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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极少出现在日本古典文学中

日本列岛位于世界屈指可数的几个地震多发带上。追溯日本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关于地震的记载。但是,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中,关于地震的记述却是极为少见。这是为什么呢?主要原因有两个。

地震往往会给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所以,地震死难者的主要是城市的居民,其中大部分是因为火灾被烧死,或者因为被埋在倒塌的房屋、瓦砾之下被压死。不过这种情况大都是发生在日本的近代化之后。在古代及中世(译注:12至16世纪末的幕府统治时代),城市的数量本身就不多,而且大部分与村庄没有什么差别,可称之为高层建筑的也只有五重塔之类的佛教建筑了。

歌川广重的作品《宝永火口》View of the extinct volcano Ashitakayama

另外,传统的日本房屋的建造方法都是历经千年经验积累而形成的,凝结了先人的智慧与技术,抗震性能较好。房屋的骨架不倚赖钉子等,而是由粗壮的木头牢固地镶接在一起的木制结构,相当于“墙壁”的隔扇由纸糊成。如果依据现在的建筑标准也许比较难于建造,当时的方式是不将房屋支柱打入地面,也不将支柱与房屋地基连为一体;而只是让每根支柱坐落在础石之上,这种方式称为“石场立”。这样建成的房屋即使受到地震微小的震动也会浮在地面上。也就是说,房屋与地表的运动方向不同,巧妙地避开了地震晃动发出的能量。

日本关于地震的记录较少的第二个原因,我认为其根源完全在于日本的思想以及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在日本的政治哲学中(与远东、亚洲全境相同),地震是一种超越人类智力的存在,认为它是为了惩罚使民众受苦的暴政才发生的。因此,凡是欲记述地震情况,或者描绘地震时状况的人,均被视为桀骜不驯之人,会被当权者盯上。

在不愿记录自然灾害的情况这一点上,不只限于地震这种灾害,火山喷发也是如此。富士山只有在今天才成为日本以及日本自然之美的象征,其实在历史上并非一直如此。在很长时期内,富士山都是一座活火山,作为伟大的生命之源,江户时代的人们对富士山既崇敬又畏惧。富士山最后一次喷发是在江户时代中期的1707年(宝永4年),史称宝永大喷发。这次喷发发生在宝永大地震数十次余震之后,整个江户城都被火山灰覆盖。尽管灾害如此巨大,但关于这次火山喷发的文献却几乎没有留存下来。其后,当时的画家们就像火山喷发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他们的笔下的富士山形象永远都是美丽而庄严的。日本的诗人们也同样如此。

20世纪最大的灾难 关东大地震

东京御茶之水的尼古拉大教堂在关东大地震之后,为了重建大教堂,世界各国正教会都给予了捐款,但最主要捐赠还是来自日本正教徒

20世纪以后,人们对地震的恐惧开始加剧。这是由于随着人口的增长,城市里的人口越来越集中,木制建筑逐渐被砖瓦建筑所取代,结果发生灾害时灾情便更加严重。另外,海边也逐渐有人居住,强台风来袭的时候,数百人因此失去生命也并不算稀奇的事情。

日本在20世纪遭受的最大自然灾害,乃1923年9月1日的关东大地震。当时东京有300万人口,由于地震引发火灾而被烧死的人,为了逃避熊熊烈焰而跳进河里淹死的人,因被砖瓦埋压而死去的人,加起来达到10万。电、电话·电报、自来水管道等基础设施彻底瘫痪,东京导游手册上引以为傲的当时著名观光地的石造建筑也几乎全部毁于一旦。

尼古拉大教堂(东京复活大圣堂)是亚使徒(译注:东正教对圣徒的称呼)圣尼古拉于1891年建成,他为了传播东正教由俄罗斯来到日本居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它一直被视为东京最高的建筑物,但在这次地震中,教堂的钟楼倒塌,圆形屋顶也塌落损毁。

可以说,只有地震前一年建成的帝国饭店(原帝国饭店赖特馆)才经受住了地震考验,它是由20世纪建筑界巨匠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的。帝国饭店被公认为日本第一座抗震石造建筑。

关东大地震给包括东京府(当时的称呼——译注)、神奈川县等在内1府6县的广大区域带来莫大的破坏,据推算受灾总金额达到当时国家预算的4倍之多。

不为悲剧所动的日本人形象

俄罗斯作家皮利尼亚克《日出国之根》

但是,即使身处这样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带来的混乱之中,人们也绝对没有丧失“日本人特有的本能”。他们在死亡的面前也保持了自己的镇静。俄罗斯作家皮利尼亚克(BorisPilnyak)在他的《日出国之根》(Корни японского солнца)中是这样记述的。

“在地震引发的大火之后,活下来的人们为了掩埋死者尸体而聚到一起。人们看到很多的尸体整齐地排列在一起,而这些尸体都呈现烧焦的状态。在这些尸体下面,人们发现了一息尚存的孩子们。原来这些大人们排成整齐的队形,宁愿烧焦自己的身体,也为孩子们搭起抵御烈焰的盾牌,如此才挽救了孩子们的生命”。

