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的藏书，看多元化知识的内在关联

1902年3月24日，鲁迅（本名周树人，1881-1936）从南京乘坐“大贞丸”号经上海前往日本。4月4日，他到达了横滨，并于当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开始了留学生活。今年正好迎来鲁迅留日110周年。我不太清楚中国和日本是否策划了有关的纪念活动，但是，鲁迅留学日本的经历对其个人精神史乃至中国近代文化思想史无疑都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

将日本作为通向“西学”世界的渠道

鲁迅之所以留学日本，不单纯是自我意愿下的个人选择，而是当时的时代背景所使然。换言之，当时，在西方列强和日本明治政府的压力下屡屡战败的清政府，力图改革自身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作为其中的一环，开始了海外留学生的派遣。特别是在向“东洋”日本派遣留学生上表现得尤为积极。

“洋务派”名臣张之洞（1837-1909）在其著书《劝学篇》（1898）中强调，“西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他所说的 “（留学）西洋不如（留学）东洋”，在当时似乎被当作了留学行动指南。

本来，鲁迅对张之洞这样的官僚并没有好感，但从他的藏书来看，却不得不说在某种程度上，他走上了张之洞所指引的道路。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编纂的《世纪之交的文化选择——鲁迅藏书研究》（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中记载，鲁迅留下了4000多册藏书，其中的日语书籍达995册，几乎占了4分之1。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对鲁迅而言，日语书籍曾是多么重要的知识资源。

然而，在鲁迅大量的藏书中，日本文学类的书籍仅有136册，欧洲及苏俄的思想、文化及文学相关书籍的数量则远远超过了这一数字。如此看来，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鲁迅是将东洋日本当作了通向“西学”世界的途径和“渠道”。

多元化的知识环境与知识生产

尽管日本被视为一个学习西方的渠道，但它绝非透明之物。鲁迅借助日语所获得的欧洲及苏俄的思想、文化，均受到了当时日本的知识环境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鲁迅对革命后的俄罗斯产生了兴趣，购买了大量苏维埃文艺理论类书籍，而其中多数是日译本。对不懂俄语的鲁迅来说，这或许是理所当然的。

尽管鲁迅曾致力于将普列汉诺夫（1856-1918）、托洛茨基（1879-1940）和卢纳查尔斯基（1875-1933）的文艺理论翻译成中文，但随着斯大林体制的确立和巩固，这些理论家都被排除出了主流阵营。鲁迅在评价托洛茨基时，称他是一位“深谙文艺的批评家”，似乎尤其是对他的“同路人作家论”产生了共鸣。虽然得知托洛茨基被逐出国，但鲁迅依然坚持介绍他的文艺理论，还多次将之运用到自己的文章中。

令人饶有兴趣的是，鲁迅在这一时期还积极参与翻译了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1885-1976）和有岛武郎（1878-1923）的文艺理论。在《鲁迅与托洛茨基》（平凡社，2011年）中，作者长堀祐造注意到“鲁迅翻译有岛作品和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的时期相重合”，而这一现象并非偶然的一致，无疑具有特别的意义。就本文的宗旨而言，可以说，正因为鲁迅面对了一种多元化的知识环境，选择范围才变得更加宽广，从而才得以构建起了自己独特的文艺理论。

（2012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