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源密集型经济的拐点(上)

财经

中国经济,2014年开始失速

2016年新年伊始,包括资源价格预期进一步下调和债务调整在内,世界经济的金融问题愈发突出。股市进入“规避风险(risk off)”模式,发达国家企业的总市值也在持续缩小。世界经济前景不稳定的根源在于中国经济,这种看法在全球蔓延。

总之,中国经济呈现极端异常现象,反映其实际状况的指标形同虚设。为此,笔者所在的国际公共政策研究中心(CIPPS),尝试以独立调查的方式对中国经济进行了定点观测,从2011年起,以大约60家日本企业在中国设立的业务据点为对象,每月展开基本情况问卷调查,在此基础上制作出了“CIPPS中国指数”。

CIPPS中国指数显示,自2014年年初起,中国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虽然2015年初确实多少出现过反复,但从总体来看经济呈衰退之势。然而,股价却在上涨,之后暴跌。进入2016年,从年初开始上海股市再次暴跌,突然发布的熔断机制被紧急叫停,出现巨大混乱;再加上人民币贬值,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担忧迅速波及全球。我们可以将这种现象,看作为CIPPS中国指数所反映的实体经济动向与股价动向的极端背离及其反作用。

从CIPPS中国指数来看,尽管从2014年起经济持续衰退,但2015年3月后股价的上涨趋势尤其显著。这种情况显然是反常的,但国际上对此并未予以明确指出。然而6月中旬后股价大幅下跌,而且股市泡沫的破灭一改中国经济情势,致使中国经济在生产和销售上的资金不足局面变得更为严峻。

资金外流的机制

为何股市泡沫破灭后会出现如此状况呢?其首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资金的外流已难以遏制。在股市泡沫破灭前,中国人对于事态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姑且不论身边的情况,他们对整个国家的实际情况恐怕是没有大致了解的。在中国,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完全不被尊重,在进行资源分配时价格信号未能充分发挥作用,因而恐怕很难有机会把握事态的发展。

然而股价一旦实际暴跌,中国国内新型投资机制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已经降低。有吸引力的投资对象开始缩减,这就意味着中国国内资金加速外流。而从国外的角度来看,他们不得不避免选择中国作为直接投资对象。结果导致投资拖延,完全无法期待增加投资、提高生产率。今后,资金匮乏将进一步凸显呆账、坏账问题。这种状况连续发生,无疑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率。

股市泡沫破灭后由于资金外流,若听凭市场调节,人民币汇率不仅不会上涨,反而会持续下跌,这一趋势已逐渐呈现出来。事实上2015年秋季之后,人民币一直在明显地贬值,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对中国的金融部门而言形势严峻,如果市场预测人民币呈下跌趋势,那么不仅来自国外的投资出现停滞,而且将愈发有利于中国国内的金融资产向国外转移。因此,为了遏制人民币汇率下跌,外汇市场美元卖出和人民币买入的情形也会随之增加。

2015年8月后中国外汇市场的统计,再次凸显了这一点。外汇市场的美元卖出和人民币买入行为,即是将本应滞留在国内私营企业的人民币吸收到外汇账户中,因此意味着与货币宽松政策逆流而动。资金持续流向整个金融部门,于是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进一步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目前,政府正在采取金融措施应对这一非常事态。中国的决策部门之所以无法直接采取措施主动引导人民币贬值,并通过扩大国产商品的出口调整国内过剩的库存,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资金外流已经开始。并且,这也是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异常纳入视野的原因。

异常现象:领取养老金的人热衷于炒股

2015年以后,中国企业的资金周转可能在迅速恶化。尽管如此,股价却持续上涨。其中的缘由很难一概而论。

2015年7月,我有机会见到了在中国开展汽车销售业务的一家公司的社长。那时已经经历了6月的股价暴跌,他表示汽车销售业务面临着极度的困境,因此相当一段时期内需要忍耐,这就是说资金周转出现问题的企业是不会去购买商用车的。

于是我向他询问了股价问题:“为什么进入2015年后,虽然企业的资金周转出现问题,但股价却暴涨呢?如果产业界的资金周转普遍恶化,很难想象股价会如此暴涨。”他的回答耐人寻味。

他认为,中国经济整体资金周转恶化,因此商品房的销售极为萧条。不仅股价下跌,住宅价格也可能在中长期内低迷。这种情况也是无法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人们难以忍受的。存款利率已大幅下调,他们无法获得与物价上涨率相抵的利息收入,于是开始选择某种形式的金融资产投资平台。在这种情况下,小额股票投资为他们提供了方便。如果是早些时候,还可以从影子银行购买高收益的所谓“垃圾债券”,而如今它也因地方财政改革而受到限制,摆在面前的是想获得利益只能依靠股票市场的局面。另一方面,有钱人是不去理会这种股票暴涨的。

那么,是什么人购买股票呢?这位汽车经销商告诉我,甚至是那些领取养老金的人都在炒股。也就是说,连低收入者的生活费也注入了可称之为赌场的股市。

而且,这位汽车经销商以及与其类似地位的人都已认清这一异常现象。他非常了解轿车销售一线的情况,认识到中国经济必将出现异常,因此做出了符合现实情况的冷静判断,即在目前情况下不可进行股票投资。此外,他置身于可称之为“资产者网”的信息中介网络中,圈中人都是内部知情人士,实际上他们都没有进行股票投资。

炒股热始于国有企业的融资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从2015年上半年全球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的资金排名来看,香港居首位,上海从2014年的第11位直线上升至第二。

香港IPO的特点是中国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极高。这意味着国有企业正在进行新一轮资金筹措,推进去杠杆化(削减债务)措施。此外,事实上可以认为投资于此的都是个人小本投资者。在陆续发表的统计数据难以真实反映经济发展状态的情况下,出现了这样一种假说,即表象背后隐藏的是被扭曲的财富积累,而且它很有可能造成了阶层差距的扩大。

中国政府公布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即基尼系数显示,目前收入差距正在扩大,已发展到引发社会动荡也不足为奇的地步。在股价上涨的过程中,不仅是收入,资产差距也有可能扩大,这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认为,中国政府至少有责任对此作出解释。

人事评价催生的经济发展

毋庸置疑,中国经济采取的是以投资为主的资源密集型发展模式,而且固定资产的投资比重极大。对于为何形成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众说纷纭,迄今为止最普遍的看法,是认为它缘于中国共产党的人事评价——提高经济增长率者,往往被视为能干而受到高度评价。

不过,被提拔为省长或党委书记的地方干部,很难说他们为提高经济增长率可以采取多种手段。如果是沿海地区适于出口业务的地方,那么决定其投资的是国外投资者,而非党委书记或省长。当然他们或多或少可谋求些方便,但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也是同样的,因此如果说特定城市比其他城市发展快,那只能是那些作为生产和出口据点都得天独厚的城市。大连、天津、上海和广州等城市可谓兼备上述条件。

而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城市,则只能通过建设工业园区、建造商业大厦以及大规模住宅来谋求发展。但按照中央政府的规定,地方政府是不能为这笔投资增加直接债务的。于是地方政府采取的方式,是成立一个类似于日本第三部门的空壳公司,通过它发行的高收益(垃圾)债券筹集资金,建设工业园区和住宅小区,扩建港口等。

这样一来,这些省或直辖市可在短期内实现经济的高增长率。当然从长远来看,这种方式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颇令人怀疑,但各省或直辖市筹集资金别无他法,只能让农民外迁,将腾挪出的土地建设成工业园区出售。

标题图片:对中国经济和资源价格的忧虑引发全球股市持续下跌(图片提供:时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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