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等神话”的沉重代价——儿童贫困应对措施刚刚起步

社会

“平等国家”的“神话”

许许多多的外国游客,都不会认为日本是存在“诸多‘贫困’的国家”。在日本的城市里,你看不到很多发达国家的“中心城区”常见的涂鸦或是无家可归者在街头乞讨;行人衣着光鲜,便利店和快餐店的店员也服务周到且彬彬有礼;这里既不存在那种一个人走夜路会很危险的“治安很差的街区”,也很少有小偷小摸一类的犯罪。的确,日本在发达国家中是一个屈指可数的“平等国家”。

是的,大家都对此深信不疑。日本是个平等的国家,这种评价在海外也经常听到,它也是日本人长期以来坚信的一个“神话”。

这一神话并非毫无根据。确实,如果看20世纪70年代的统计数据,你会发现日本在发达国家中,也像北欧国家那样,是个居民收入差距较小的国家。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人的收入差距扩大。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统计,2009年日本的基尼系数(综合考察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状况指标的指标)为0.336,高居OECD35个成员国的第8位。实际上,日本的居民收入差距虽然低于美英等国,但大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大陆国家,更不用说北欧各国了。

进入21世纪后,至少在日本国内,日本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平等这一事实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即便如此,在“变得”富足的日本居然存在“贫困”问题,是谁也想象不到的。此处所说的“贫困”,不是指那种衣食无着、没有遮风挡雨的住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绝对贫困(absolute poverty)”。在今天的发展中国家,绝对贫困依然是个重大问题,但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主要使用的是“相对贫困(relative poverty)”这个概念。

所谓“相对贫困”,是指无法维持居住国最低生活标准的生活状态。即使在人均GDP较高的OECD成员国里,相对贫困也是个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从以下这点就能看出——在大多数OECD成员国的政府相关部门的网站上,轻而易举地就能查到有关该国“贫困”状况的统计数据及其对策。比如,欧盟在“Europe 2020”战略中提出了以下数值目标:到2020年要使“穷人和受社会排斥者”减少2000万人。(参考: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耻辱”意识掩盖了贫困

但在日本,多年来甚至是政府、社会和学术界都沉浸在“日本是个平等国家”这一幻想之中,因此对相对贫困问题,人们长期处于无知无觉的状态。政府在20世纪60年代停止了有关贫困数据的统计,甚至不再计算贫困率。虽然政府也有针对穷人的救助机制,但在实际运作中,救济金发放对象一般限定在没有养老金收入的老年人或残疾人等,而他们只占总人口的约1%。

之所以人们对公共救助的必要性认识淡薄,原因在于日本的贫困是一种“看不见的贫困”。在全民普遍深信社会“平等”的环境中,即在被人们认为是“平等竞争”的社会中,贫穷即个人的失败,被视为“耻辱”。不管你多么困苦拮据,接受社会救助被当作是“家族的耻辱”,会受到亲戚们的一致反对。而且,他们即便借钱或克扣伙食,也要穿着体面,在外不露穷相。另外,即使面对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人们也会认为那都是因为酗酒等他们自身的原因造成的,而不会想到是社会结构不合理所致。

这种认识发生变化是在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经济衰退,使人们开始认识到谁都有可能跌落到贫困境地。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人们震惊于一则新闻报道,在公认的全民参加医保享受医保的国家日本,居然有多达3万的儿童没有健康保险保障。于是,2009年第一次执掌政权的民主党,上台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公布了日本的相对贫困率。由此,儿童相对贫困率为15.7%、单亲家庭相对贫困率高达50.8%以上的事实,终于为公众所知。(2012年这两个项目的最新数据已分别上升到16.3%和54.6%。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

儿童贫困的真情实况

民主党政府推动了几项相关政策的落实,比如对有儿童的家庭增加了儿童补贴、上高中免费等。东日本大地震之后,虽然自民党和公民党再度联合执政,但政府对贫困的关注、特别是对儿童贫困问题的关注仍然很高。这是因为儿童贫困的严峻现实持续不断得到曝光,生活陷于贫困的儿童和大人无处不在,已无法再继续置之于不顾了。

