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关系2.0”新时代的历史要求

细谷雄一 [作者简介]

[2013.11.14]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2013年9月5日晚,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晚餐会前,安倍晋三首相与韩国朴槿惠总统进行了短暂交谈。自2月上任以来,朴总统一直回避与2012年12月组建第二次内阁的安倍首相举行首脑会谈。韩方认为,日本政治家在历史认识方面的失言和麻生太郎副首相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导致两国之间尚不具备举行首脑会谈的条件。虽然时间短暂,但这一次总算是日韩首脑在朴总统上任半年多以后首次进行了直接接触。由此可见,日韩关系已经冷却到了何种程度。

朴总统在圣彼得堡与德国默克尔总理举行会谈时称:“如果缺乏治愈历史伤痛的态度,而只是一味地触碰伤口,恐怕就难以实现(和解)”,表示依然难与日本实现和解。同时,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污染水泄漏为由,韩国政府于9月6日宣布全面禁止进口包括福岛县在内的日本8个县的水产品。韩国为何要对日本采取这样的批判立场和严厉态度呢?

当前日韩关系的性质已不同于当初邦交正常化之时

在思考上述问题时,首先必须理解: 1965年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实现邦交正常化之时与经过近半世纪以后的现在,两个时期的日韩关系的性质在本质上发生了巨大变化。1965年,两国间往来人员数量仅为22000人左右。而2010年时,这一数字突破了500万。虽然字面上同样都是“日韩关系”,但无论人员交流数量、所处国际环境,还是两国的政治体制情况,均已不可同日而语。

签署日韩基本条约时,通过军事政变夺取政权的朴正熙总统(朴槿惠总统之父)正领导着韩国政局。在东西方冷战的大背景和开发独裁(经济高速发展和权威主义政治体制相结合——译注)的权威主义体制下,日韩关系的构建过程并未充分反映韩国的国民感情。面对朝鲜、苏联、中国等共产主义敌对国家,作为身处最前沿的韩国而言,无论是出于安保还是经济考虑,与美国和日本的关系都具有绝对重要性。此外,当时在推进经济现代化方面,韩国也离不开日本的经济支援和投资。而日本方面也有相似情况,在佐藤荣作政权这样一种自民党一党独大的体制下,外交事务完全由自民党和外务省一手主导。换言之,日本和韩国双方都采用了一种脱离国民舆论的形式,在政府与政府之间达成妥协,成功签署了日韩基本条约。

如果将上述基于政府间共识所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的日韩关系称作“日韩关系1.0”,那么现在的日韩关系或许应称为植根于国民舆论和国民感情的新型日韩关系,即“日韩关系2.0”。“1.0”与“2.0”是性质具有根本差异的两种双边关系。随着韩国政治的民主化与市民社会的成熟,韩国民众已经可以更加自由、更具攻击性地吐露个人感情了。此外,韩国媒体不再平抑这种国民感情,反倒更愿意表现出贴近国民感情的态度。韩国的政治领导人再也无法忽视这种国民感情。而韩国国民舆论和媒体则将发泄不满和批判的矛头同时指向了韩国政府和日本政府。

2013年8月30日,“追求全新领导力、和平与繁荣的日韩关系”论坛(主办:韩国亚洲研究基金,后援:日本财团)在东京召开。笔者和韩国延世大学文正仁教授、韩国新国家党国会议员吉炡宇、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仙谷由人、韩国庆熙大学林成浩教授共同参加了主题为“民主主义与和平”的第一分会,就日韩两国的民主主义对外交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讨论(图片提供:日本财团)

通过增进两国国民的交流与理解,构建稳定的日韩关系

可以说,随着民主主义在日本与韩国不断成熟,日韩双边关系就变成了一种性质错综复杂的东西。民主主义导致外交活动复杂化的事例屡见不鲜。生活在19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虽然“民主政治有助于增加国家内部的力量”,但“若要调整重要事业的细节、坚持某种计划或排除障碍实现计划,民主政治恐怕就难以做到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时候“人民群众会被无知或情绪所牵绊”。随着民主化的发展,韩国国民终于可以对本国政治领导人在从军慰安妇和日本历史认识等问题上的处理方式自由发表批评意见了。正因为同是民主主义国家,所以目前的日韩关系产生了新的复杂性。在这种“日韩关系2.0”时代,为了构建更加成熟、稳定的关系,两国的市民社会必须走向成熟,正确客观地认识对方。我们需要理性地面对历史,而不能感情用事,在一定程度上相互理解对方的感情,进而冷静地实现协调合作所带来的利益。

国民感情没有得到充分反映、仅仅建立在政府间共识上的“日韩关系1.0”时代的日韩关系十分脆弱。我们不应谋求回归“1.0”时代的那种状态,而必须构建一种国民与国民相互交流理解的、适应“日韩关系2.0”新时代要求的、更加深厚、多层面的、综合性的日韩关系。

(2013年9月7日)

nippon.com编辑委员。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教授。1971年生于千叶县。毕业于立教大学法学系。2000年完成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专业博士课程。曾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及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专任讲师,2006年任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副教授,2011年升任教授。著述有《战后国际秩序与英国外交——战后欧洲的形成,1945-1951》(创文社,获得SUNTORY学艺奖)、《大英帝国的外交官》(筑摩书房)、《伦理战争——托尼・布莱尔的辉煌与挫折》(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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