」吧。
但是現在,他極力主張「不應該將千畝比作辛德勒」。他說,因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導演的《辛德勒的名單(Schindler's List)》(1993年)一片而舉世聞名的辛德勒,「拯救了自己工廠裏的人。拯救身邊人的辛德勒與拯救素不相識之人的千畝是不一樣的」。
《Persona Non Grata(不受歡迎人士)》中包含的深意
同時葛拉克導演還指出,像「千畝」這樣的人曾經存在於世界很多地方,比如「駐維也納(Vienna)的中國領事、駐馬賽(Marseille)的美國領事等,也救助過很多猶太人」。
葛拉克導演執意將電影的英文標題定為《Persona Non Grata(不受歡迎人士)》,是有他特殊的用意的。由於從事諜報活動,千畝被蘇聯宣布為「不受歡迎人士」且被拒絕入國,不能去莫斯科(Moscow)的日本大使館赴任。導演認為,如果沒有這種「被蔑視、被拒之門外的經歷」,就不可能理解遭到排外的人們的感受;他還認為,戰時還有其他一些人也採取了千畝這樣的行動。
這種多元的視角也許體現在了葛拉克導演的基本原則上,在電影的重要場景中,他避免了誇大演出。而這也正符合了千畝的飾演者唐澤的意願。
1940年,立陶宛被蘇聯吞併,各國大使館、領事館陸續關閉。猶太難民只有一條逃亡路線,那就是由西伯利亞鐵路去往遠東,經過日本再逃往美國等國家。所以難民們湧到了駐考納斯日本領事館門前。當時領事館已經接到蘇聯勒令關閉的通告,在關閉之前的1個月內,甚至在領事館關閉後撤離立陶宛之前,千畝一直在不斷地給難民發放簽證。領事館的工作人員也與他一起從容地默默地繼續簽證手續工作——這種平淡克制的表現方式,更令人為之動容。
去年10月,在立陶宛的考納斯舉辦了全球首映式,電影放映之後觀眾起立鼓掌長達5分鐘,反響強烈。葛拉克笑道:「觀眾中有個老奶奶生氣了,說『為什麼不在考納斯拍這部電影,根本不像考納斯』。」不過他認為,能在電影文化歷史悠久的波蘭拍片非常幸運。「據說千畝所救的大部分難民都是波蘭人,所以能在波蘭拍攝,與波蘭的優秀演員們合作真是太好了」。
母親的話縈繞耳邊
這部電影的深層承載著猶太人等各國人民苦難的歷史和記憶。它與葛拉克導演的父母以及導演自身的經歷也息息相關。
「父親在他17歲的時候謊報年齡加入了海軍,立志『要好好教訓德軍』,母親被投入日裔美國人拘禁營的「Rohwer Arkansas」。從父母那裏聽到的許多關於戰爭中的事情,都被裝進了我自己的『資料庫』」。正因如此,當葛拉克導演感到演員的表演不對勁時,能夠準確地引導他們,使他們的表演更加真切感人。
對葛拉克導演來說尤其無法忘記的是自己高中時代聽到母親說過的一句話。被迫進入日裔美國人拘禁營雖然是不幸的,但是「在人生中,從不幸之中也會誕生幸運」,母親說,戰爭時期,日裔年輕人走出拘禁營的機會只有「徵兵」、「幫助周圍農家工作」以及「上大學」。如果想上大學,政府會送他們去大學。當然,其前提是你對美國的忠誠要得到認可。母親是農家女兒,進拘禁營之前是個打字員,她升入了紐約的大學學習服裝設計,並且在紐約認識了父親。「如果他們兩人沒有相遇,也不會有我啦」。
日本長大的美國人,做促進多元文化交流的橋梁
葛拉克導演生於和歌山縣,在廣島、神戶度過了少年時代。二戰後,父親一直從事古代波斯考古方面的研究,為此全家人還在伊朗生活過。在日本,全家被看作「外國人」,導演自己雖然在日本長大能說流利的日語,但有很強的「美國人」意識。所以,當他進入美國的大學,被邀請參加「亞裔美國人」社團時,甚至還有一些反感。因為「去美國之前,我從來沒有認為自己是亞裔美國人(Asian American)」。
導演非常喜歡「第三文化兒童(third culture kids)」(*1)這個說法,孩子們在父母出生國家的文化和現今生活之地的文化中,起著橋梁般的作用,而且他還為此而自豪。不過他說:「現在,我想稱這些孩子為『多元文化兒童(multicultural kids)』或『環球兒童(global kids)』應該更好一些」。
在電影《杉原千畝》中,有第二代日裔美國人組成的部隊解救德國達豪(Dachau)集中營倖存者的場面。這是根據倖存者後來寫下來的真實故事拍攝的。第二代日裔們雖然作為敵對國的人而被投入了集中營,但為了表達對美國的無比忠誠,他們組編部隊,投身到激烈的戰鬥之中,在美國軍隊中死傷最多,立功也最多。日裔士兵救出猶太少年的短暫但給人印象深刻的畫面中,包含著導演的強烈情感。
了解了葛拉克導演的身世背景,那麼在我們去看這部電影時,應該會更有興致並倍加為之感動。
(根據2015年11月24日於東京都內的採訪整理編輯)
標題圖片:影片中再現的在立陶宛領事館發放簽證的場景(左)和波蘭外景拍攝現場的葛拉克導演(圖片提供:2015《杉原千畝》製作委員會)
採訪人:Nippon Communications Foundation代表理事 原野城治撰文:編輯部 板倉君枝
採訪照片:製作部 大谷清英
(*1) ^ 指孩子的文化背景是由家長生長之地的第一文化(雙親也有可能是不同文化)和他成長之地的第二文化所融合而成的第三文化——譯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