比如,文部科学省在2009年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在针对小学六年级学生开展的全国学力调查中,发现如果按照父母的收入多少来分类统计的话,收入多少和学力的高低呈现出非常密切的关系。(耳塚宽明《关于御茶水女子大学的委托研究和补充调查》 文部科学省委托调查)

在海外,儿童的学力与父母的收入有关,这已是广为人知的。但即便是这种“理所当然”的关系,政府和教育研究人员也是在一片惊愕之中接受的,更不用说日本普通民众了。

儿童的健康状况亦然。笔者2010年起开始发表论文,阐明儿童的健康状况和其父母的收入高低有关这一事实。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中更多肥胖儿,这在最近的研究成果中也终于得到证实。在此之前,“因为是平等社会”这种意识,日本人对父母的经济地位对儿童带来的影响漠不关心。但调查发现,与儿童相关的各类数据都与父母收入有着内在联系。

另外,一些直接接触儿童的专业人员也开始不断反映贫困为孩子带来的影响。比如,来自儿科医疗前线的报告说,有的孩子家庭由于无法承担自负医疗费而只能选择保守性治疗;有些低收入家庭的家长要求说,孩子在学校里生病了也不要送到医院去,等等。

有的老师称,他们把学校配餐剩下的牛奶或糖果,暗地里拿给那些没吃早饭来上课的小学生,以防止他们上午无法集中精力学习;也有报告说,由于放假期间学校没有配餐,暑假结束后来上学的孩子中,有的人比放假前瘦了;来自儿童馆和儿童课余活动中心的报告则反映,有些孩子好像没吃中午饭。

随着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对此类事件的大量报道,人们终于认识到,儿童贫困已经是日本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

儿童贫困对策资金列入政府预算

在这种形势下,2013年,朝野一致通过了《关于推进儿童贫困问题对策的法律》(儿童贫困对策法)。据此,采取措施解决儿童贫困成为政府的义务。第二年,内阁决议确定了《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大纲》,长期以来儿童的家庭状况往往被认为非学校之“管辖”,但 “学校”在这个大纲中被定位为应对儿童贫困问题的“平台”。进入2015年后,伴有政府拨款的扶贫新政策开始正式实施。

安倍晋三内阁发起了“单亲家庭与多子家庭自立救助项目”,并在2015年12月22日成立的2016年度预算案里加入了以下内容:扩大无息奖学金项目,增加对1个以上孩子家庭的儿童抚养补贴(对低收入的单亲家庭发放现金补贴)等。

“平等神话”的沉重“代价”

但是,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日本解决儿童贫困的措施,不得不说还是远远不够的。就拿这次奖学金扩充项目来说,首先,日本只有贷款类型的奖学金——贷学金(student loan),不存在无需归还的奖学金(scholarship)。日本是OECD成员国中高等教育家庭负担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

再看增加儿童抚养补贴措施。本来日本的儿童抚养补贴就很少,无法靠它来生活,即便拿到全额,每月也只有4.2万日元,2个孩子时再加5000日元,从第3个孩子起每人再增加3000日元。单亲家庭(多数由母亲和孩子构成)中,80%以上的母亲在工作。但即便如此,单亲家庭的贫困率仍超过了50%。从离异的孩子父亲那里正常拿到抚养费的还不到20%,这是因为政府没有制定有效对策,以保障正常支付赡养费。

虽说接受政府生活救济的比率在增加,但也只占人口的2%左右。一般的儿童补贴金额少,也不存在其他国家那种提供住房补助、伙食补助等支援低收入家庭的制度。同时,在国民年金(养老金的一种)和国民健康保险这种由企业非正式员工或个体户加入的社会保险方面,保险费用的负担还具有“累退性”(即随着收入的增加负担变小,相反收入减少负担增大——译注)的特点。

这些都是日本长期忽视“贫困问题”的后果,在社会各项制度设计上忽视了低收入阶层的存在。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日本已被其他发达国家远远甩在了后面。日本或曾短暂地有过经济的“平等”,但它的代价以这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可谓具有讽刺意义。

(2016年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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