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日本对外宣传能力的三项举措——无需花费多少资金！

日本外交缺乏宣传能力。在促使国际社会理解自身的主张方面，日本尚未付出足够的努力。在即将落幕的2012年，人们已经无数次地听说，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有强大的财力和人脉，或在纽约的时代广场打出新华社的霓虹灯广告牌，或用前总统李承晚之名为普林斯顿大学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学院的讲堂改名换姓。相比之下，日本既没有雄厚的财力，也没有在宣传上付出足够努力，这种现状实在令人大失所望。

一味愤慨哀叹无法形成宣传能力。在此我想提出三点建议，只要有意去做，它们都是行之有效的提升宣传能力之举措。笔者仿效日本人喜欢在年末思考新年抱负的习惯，提出面向2013年的建议。尽管三项措施之间不存在任何系统性，但它们都是不需要花费多少资金的方案。

放宽国会的束缚，以便首相与外相频繁出访

无论是企业还是国家，首席公关都是该组织最高层人物。作为最有效的“招牌”，对公司而言就是总经理，对国家来说，就是首相或总统。然而，日本的这种“招牌”活像路边的广告牌，立地生根般地纹丝不动。因为与其他议院内阁制国家相比，日本几乎是个异类，首相的行动受到国会审议程序的束缚。作为日本的首相，且不说出国访问，就连离开东京的行程也不得不利用周末或连休。

每年春季的长假连休，上述问题都会引发首相和阁僚竞相出访华盛顿的高潮，尽管这为当地的口译业带来福音，但对日本的外交来说却是弊害最深的一种恶习。一个公司的总经理和董事会成员从不来访，而另一个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则定期登门造访，董事等人员每年也经常前来走动，大家愿意和哪家公司做生意呢？答案不言而喻。这象征了日本与中国外交能力的差异。　

举个例子来说，自2004年小泉纯一郎之后，日本首相就再未访问过巴西。在国会的严重束缚下，首相只能将多边国际会议（近年来不断增多）和重要的例行双边会议（近年还包括印度）放在周末，这样一来，全年日程一下子就排满了。假设一年左右就卸任，那么光是处理这些事务，时间就已所剩无几了。只有像小泉这样在任时间超过五年的首相，才能有机会去另一个半球。

应该尽可能放宽国会的束缚，让首相和外相可以频繁出访。打个比方来说，这就如同将移动广告放到顾客的身旁将有益于整个公司的市场营销一样。

对外公开与中国在尖阁诸岛周边海域冲突的视频

第二项紧要课题，虽然适用范围较窄，但有必要收集并迅速上传视频。中国执法部门希望在尖阁诸岛（钓鱼岛——译注）周边造成执行管辖权的既成事实。为此，中国在录制现场图像和音效时力图造成一种本国船只是执法方、日本船只是“被”执法方的效果，并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CCTV）向全世界播映。

日本没有采取对抗行为。主要原因或许在于责任与命令体系模糊不清，无人愿意承担风险。此时，应该灵活转变思维，详细录制己方与中国船只在海上冲突的视频，并上传到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浏览的互联网上。

实际上，日本早就有这种公开现场视频作为证据供世人阅览的先例。那就是在南极海上开展的调查捕鲸活动。捕鲸船队经常用视频记录己方船只与恶名远扬的海洋守护者协会（Sea Shepherd Conservation Society）在海上的遭遇、冲撞场面并上传到网上。然而，笔者本人并不赞同这种行为。

无限期停止远洋调查捕鲸，避免“厌恶日本”情绪加剧

第三点也是最后一个论点，日本一旦有望在沿岸地区捕到小须鲸，就应当无限期停止远洋调查捕鲸活动。作为一种产业，捕鲸业的销售额和就业规模都可谓微乎其微，因停止这种调查捕鲸而遭受影响的人很少，即使为他们的转行提供周全的帮助，也不会造成太大的经济负担。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行业，在世界名人（多为动物保护人士）中树敌无数，令那些友邦，甚至应是同盟伙伴的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等国对日本顿生厌恶之情，消极作用之大，尚无出其右者。顺便提一句，它甚至还令海洋守护者协会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因阻挠抗议日本捕鲸船活动，捐款额大增——译注）。如果无论如何想吃鲸鱼肉，那么可以开辟途径捕获日本沿岸地区的鲸鱼。

目前，澳大利亚已将日本告上了国际法庭（ICJ），要求禁止捕鲸活动。当然，日本可以据理力争，但即使日本胜诉，也不应该堂而皇之地前往澳大利亚周边捕鲸。获得胜诉判决后主动放弃远洋捕鲸，笔者认为这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积极促成首相与外相的出访、充分运用视频图像、停止捕鲸活动。借助这三项举措，日本的对外宣传能力，至少将优于现有水平。

（2012年12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