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外籍家政工市场,能够拯救职业女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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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晋三政权打出“支援女性活跃于社会”政策,作为其中的一环,在“国家战略特区”,家政服务业向外籍劳动力开放,神奈川县、大阪府等地计划从今春开始外国人家政代理服务。划定地区范围,充分利用政策管制宽松的特区优势参加这次“试点”的,有Pasona(保圣那)、Bears、Poppins、Duskin(得斯清)、Chez Vous等家政代理公司,预计三月以后随时开始提供服务。

在日本,只有年收入1千万日元以上的外国高级专业人才及大使馆职员的家庭才允许直接雇佣外籍家政服务员。这是极为例外的措施。另外,现在可在家政代理公司合法工作的外籍家政工,只限于日本人的妻子。

这次政策放松,反映出政府在促进女性活跃于社会问题上,明确认识到必须减轻她们的家务和育儿负担,为此而扩大了家务外包服务的选项,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

承受能力是普及的关键

不过,这次在神奈川县、大阪府的特区内进行的“试点”,让人产生一种不和谐的感觉。2014年野村综合研究所曾以4万人为对象进行了关于家务支援服务的网上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利用家政服务的受访者只占3%。而不使用这种服务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比如让陌生人进入自己家里会感到不安、对委托别人做家务有抵触感、价格比较高等等。现在,通过家政代理公司利用这种服务的行情,是一小时3000日元左右。

就是在人们担忧的价格方面,这次放宽限制的试点方案,不但没有促使费率降低,反而更加高涨了。

根据规定,这种外籍家政工,不能由个人或家庭雇佣,而是直接受雇于家政代理公司,最长雇佣期限为三年,由这些家政代理公司将她们派遣到各个家庭工作。工资待遇保证等同或高于日本同行。而且,这些外籍家政工必须在本国接受培训,除了语言外,还要学习诸如“大酱汤的做法”等技能。

为此,各家政代理公司或是设定高于一般行情的服务价格,或是由公司负担增加的成本,为了今后的市场开拓,不惜赔钱,加入到特区的试点中来。作为试点工作虽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但由于价格设定比较高,人们还是会嫌贵而难以出手使用。这样一来就有可能得出“通过试点发现没有太多的用户,家政代理的需求并不高”这种令人担忧的结论。

给自己投资,积累工作资历

试点方案中所设想的潜在用户,只是高收入的专业及管理职位的女性。然而,就笔者所知,想要利用外籍家政代理服务的人中,有的希望雇佣英文流利的菲律宾人,在做家务的同时,还可以帮助孩子学习英文,达到一举两得的目的;有的则担心自己的隐私被窥探,所以反而愿意雇佣一个不懂日语的外国人,感到更加轻松自在。

也就是说,这一试点政策不是针对所有的女性,而是为了专门支援地位高资历深的女性的。不过,即使当今,连一些专家、管理层的女性也还对请家政工怀有抵触心理,所以,这次试点也许至少能有助于转变她们的这种意识。

职业女性将家务委托家政工去做,这在国外是很常见的。但日本女性不愿意让他人进入自己的家中,并且认为做家务和育儿是爱的体现,因而对家务外包怀有一种内疚感。在世界走向全球化的今天,尽管日本女性也必须与国外女性同台竞争,但只有她们还背负着沉重的包袱站在起跑线上等待发令枪响。其实为了积累职场阅历,女性不妨将委托家政工服务当作一种对自己的投资。

香港的“寄宿家佣”,优点和风险

在亚洲地区,香港的家政服务最发达。2015年,我在香港采访了实际雇佣外籍家佣的日本人家庭。香港从1973年开始接收外籍家政工,虽然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也不断地积累了很多外籍家政委托服务的经验。与日本最大的不同在于,香港的家政工原则上都是寄宿”雇主家里。

香港政府称,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住房短缺等,但实际上可能是为了压低工资成本。香港外籍家政工的最低法定月薪为6万日元强(截至2015年4月)。如果按一天工作16小时换算,这个标准相当于香港人法定最低工资的四分之一。按理说,最低工资标准不该因国籍而不同,但是由于她们不用负担住宿费、餐费、医疗费,香港劳工部门认为,这样总括起来考虑,她们的收入与香港本地家佣处于同等水平。也就是说,这项措施通过这种寄宿规定,使得中等收入的家庭也能雇得起外籍家佣了。

不过,对雇主和佣工双方来说,最大的风险也在于“寄宿”。家佣有可能受到雇主的骚扰;而有孩子的家庭,白天将孩子完全交给外籍家佣照管,雇主也心存很大的不安。其实即使在禁止寄宿,原则上要“朝来晚归”的日本,由于工作场所是私人住宅这种封闭的空间,对双方来说还是都存在风险的。