波兰外交官斯坦尼斯拉夫记述了地震后在混乱中离散的父女奇迹般重逢的情景。

他写道,“地震后,原本失散的父女偶然在街上再次相逢,他们在远处看到相互的身影后,并没有跑向对方互相拥抱。而是渐渐走近对方,两人按照日本的规矩礼仪,双手在胸前合十,深深鞠躬,只是静静地互道一句‘晚上好’。这时他们并没有接触对方的身体”。

当一个人与他人分担巨大的悲痛时,会变得更有人性。芥川龙之介在手记《写于大正十二年九月一日大地震之际》中做了如下记述。

“大地震终于平静下来后,在房子外避难的人们似乎突然变得彼此眷恋起来。不论左邻还是右舍,大家彼此亲热地聊天,拿香烟或梨子给对方,或者互相帮助照顾孩子,这种情景(此处省略)几乎在所到之处都可以见到。(此处省略)在草坪避难的人们(此处省略)看上去也相谈甚欢。(此处省略)人与人之间平时未曾见过的亲密,此时在很多人中涌现出来,无论如何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要将这种记忆永远地珍藏起来”。

除关东大地震之外,深刻地刻印在世界记忆中的关于日本的大地震,还有1995年1月17日发生的阪神淡路大地震(震度7.2)。这次地震致6000人殒命,很多建筑在构造上的缺点、救援活动的不完备等都充分暴露出来。一方面国民对政府对应迟缓的不满日益增加,一方面黑社会团体甚至自掏腰包给灾民提供水和食物。即使处在阪神大地震这样危难的状态中,日本人也不会为个人的一己之欲所动,仍然显示出配合政府以及相互帮助的力量。虽然因为地震而失去一切,变得一无所有,但谁也不会去商店或住家偷东西,大家都整整齐齐地排队领取救援物资和食品。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带来了很多教训。从此国家对建筑物的抗震性和建筑的质量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标准。对全体国民则更加系统地提供防灾知识,告诉大家在灾害来临时应该怎样应对。但是,大自然也有它自己的规律和语言。

接着是3·11大地震,人们的状态并未有改变

2011年3月12日是个星期六。我比平时起得晚,一打开收音机就听到前一天日本发生大地震,并且被巨大的海啸袭击的消息。报道中没有提到遇难者人数等详细的信息。中午时分,TV Rain打来电话,拜托我在节目中就日本的状况发表些看法。在节目开头,女主持人说道,福岛现在处于混乱之中,盗抢横行,她的语调很激动。我当场打断她的话,说道,“据我所知,在日本无论怎样都不会发生什么盗抢行为,我绝不相信有这种事情”。主持人似乎根本不相信我说的话。不过,其后几乎在很短的时间内,全世界的人们通过各种媒体的报道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在日本,即使发生了灾难,盗抢等案件也绝对没有发生。灾难的确悲惨而可怕。但日本人并没有辜负我的期待,对此我很欣慰。

最近,我从一些不太了解日本的人那里听到一些说法,他们认为现在的日本变成了一个与古朴纯良的日本相去甚远的国家。比如几乎没有人穿和服了,大家只听欧美音乐,人们更多食用面包而不吃米饭了等等。他们例举了很多此类变化。但是,这些变化不过是可以看到的表面的变化。无论时代如何变化,日本人都忠实地维护着漫长岁月中他们坚守的精神层面的价值观。“偷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也是日本人一直注重的精神规范之一。

而且最近还常常听到这样的批评之声,“现在日本的年轻人只关心自己的问题及个人的事情,不考虑国家和整个社会的问题。比起重建战后日本的一代人以及团块世代,他们绝对逊色太多”。但是,地震后发生的事也确凿地证明这种批评是站不住脚的。日本国内很多的年轻人都加入志愿者队伍参加了震后复兴的工作,我自己就有幸遇到过一些无偿帮助灾区人们理发的年轻的理发师,以及一直坚持为克服困难生存下来的人们画肖像的青年画家。

福岛的悲剧,不仅仅让人们看到了日本人的优良素质。我们还必须重新面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抱有的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不知何时,人类认为自己即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存在”,自信能“驯服大自然”。其实这是大错特错。原本像日本这种多地震的国家,建设核电站本身不就是一种错误选择吗?在这个意义上,福岛的悲剧不仅是大自然带来的悲剧,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为的悲剧。想建设新事物的人们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大自然也有大自然的规律,自然决不会宽恕人们的骄纵和错误。无论怎样,我相信日本人拥有另一个优秀素质,那就是他们懂得“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

标题图片:鲶鱼彩色浮世绘。画面上的民众正在惩治大鲶鱼。江户时代的日本人相信发生地震是因为大鲶鱼在地下活动所致。安政江户地震(1855年)与鲶鱼图,瓦版鲇鱼图上看江户、明治的灾害情况——选自石本收藏,东京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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