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日本情结（上）

怪杰——辜鸿铭

清末民国初期有一位怪杰——辜鸿铭，他一生都在抨击西方文化，偏执地宣扬东方文化。常常出语偏激，行事也乖张狂放。用西语骂洋人，用中文骂国人。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辜鸿铭1857年7月出生在英属马来亚的槟榔屿，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葡萄牙人。父亲供职的橡胶园园主布朗，十分喜欢聪明的辜鸿铭，将他认为义子，并大约在11岁时把他带去英国留学。他先后在英、德、法、意的多所大学攻读了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法学、政治学和工程学，拿了文、哲、理、工、神的十几个学位，熟练掌握了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在内的9种语言。

1878年他学成返乡，不久去了新加坡殖民政府做雇员。工作三年后，他与马建忠的一次相晤，成了他的人生转折点。两人一见如故，畅谈三天。马建忠介绍的中国文化让他十分憧憬，便决定辞职去父亲的祖国工作。这时他开始补习中文，留辫子。经在香港等地辗转数年后，1885年入两广总督张之洞幕府任洋文秘书，从此追随张之洞长达20余年。从这时起，辜鸿铭一边学习中国文化，一边开始用西文向欧美介绍中国文化。

辜鸿铭认为西方文明有缺陷

从辜鸿铭的生平可知，他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完全是西方式的。正因为如此，他对中国文化的解读才广为西方人接受，在欧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辜鸿铭的代表作有《尊王篇（1901年）》、《日俄战争的道德原因（1904年）》、《中国牛津运动故事（1910年）》、《中国人的精神（1915年）》等。其中，《中国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义》初版于一战期间，是他的集大成之作，影响最为广泛。

其主要论点如下。

所有文明都始于对自然的征服，现代欧洲文明在人类历史上首次成功征服了自然，这是欧洲文明的优势。但是欧洲文明却无法控制人的情欲。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基督教已经不再有效。欧洲人只能求助于强权来维持文明秩序，这样最终就导致军国主义、战争、破坏和浪费。这样欧洲人就陷入了一个两难之境：如果远离军国主义，那么无政府主义将毁坏他们的文明；如果坚持军国主义，那么他们的文明会因为战争的破坏和浪费而崩溃。

另外，西方人认为人性恶，所以要用宗教和法律来维持社会秩序。这就需要养活大量的牧师和律师，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

中国的儒家文明是解药

辜鸿铭对此给出的解药，是从中国的儒家文明中找到这种新的道德力量。辜鸿铭认为，儒家文明实际类似宗教，是一种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儒教。儒教跟基督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基督教让人成为一个好人，儒教让人成为一个好公民。儒教通过家庭和学校（中国人的教堂）教导忠、孝、恕，让人从小就明白自己对家庭、社会、国家的责任。

他认为，儒家主张的人性善就是一个善端，由它推而广之，便构成儒家文明的大系统：小到个人，大到国家、世界，以“礼”一以贯之。“礼”就是儒家道德体现的秩序。在这种秩序下，根本无需法律和战争。

可是，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对华入侵日益加剧，救亡图存成为当务之急。而辜鸿铭并没有拿出解决方案，只是一味强调中国文化的优越性。中国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被迫一步步走上了西化的道路。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陈独秀、胡适等人带领下对传统文化发起了总攻。辜鸿铭对此痛心疾首，他千寻万觅才找到的“救世良药”竟然被人弃之如敝履。于是，与他们展开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论战。论战结果只是加深了他在世人眼中的“封建老顽固”印象。他感叹 “真正的中国人正在消亡”。无奈之下，他把眼光转向了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