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解？女佣雇佣特区的一例悲剧

向往已久的日本，等待我的是……

2017年6月，一位作为家政支援服务人员前去日本的菲律宾籍中年女性，在飞往东京的飞机上感慨万千，泪水盈眶。她是偶像组合SMAP的歌迷和电影《你的名字》的粉丝，当她抵达东京时，她“几乎想要亲吻机场的地板”。但没想到的是，仅仅4个月后自己就被无端开除，陷入走投无路之境。

在马尼拉市中心的一家咖啡店接受采访的Kibi（化名，37岁），有着菲律宾人特有的活泼和开朗的性格，她回国后住在马尼拉市近郊，独自抚养1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我们不难想象突如其来的解雇会给她的人生规划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当寒暄过后，我向她问起在东京打工是如何结束的时候，她那灿烂的面容瞬时间阴沉了下来。

接受采访的Kibi（化名）

2017年10月13日星期五，她在位于东京都港区麻布的雇主家中像往常一样做着清扫。那天，起居室的桌子上放了一个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箱子。她想起主人说过“孩子有哮喘，室内所有的物品都要做好清洁”这样的话，于是她打开箱子整理孩子的玩具和钱包。然后，又像往常一样一边用自己的手机确认时间，一边工作。公司允许员工在正常范围内使用手机。

但随后，事态发生了突然性转变。当天晚上，Kibi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了家里后，她所在的日本家政代理服务公司（下文简称“A公司”）的工作人员造访了她，告诉她公司接到了那位雇主的投诉，称顾客家中的监视器拍到Kibi在工作中有一些可疑行为。

Kibi回顾，雇主对她碰了孩子用的箱子以及“看到她好像用手机对室内进行拍摄”等表示不满。

过了一周后，Kibi突然被公司解雇，理由是“因为接到了雇主的投诉”。自己既没有偷拍照片，而且在发现钱包内放有贵重物品时也马上放回原处，Kibi本以为最多就是受到批评或者被罚款，然而当听到这样毫无道理的处分时，她当场崩溃失声痛哭。在那之后仅仅3天，A公司就交给了Kibi回国的机票。

解雇通知书称，她违反了公司的规定，在工作中使用手机，并被怀疑用手机拍了雇主家里的照片，而且，这些行为违反了不可“在公司内外犯罪”等三项公司规定。

“突然解雇”的正当性遭质疑

精通外籍劳动者相关问题的律师尾家康介，对这封解雇通告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他认为，“Kibi的行为是否适用于处罚规定，适用时又是否可以突然解雇，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存在问题。” 的确，因为使用手机就马上被认定为犯罪实在有些牵强。

A公司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这次事件中使用手机的行为很难说是出于工作需要等正当理由”，“而且解雇并不只是因为使用手机”；但却以保护个人信息为由，拒绝公开作出处分决定的详细过程和具体原因。

另一位A公司工作人员称，公司已向由东京都及相关省厅组成的第三者管理协议会（以下称“协议会”）提交了Kibi解雇处分的报告。然而，报告中并未明确指出究竟哪些行为构成了“犯罪”，只写入了“手机”、“孩子的钱包”等字眼。协议会并未对这场纠纷采取特别的行动，他们考虑的是A公司的立场，即“在服务行业，顾客的评价就是一切。”

安倍内阁为支持女性活跃职场而特别成立了国家战略特区，并在特区内实行“家政支援服务中招收外籍人员制度”。这次Kibi的解雇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之下。2015年9月日本实行“国家战略特区法修正案”，家政代理公司可以最长限期3年，雇佣来日从事“家政支援活动”的外国人在特区内提供服务，由协议会对家政公司进行资格认证及监督工作。法案施行后，东京都和神奈川县积极推进了外籍家政人员的招收，至今为止已有100多名菲律宾籍人员来日。

