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日本情结(上)

廖八鸣 [作者简介]

[2014.07.15] 其它語言 : 繁體字 |

怪杰——辜鸿铭

清末民国初期有一位怪杰——辜鸿铭,他一生都在抨击西方文化,偏执地宣扬东方文化。常常出语偏激,行事也乖张狂放。用西语骂洋人,用中文骂国人。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辜鸿铭1857年7月出生在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供职的橡胶园园主布朗,十分喜欢聪明的辜鸿铭,将他认为义子,并大约在11岁时把他带去英国留学。他先后在英、德、法、意的多所大学攻读了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法学、政治学和工程学,拿了文、哲、理、工、神的十几个学位,熟练掌握了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在内的9种语言。

1878年他学成返乡,不久去了新加坡殖民政府做雇员。工作三年后,他与马建忠的一次相晤,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点。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三天。马建忠介绍的中国文化让他十分憧憬,便决定辞职去父亲的祖国工作。这时他开始补习中文,留辫子。经在香港等地辗转数年后,1885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洋文秘书,从此追随张之洞长达20余年。从这时起,辜鸿铭一边学习中国文化,一边开始用西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有缺陷

从辜鸿铭的生平可知,他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完全是西方式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才广为西方人接受,在欧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辜鸿铭的代表作有《尊王篇(1901年)》、《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1904年)》、《中国牛津运动故事(1910年)》、《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等。其中,《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初版于一战期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影响最为广泛。

其主要论点如下。

所有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现代欧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征服了自然,这是欧洲文明的优势。但是欧洲文明却无法控制人的情欲。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基督教已经不再有效。欧洲人只能求助于强权来维持文明秩序,这样最终就导致军国主义、战争、破坏和浪费。这样欧洲人就陷入了一个两难之境:如果远离军国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将毁坏他们的文明;如果坚持军国主义,那么他们的文明会因为战争的破坏和浪费而崩溃。

另外,西方人认为人性恶,所以要用宗教和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养活大量的牧师和律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中国的儒家文明是解药

辜鸿铭对此给出的解药,是从中国的儒家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辜鸿铭认为,儒家文明实际类似宗教,是一种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儒教。儒教跟基督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基督教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儒教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儒教通过家庭和学校(中国人的教堂)教导忠、孝、恕,让人从小就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

他认为,儒家主张的人性善就是一个善端,由它推而广之,便构成儒家文明的大系统: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世界,以“礼”一以贯之。“礼”就是儒家道德体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根本无需法律和战争。

可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对华入侵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而辜鸿铭并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只是一味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被迫一步步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带领下对传统文化发起了总攻。辜鸿铭对此痛心疾首,他千寻万觅才找到的“救世良药”竟然被人弃之如敝履。于是,与他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论战结果只是加深了他在世人眼中的“封建老顽固”印象。他感叹 “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无奈之下,他把眼光转向了日本。

1958年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1982年毕业于洛阳大学日语系,先后任邮电部卫星通信技术研究所、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科学技术人材交流中心翻译,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日语月刊《人民中国》记者。1993年10月进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留学。1996年4月起在芝浦工业大学、日中学院等担任讲师。在日中文媒体自由撰稿人。主要著作有《天安门在燃烧》(共著,1989年,读卖新闻社中国特派员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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