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时节话菖蒲——五月季语的诗情花意(下)

文化

又是一年端午时!与中国一样,日本也有端午节,而且还是从中国传来的,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在民间习俗和表现形式上,就与中国的端午有了一些差异。希望这篇文章有助于读者了解日本的端午与中国的渊源及其特色。

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在《四季的心》中以诗意的语言写道,“菖蒲因尚武而具有男性的阳刚之气,菖蒲花其紫色、如同兰花花瓣的迷乱、花容的那种杂乱和纤弱,则又妩媚艳丽,兼秉女性的阴柔之美。这种剑叶以其浓郁绿色,在设法与五月的青空凛凛抗衡,然而花苞虽悄然无声却仍然妖艳无比。遵从自古以来的习惯,我特意将菖蒲(ayame)和菖蒲(shyobu)(*1)混同后而言它。”(*2)日本人对菖蒲的喜爱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外形的阴柔和阳刚,正如菊与刀的两面一体,交织成日本文化的精神内核和审美的核心指向。

若说菖蒲在古典文化语境中的诗情花意,自然要属《伊势物语》第九段<八桥>中的经典段落:自认为无用的年轻人离开京城,在向东行旅的过程中,经过一个叫三河的地方,夜幕降临,他看到如蜘蛛触手般的八面流动的河水上,断断续续的八段木桥架接在燕子花丛间。江户时期的古典画师尾形光琳根据《伊势物语》的这段描述,绘制了《八桥图屏风》,描绘了迷宫般的水网中静谧盛开的燕子花,看到这番奇景的旅人观者又如闯入仙境。燕子花(又称杜若),与菖蒲同属鸢尾科鸢尾属,也常在端午时节作为花供而混用。能剧《杜若》亦改编自《八桥》的典故,化为年轻女性展现在男主人公面前的,正是燕子花的精魂,也是歌舞的菩萨在草木中的化身,以此宣扬普济众生的佛教精神。与燕子花一同消失在日出时刻的菩萨,正是一花一叶一世界的绚丽幻影。

每年6月,为了纪念于1945年6月的大空袭中葬身于大阪淀川的遇难民众,能剧《杜若》都会在淀川城北公园上演,以慰“千人塚”亡灵。演出地近旁的城北公园那片菖蒲园,不知是否就是《枕草子·淀川的渡头》中清少纳言千年前踏入的那片菖蒲花海。从古典文学的此类诗情花意到化作杜若精魂超度众生的歌舞菩萨,日本古典花文化最初作为佛教供花和五月驱邪净化这两种功能的合流,反映在了现代日本人对历史和社会的态度中,这也是日本古典花文化在当下的承继和发展。

在以王朝仪礼为中心的平安时代和尊佛礼法的室町时代,菖蒲作为五月时花和端午时节的必备花材,从各个方面表现了平安时代含蓄素雅的古典审美。这些端午习俗一直延续到江户时代繁盛的市民生活中,人们的审美趣味却在悄然转变。在表现江户时代生活的浮世绘中,不论是作为女性空间的家屋室内,还是人声鼎沸的庭院街巷,都洋溢着浓烈的节日氛围,呈现出一派狂欢景象。若说平安时代菖蒲的季语是伤春情愫和初夏迷梦,那么江户时代的菖蒲则更多地象征了绚烂绽放的武士道精神。

日本自古以来,五月五除了簪菖蒲、插菖蒲、戴菖蒲、煎菖蒲、赛菖蒲等民俗,民间还有掷石子比赛、赛马(日本现在还有大型赛马于仲春初夏之际举行的传统)和赛船等男性化活动,故而在江户时期,由于“菖蒲”的音读shyobu与“尚武”和“胜负”谐音,从而成为男孩子的节日,其后从明治6年(1873年)开始,每年阳历五月五日,家家户户升起五彩鲤鱼旗,一是承中国“鲤鱼跃龙门”之说,表达望子成龙的愿景,另外鲤鱼象征武士,是忠贞、坚定的男子汉气度的表征,这与幕府时代兴起的武士刀文化密不可分。人们也会根据自家经济条件,在厅堂摆放“五月人偶”,即披甲执刀的武士人偶,希望家中男孩能够早日担当社会重任。