在认可住家制女佣的香港、新加坡及中东地区，雇员在家庭这一密闭的空间内遭到虐待或过度劳动等侵害人权的行为频繁发生，已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然而，日本实行的是钟点工制，不允许家政人员入住雇主家中，并且制度规定外籍人员须与日本员工同工同酬，所以东京都国家战略特区的负责人认为“日本的人权保护工作做得很到位。”在去年外籍人员雇佣解禁之时，媒体（读卖新闻）版面标题乐观地称他们是“日本家庭的好帮手”。

然而，Kibi的例子，充分暴露了日本这一制度中所存在的缺陷。

首先，来日从事家政服务的外国人，实际上在日本国内无法跳槽，处于隶属于家政公司的状态，与技能研修生制度类似，很容易发生象Kibi遭遇的这类侵犯人权的事件。

救助系统无法发挥实际作用也是一大问题。公司在雇佣外籍人员之时，有义务告知雇员在纠纷发生时的相关投诉咨询服务窗口，并将记载有这类服务窗口联系方式的宣传单发给雇员。然而，A公司虽然称在进公司前的研修期间发放了宣传单，但Kibi并没有印象，而且面对突如其来的解雇她根本无法想到投诉的问题。这至少说明，公司对相关投诉咨询服务的存在这样的宣传工作做得并不到位。

正如国士馆大学教授铃木江理子（移民政策）指出的那样，考虑到Kibi处于弱势立场，协议会本应该在了解案件的阶段，积极展开调查，听取本人意见，正确把握实际情况。

另外，公司的雇佣成本以及外籍人员待遇也是焦点之一。如果外籍人才培训费用全部由日本家政代理公司来支付，包括培训相关人员如何进行日本式家政服务在内，将是一笔不小的开支。预计培训一位家政服务女佣将“花费数十万日元以上(上述特区负责人称)。”因此，部分经营者呼吁国家及当地政府提供补助金。

另一方面，外籍雇员的薪水并不高。例如Kibi，月薪虽然有16万日元，但支付前就已经扣掉了房租等费用，所以拿到手的只有8万日元左右。考虑到今后日本的女佣行业薪资滞涨或将减少，而菲律宾本国及其他国家对家政人员的需求不断增加等因素，菲律宾女佣的来日热情或会逐渐降温。有报道称，中国雇佣菲律宾女佣的限制即将解禁，未来亚洲地区家政服务人员的供给情况或许将慢慢发生改变。

铃木教授指出，和技能实习制度逐渐偏离“国际贡献”这一初衷那样，这次接收外国人从事家政服务的制度也存在着逐渐形式化的危险。原本政策只是规定允许从事家政服务，而业务范围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扩大至育儿以及护理等方面。从接受外籍雇员的企业一方来看，如果家政服务人员单纯只进行家务工作，就很难确保利润，因此考虑增加育儿及护理等工作内容以提高单价。

一年多的努力化为泡影

在这些重要且严峻的课题及担忧被置之于不顾的环境中，已经有很多菲律宾籍人员通过这项制度来到了日本。政府决定，如果该制度在特区获得成功，继而将推广到全国。实际上兵库县等地区已在积极推进制度的解禁。2012年规模为980亿日元的家政劳动市场，其规模预计在未来将增长到6倍以上。为了保护有望进一步增加的外籍女佣的权利，日本也应积极考虑批准加入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ILO）制定的国际劳工公约中有关家政劳动者的189号公约。因为家政工作是在家庭这一私人空间进行，劳动者有时并不适用于各国劳动相关法律的保护。而上述条约则明确规定了家政劳动者的国际劳动基准，在这一点上堪称是划时代的，该条约适用对象中也包括了这次案例中出现的移居海外的家政劳动者。

当被问到对特区制度有何感想时，Kibi这样回答：“在别的国家工作并没有很多要求，只有在日本工作需要取得日语能力以及从事家政劳动的国家资格，然后还必须通过从应征的500人中挑选2人的多轮面试。为此我花了1年多的时间，与我付出的努力相比，他们解雇我却那么容易，这很不公平。”

为了帮助经济状况富裕的日本家庭减轻家务负担，菲律宾女佣被迫花费了非常之努力，但到头来却如此轻易地就被雇主抛弃了。对于该制度的无序发展，我们还要继续坐视不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