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谈话:一个寻求平衡之举,给未来留下课题

安德鲁・戈登 [作者简介]

[2015.09.01]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العربية |

安倍晋三首相于8月14日发表的“战后70周年谈话”,与村山富市首相在1995年发表的战后50周年谈话及小泉纯一郎首相在2005年发表的60周年谈话相比,篇幅要长出许多。此外,安倍虽然表明了自己希望聚焦未来,但谈话内容绝大部分言及的是过去。这两个事实告诉我们,所谓的历史问题对于安倍首相本人而言是一个棘手的课题,对于日本而言,也是一个依然无法克服的问题。

谈话变成长文的原因

安倍首相面临的一大难题,是要设法调和两种相反的观点。一种是他本人曾经表达过的那种缺乏悔悟之意的态度,这也是与其自身的支持基础——“日本会议”这个右派团体所一致共通的;另一种是继承村山谈话和小泉谈话内容,表达坦诚道歉之念,这是其他国家所期待他的。可以说,安倍首相正是为了尽力寻求折中,才发表了这样一篇长文。谈话中提到了“侵略”、“殖民地统治”、“反省”和“道歉”这四个过去的谈话中出现的“关键词”。不过,它们都是被间接提及的,并非是首相自己的语言。

即便如此,在70周年谈话发表之前,还是有足够的理由让人们担心安倍首相能够对过去的谈话做到何种程度的尊重。

安倍首相的外祖父岸信介在战争时期曾担任阁僚,战后出任过首相(首相在任:1957~1960年),安倍非常敬爱他,但岸信介却一直公然否认日本曾经发动过侵略战争。安倍本人在为2009年2月的《正论》撰写的文章中宣称,“不能让村山先生个人的历史观永远束缚住日本”,表示希望从村山谈话中解脱出来。2013年,首相也曾拒绝将日本在战争时期的行为表述为侵略。2014年又启动了对“河野谈话”出台过程的调查,该谈话由时任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在1993年发表,对慰安妇制度做出了道歉(政府最终提出了不调整河野谈话的方针——编注)。

不过,安倍首相在8月14日的谈话中,还是承认了日本给“中国、东南亚、太平洋各岛屿等地”的无辜民众“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和痛苦”这一事实。此外,谈话间接地承认了日本的“侵略”和“殖民地统治”,承诺不会“再次”做出这样的行为。并且确认了历届内阁表明的“痛切反省和衷心道歉”,以及整个日本的“悔悟”之意。这些措辞想必会受到世界上许多人的欢迎。

针对未曾提及部分的忧虑

尽管安倍间接提及侵略和引用他人言辞进行道歉的做法令人失望沮丧,但总算是提到了4个关键词。莫如说,更令人忧虑的,是那些他未提到的部分。

在日本20世纪的历史以及目前寻求和解的努力中,处于核心位置的有两个问题。那就是战争责任和有关殖民地统治的责任问题。与“21世纪构想恳谈会”提交的报告一样,安倍谈话对日本的战争责任也表达了理智的见解。该报告继承了上世纪70年代日中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时达成的共识,认为日中战争应由将日中两国国民作为牺牲品的日本军国主义承担责任,安倍谈话也暗示同意该观点。

但另一方面,和上述报告一样,安倍谈话对殖民地统治的责任问题也是轻描淡写。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欧美国家在这方面也做得不足。谈话明确颂扬了日俄战争(1904~1905年)胜利的丰功伟业,称其为饱受殖民地统治之苦的人们“带来了勇气”。但令人惊讶的是,他却没有提及日本通过这场战争实现了对朝鲜半岛的军事占领和日后的殖民统治这一更加重要的事实。

他也没有提到曾被强征为军人或劳工服务于大日本帝国的韩国人和朝鲜人的痛苦。虽然转弯抹角地提到了慰安妇们遭受的痛苦,但对于日本军部创建了这种强制性制度一事,却没有做出任何表态。安倍谈话通过称赞欧美各国乃至中国对日本展示出的宽容,含蓄但却是明白无误地指责韩国人和朝鲜人不接受日本寻求和解的努力。

要告诉孩子们什么?

日本对殖民地统治责任视而不见的态度植根于20世纪初期。当时日本的领导人批判欧美的帝国主义,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作为殖民国家的所作所为有任何问题。令人悲哀的是,安倍首相的谈话反映了这种观点。

面向未来,谈话在最重要的段落承诺“不能让与战争毫无关系的子孙后代担负起继续道歉的宿命”,并坚定有力地承诺“我们日本人要超越世代,正面面对过去的历史。我们有责任以谦虚的态度继承过去,将它交给未来”。

一般地说,这可以认为是一种合理、甚至值得赞赏的态度。但我担心,现代的日本领导人为了消除将来道歉的负担,会懈怠向后人传达谦逊的历史认识这样一种义务。为了让安倍谈话中的这些誓言真正具有意义,需要日本的教育工作者、学者和普通民众,以及全世界人民共同拿出智慧和勇气。

(2015年8月17日 原文英文)

标题图片:韩国市民在首尔车站收看安倍首相发表谈话的电视转播(图片提供:韩联社/Aflo)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研究领域为日本近代史和日本劳动史。1952年生。198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史和东亚语言)。曾任杜克大学教授,1995年起任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撰写编辑了大量文稿,并出版了许多翻译书籍。最新著作有《缝纫机和现代日本——制造消费者(Fabricating Consumers: The Sewing Machine in Modern Japan)》(Misuzu书房,2013年)等。现在从事有关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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