有趣的是,许多人偶头盔下的紫色衬布都是“菖蒲紫”色,这正是插于人偶前面的花菖蒲(玉蝉花)和燕子花那代表性深蓝紫色,是一种具有庄严、肃穆、高贵和神秘气质的色彩。其实,“菖蒲紫”的说法也是兴起于江户时代,成为浮世绘中一抹浓丽的色彩。日本人对菖蒲和燕子花的喜爱有增无减,“江户名所百景”之一的堀切菖蒲园(今为东京葛饰区)种植菖蒲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室町时代,在江户时代开始大规模多品种的培育,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菖蒲名所,人们常在仲春邀三五好友,一同踏春赏游,现今东京民间还流行着春季游堀切菖蒲园的风俗,如第三代歌川丰国《堀切菖蒲花盛图》,表现了江户时代女性身着菖蒲紫色盛装,结伴赏游菖蒲园的仲春景致。

与平安时代古雅的贵族文化相比,江户时代的民风更加活跃,由于商人阶层的兴盛,人们崇尚鲜艳繁华的艺术和工艺,市民生活也大为丰富,加之园艺和插花的发展和花卉新品种的繁育,使端午时节花供更加样式多变。当然,这种多变和丰富的特征也在具有季节特征的立花屏风上得到了彰显。

比如江户时期的《花车屏风图》,右边竹笼中以自由抛入花的形式插入牡丹和滕花,极尽雍容风华,且竹制花篮不事矫饰,彰显闲情逸致,盛春之色尽现车中。左边的小车则精巧可爱,衬托出燕子花恣意绽放的自然野趣,与主花车两相呼应,五月时节牡丹的繁茂春色与燕子花盛开于山野水畔的俏丽姿态相映成趣。日本江户时代的花车风俗起源于中国唐代杨国忠始制的“移春槛”,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移春槛》记:“杨国忠子弟每春至之时,求名花异木,植于槛中,以板为底,以木为轮,使人牵之自转,所至之处槛在目前,而便即欢赏,目之为移春槛。”花车所经之处,满眼春意盎然。江户时代的花车屏风表现出对唐代风俗的日本化想象,体现了江户人崇尚浓丽奢华与自然野趣的组合风格。

与江户时代崇尚奢华绚丽的风格相比,明治时代的插花则更强调清远的意境和花型的曲线。如尾形月耕表现明治妇女风俗的绘画中,从门柱上悬挂的花球可以看出正值端午时节(江户时代的人们有在主屋垂挂菖蒲编制的花球的习俗),一位女性跪坐于榻榻米上,专注地插着花,花型受到文人花和远洲流(日本传统插花流派之一)技法的影响,正在塑造复杂的花型曲线,表现了清丽多姿的仲春意境。

古典花文化经历了室町时代的佛教追求和江户时代的奢华绚丽,再到明治时代的返璞归真,各个流派对技法的追求以及茶室插花特有的沉静风格,影响了五月节庆插花的形态。花作与绘画两相对应,插花与观赏的过程本身也如静坐禅定一般,于创造中凝聚着静默的诗意。

从日本五月节庆与花菖蒲的诗情花意中可以看出,在中国的端午传统和菖蒲传入日本后,因文化的差异被赋予了尚武的色彩,并将菖蒲的挺拔形态与男孩儿茁壮成长的愿望相连,每年阳历五月五,花菖蒲在日本文化中继续散发着传统魅力,被世世代代的日本人寄予精神追求。

标题图片:五月人偶的头盔和铠甲(郑青摄)

(*1) ^ 日语汉字菖蒲可训读为ayame,也可音读为syoubu,三岛由纪夫在此文中有意将前者喻为女性,将后者喻为武士刀。

(*2) ^ 三岛由纪夫,《阿波罗之杯》所收“四季的心”,许金龙译,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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