对于直接雇佣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的家政代理公司,它们有责任采取对策防止雇主对家佣的骚扰,帮助她们寻找经济实用的住房,妥当地管理劳动时间,以避免雇主的剥削行为。国际劳工组织(ILO)《关于家政工尊严劳动公约》(第189条)至今尚未在日本获得批准。如果有意接受外籍家政工的话,该公约应该尽快得到批准。

家政服务是公司员工的“必要经费”

有意打入外国人家政代理行业的企业意欲通过参加“特区”的试点,积累协调、派遣家政工的经验,从而让外籍雇工担负起起家政服务重任。他们与当地培训公司合作,将接受培训后的外籍雇工带到日本,这种尝试,也是一种行业经验的积累。外籍家政服务代理服务如果能够得到发展,这些公司有可能还会自建培训场所。

不过,价格问题,无疑依然是瓶颈。据说有的代理公司向监管部门经济产业省游说,希望解除必须支付与日本人相当的薪金这条约束。

有些公司也将家政代理等服务列入“自选福利计划”(公司福利制度的一种形式。员工可以从公司提供的诸多福利项目中,根据自己的需要做出自由选择——编注)中,以此作为支援女性家庭工作两不误的一个方法,为希望利用家务育儿家政服务的人提供补贴。

国家在税制方面采取优惠政策,也将对人们利用家政服务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2016年度在税制修订审议中,曾商讨了将婴幼儿保姆费用列入所得税扣除对象的问题,但这次没有通过。这是一个应该继续探讨的问题。用于家务育儿这种家政服务的费用,如果被认可为是员工能够坚持工作的必要经费,那就有助于改变人们对利用家政服务的认识,消除人们对家政外包的抵触感和罪恶感。

举个例子。2000年《看护保险法》实行之初,由于在人们传统的意识当中,照料老人是“媳妇的工作”,因此特别是在地方城市,对利用上门护理服务非常抵触。但如今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大概没有什么人还会说请护工帮忙不像话了。

托儿所的优点

在育儿方面,虽然存在入托难问题,但托儿所整体水平较高。而在外籍家佣比较普及的香港,托儿所非常之少。那里的政府,不增加托儿所的数量,而是鼓励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自雇家佣。但是我认为,不管多么能干又体贴入微的家佣,让她在家中与孩子一对一地相处,也总是不如托儿所或幼儿园,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更好的环境。

日本增加了将托儿所和幼儿园合而为一的“儿童园”,而且通过增加其他选项,比如小规模的家庭日托等,以期解决入托难问题。孩子的护理和早期教育主要由托儿所和儿童园来负责,接送孩子和家务杂事等交给家政工承担,由此可以减轻女性家务及育儿的负担。

护工短缺,应商讨接受外籍劳动力

这次开放了外籍家政服务人员的接收业务,但其中不包含看护服务。然而,实际上今后面临严重短缺的是看护人员。这次特区的试点方案,主要是为了减轻在职女性家务负担,“看护”未被纳入业务之内,但实际上政府应该已经在考虑接收外籍劳动力,从事家庭看护工作。

在意大利、西班牙等南欧各国以及新加坡、台湾等东亚各国,认为家人应该承担养儿育女、看护老人职责的“家庭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这些国家中,外籍家佣的人数在增加。也就是说,在看护设施不充足的情况下,不增加国民的负担而扩大女性就业,是因为很好地利用了外籍劳动力。受家庭主义观念的影响,日本的看护设施也较少。尽管如此,日本的外籍劳动力却少之又少,被研究人员认为是一个极其特别的国家(伊藤义典《发达国家中外籍家务劳动力增加要因的国际比较分析》2014年)。

虽然需要看护的人数在增加,但养老院等看护设施并不能增建到满足所有人需求的水平,这是显而易见的;尽管需要以在家看护为主,但却护工紧缺。适当接收外籍劳动力,让其承担社会所需的上门看护服务,业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同时也不能忘记,确保国内劳动者的雇佣应该是最优先的。如果接纳外籍家佣和家庭护工人员,我们必须注意不可因此而诱发日本国内劳动者工资的下降。

既让外籍劳动者与日本本国劳动者共存,又要避免因此引发国内薪金水平下降——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认真商讨设立这种接收机制的时候了。

(根据2016年1月21日的采访整理编辑)

标题图片提供:野村浩子(在香港雇用菲律宾家佣的日本人家庭[左]),株式会社Chez V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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