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TAP论文丑闻,看科研管理问题

萨勒・斯文 [作者简介]

[2014.06.27]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العربية |

理化学研究所等的多名研究人员联名共同撰写的有关新型万能细胞(STAP细胞)论文,疑点破绽接二连三。丑闻浮出水面后,引发了日本媒体不断升温的报道热潮。实际上,这类情况不仅暴露了日本的科研机构,同时也暴露了整个学术界在科研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目光短浅的媒体报道

对论文中存在的学术不轨行为,媒体的关心一味集中在“有关研究人员有多少人涉及了数据的窃用、篡改及捏造等不当行为”这一点上。但我认为,这一事件引发的问题不仅限于此。诸如媒体应该如何报道?为确保《自然》等专业杂志质量的审核制度中存在怎样的弊端?究竟什么是科学和学术?甚至社会上对研究机构、科学刊物等的实际情况缺乏理解等,都是需要思考和追究的问题。

4月9日,STAP论文的学术不当行为暴露,媒体报道升温。在记者会上辩白的理化学研究所研究小组组长小保方晴子(中)(照片提供:时事通信社)

首先来看一看媒体的问题。2014年1月,由14名科研人员撰写的两篇刺激触发采集多能性细胞(STAP细胞)论文,发表在著名的科学杂志《自然》上,媒体对此进行了异乎寻常的狂热报道。无疑对媒体来说,这是求之不得的话题。因为引领世界的科技水平,是战后日本的骄傲,自我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媒体描绘的“英雄故事”能够轻而易举地被民众接受。但是,它们狭隘地强调的是“前程美好的年轻研究员率领的科研小组,撰写出的论文刊载在了著名的科学杂志上”这一侧面,而对论文有可能受到的质疑和反驳,却未能予以充分的报道。 

正因如此,当疑云浮现时他们陷入了深深的幻灭感中。媒体应采取更为慎重的态度来对待短视的炒作,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会出现适得其反的结果。而且,那些记者们好歹都是大学毕业的,起码应该懂得学术论文发表后要得到他人的验证。许多科研人员会阅读论文、分析其内容、进行证实及反驳。任何研究结果无一不将受到他人的质疑和检验,时而还会发现被忽视的真相,这在科学领域是极其自然的事情。

科学到底是什么?

《自然》杂志上刊载了有缺陷漏洞的论文,这也是一个问题。《自然》杂志在审查论文时,采用的是委托该领域著名学者“审读”的制度。审读人找出论文中的矛盾点、是否存在剽窃,对论文质量、结构、写作技巧等负有彻底调查的责任。尽管如此,却未能发现STAP细胞论文的剽窃之嫌,这无疑证明 “审读”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

审读要求匿名,但即便审读者不知道论文撰写人的名字,也不一定能够确保匿名性。例如干细胞,特别是STAP细胞,科研人员原本就不多,再加上又有14名共同撰稿人,那么即便匿名,对执笔人是谁也能猜出个大概。如果碰巧审读人对撰稿的研究人员(或研究小组)抱有好感,他或许会在未经仔细审核的情况下就做出刊载的指示。相反,尽管内容完美,但若对研究人员印象不好,那么也有可能不予刊载。至于不予刊载的理由,那是随意都可以找得到的。

再有,这里还牵涉到社会上对科学的普遍的认识问题。媒体如此大肆炒作论文问题的理由之一,可以说是至今人们还普遍相信“科学是精确无误的”这一点。大多数人都把学问分为“科学”和“人文科学”,认为科学是一门精确无误的学问,而对人文科学则未必追求其正确性及客观性。(在日语中,science和 humanities分别称作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两者的差异不如英语那样明确。)

但是,观察一下STAP论文问题你就可以明白,“科学是精确无误的”这一说法是靠不住的。在科学方面,往往需投入巨额资金,而且时而会受到媒体的高度关注,操控数据的概率(或者说是诱惑)也远远高于人文科学。

而且庞大规模的研究经费还不是唯一的问题。例如,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的格雷戈尔•孟德尔(1822-1884年),发现了遗传的规律,但实际上他的实验数据存在缺陷。今天人们都知道,根据他记录的实验方法是无法得出那样的结论的。然而他却成功地发现了遗传规律,这是为什么呢?现在的定论认为,这是由于“实验的方向性是正确的,孟德尔对此深信不疑,即是由所谓的‘确认偏差(※1)’作用所导致的”。也有其助手操纵了实验结果的说法,但很有可能是孟德尔无意中选取了自己希望得到的结果。在不知不觉中左右了实验、选择了结果的“确认偏差”和故意操纵实验数据——两者的界线是非常微妙的。但有一点确切无疑,那就是科学和世人普遍的认识不尽相同,它既不精确也不客观。

查明原因,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此外,此次的论文丑闻还凸显了剽窃,即知识产权被盗用的问题。目前尚不清楚STAP论文的有关作者将被追究何等责任,但抄袭剽窃已发展成为现今世界教育和研究一线中的一个严重问题。以德国为例,在过去三年内,有两名政府部长因博士论文的剽窃问题曝光而被迫辞职。我的学生最近也成了剽窃的受害者。他的论文被人擅自抄袭,并作为硕士论文提交给了一所美国大学,最后上传到互联网上。

现在,许多大学在本科阶段都教育学生,剽窃有反科研伦理,是严重的违规行为。而且,不少大学还利用“Turnitin”软件检查有否抄袭剽窃。即便如此,有待改善的余地依然很大。因STAP论文问题而为人议论纷纷的理化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等一流研究教育机构也不例外。剽窃不同于考场上的舞弊,是不可原谅的盗窃行为,必须通过一切方式让学生及年轻的研究人员认识到这一点。

要而言之,此次的论文事件,暴露出科研领域根深蒂固的深层问题;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媒体也不该仅对每一研究人员个人的是非曲直评头论足,而是要将报道的重心放在更为本质的方面。但不幸的是,学术界呈一种上下层次结构,加上媒体报道又有易热易冷的倾向,导致最终可能只是象征性地采取措施以解燃眉之急,并不伴有进一步深入调查原因的后续行动。

(2014年3月27日 原文英文)

(※1)^ 指个人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不利或矛盾的资讯,来支持自己已有的想法的片面诠释

上智大学副教授。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东京事务所日本代表。1968年生于德国。在美因茨大学、科隆大学、波恩大学攻读历史学与政治学。在金泽大学留学4年后,于1999年获得波恩大学文学系日本研究专业博士学位。历任德国日本研究所人文科学研究部部长、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副教授等。合编著作有《Eisendecher公使的相册:明治初期的日德外交》(OAG德国东洋文化研究协会、Iudicium,2007年,日文、德文)、《Pan-Asianism: A Documentary History》(Rowman & Littlefield,2011年,英文,2 vol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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