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次担任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考验日本的领导力

举办峰会与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之年

2016年被认为是对日本外交具有特别意义的一年。2016～2017年这两年，日本将担任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日本政府表示将继续关注安理会这个联合国最重要的机构是如何决策世界重要议题的。日本再次当选非常任理事国，同时日本还将担任七国集团首脑会议（2016年5月26～27日，伊势志摩峰会）的主席国，这让人有一种不可思议之感。

由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其所有成员国地位平等，只有在成员国间展开复杂的协商后才能做出决策。在七国集团框架内，没有一等国、二等国这种区分，但像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俄罗斯那样，在某些情况下，成员国有可能会遭到驱逐(*1)。

并非“不变”，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

安理会的情况截然不同。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参与组建联合国的同盟国阵营的五个战胜国（美英法俄中，P5）。只有这五个国家可以通过行使否决权来影响联合国在重要问题上的决策，将安理会的表决过程变得徒有躯壳(*2)。而且，常任理事国的阵容根本没有反映战后国际社会的实际情况。

被分配给中国大陆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在过去数十年间一直被台湾也就是中华民国政府占据，而非北京的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3)。苏联从世界政治版图上消失后，俄罗斯联邦在1992年继承了这个席位。这是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前苏联各国的集体决定。但当时不由俄罗斯继承苏联席位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苏联解体后，哈萨克斯坦总统的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表示，继承苏联席位的必须是独联体（CIS），前苏联各国中的某一国单独继承是不正确的。即使从这一点来看，也会明白“永久不变”的常任理事国阵容不过是单纯的历史惯例。

安理会的构成和权限没有适应时代变化

安理会的否决权行使机制和只给特定国家权限的模式都显得落伍过时。这种机制完全没有考虑到可能会对世界造成影响的新势力的崛起，也没有考虑战后国际关系结构自身的变化。

此外，行使否决权的机制非但没有形成抑制和均衡，反而加剧了不均衡。法国至今仍是有影响力的欧洲国家，虽然这是依然不变的事实，但因此就能说德国不如法国有影响力吗？甚至没有迹象显示安理会有意为欧盟诞生及调整国际政治而建立新的战略，那样做合适吗？我无意否定中国的影响力，但它无法抗衡日本和印度在亚洲所占的分量。在南北美洲大陆，除了美国以外，恐怕不能忽视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国的存在。如今，是否也应该让上述国家加入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或是给予它们否决权？或者我们应该探索新的相互关系的机制？

即便功能不完善，安理会仍将影响世界

从2016年开始的两年内，乌克兰也会和日本一同担任联合国安理会的非常任理事国。两国都面临保卫领土的艰巨课题。但联合国在解决此类问题方面发挥的作用仅仅是召开徒劳无功的会议。这样的话，更好的方法就要依靠双边谈判和更有效的国际机制了。

尽管日本希望在2016年朝着解决北方领土问题这个目标向前迈进一步，但它取决于安倍首相和普京总统能否举行会谈，能否在会谈时做出可以让步的决定。乌克兰希望今年收回东部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州）的主权。但这恐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斯克协议，以及作为调停人的俄罗斯、德国、法国、乌克兰首脑组成的所谓“诺曼底四国”会谈如何发挥作用。

上述经验将带给日本和我们许多启示。即使看似现阶段可以完成的事情，往往也会被拖延到明天解决。但是，我们可以藉国际社会的改革之声作为推动力，以求突破现状。针对双边谈判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必须努力在联合国框架内达成协议。即便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在法律面前，世界上所有国家不都是平等的吗？

日本此次将是第11次担任非常任理事国，这是联合国成员国中的最高纪录。每当世界形势遭遇危机之时，安理会总会成为关注焦点，而每次日本担任非常任理事国时，联合国必须实施彻底改革和让国际法“顺应时代需求，变得更加完善”这种诉求，都会变成更具迫切性的紧要课题。当然，这是整个国际社会的问题，但对日本外交而言，恐怕也是极其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