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力量转移时代的货币与国际秩序

行天丰雄 [作者简介]

[2011.12.05]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以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为开端,对美元储备货币体系的不安之声变得多有耳闻。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国家,特别是从美国向中国的力量转移,是否会使包括货币制度在内的国际秩序发生变化?曾任大藏省财务官和东京银行会长、深谙国际货币制度的行天丰雄,对此作了分析。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是占世界GDP总值40%的唯一的超级大国。顺理成章地,在美国的主导下构建起了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世界经济秩序。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国际货币制度的两大支柱,一个是美元与黄金挂钩,以黄金做担保的美元储备货币¬——黄金美元本位制;另一个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IMF)来维持固定汇率制和短期贷款制度。战后25年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世界经济实现了惊人的复兴与发展。

然而,依赖于家庭消费需求的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渐渐开始产生矛盾。美国的消费品产业失去国际竞争力,经常收支的赤字扩大,外债不断增加。1971年,美国取消了美元的黄金担保并放弃了固定汇率制度,失去了两大支柱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而崩溃。换句话说,美国不是为了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牺牲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维持发展而放弃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世界进入了以无价值保证的美元为储备货币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制的时代。

可是,浮动汇率制也未能解决美国的赤字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愈演愈烈。过大的国际清偿能力加剧了金融市场的波动性。

全球力量转移

这种状态不可能长久持续,美元早晚会暴跌——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怀有这样的不安,但却没有变为现实。原因有两点。其一是美国作为储备货币国,没有受外贸赤字的财政影响,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发展。同时,出口国家在强劲的海外需求中,维持了出口主导型的经济发展,又将赚取的美元投资于美国国债等美元资产上。这样的货币回流使美国的利率得到安定。也就是说,在危险的双赢关系中,世界经济极不稳定地得以持续。其二,即使赤字增加,在综合国力上,美国的霸权地位没有改变,也未曾出现对其形成威胁的国家,而且也没有其他能够替代美元的储备货币。所以,无论怎样评说美元的风险,市场也不曾放弃美元。

最近多有耳闻的对美元储备货币制度的不安,是以2007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为契机的。是人们对迄今采纳的美元的基本条件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这种不安的反映。换言之,是一人们预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次发生全球力量的转移。也就是说,世界经济的重心从先进国家集团移向新兴国家集团,更直接地说,是正从美国逐渐转向中国。这种转移首先开始于生产、消费、贸易和投资等实体经济领域,这一局面已经形成;下一个阶段便是技术、经营、金融等软经济领域的力量转移,现状可谓正处于这一过程当中。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发展,就将涉及到可谓是霸权核心的军事、外交、文化等领域。中国已经意识到正在接近这一阶段。发生这样的转移,本为经济发展史的必然结果,但是,在进入21世纪后才为世人所瞩目的原因则在于美中双方。美国经济过分依赖于家庭消费和金融业,经常收支的赤字不断累积,成为了世界最大的净外债国。不可否认在其过程中,对美元的不安渐渐高涨。本来,2007年以来的危机是金融危机而不是美元危机;相反,倒是不应该忘记作为国际清偿能力核心的美元的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认识。然而,危机所暴露的美国经济弱点备受瞩目,十分明显,这一点给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的可信度带来了负面作用。

中国挑战美国霸权

美国的衰退不仅限于经济。可谓是帝国扩张行为的、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过分干涉,不但造成了经济与军事上的重大负担,而且还损害了起领导作用的国家的国际威信。

而另一方面,中国经历了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之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现了巨大的变革。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其本质是放弃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共产主义。之所以说他是卓越的领导人,是因为他在放弃了伦理上的意识形态的同时,却在政治体制中坚持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并且将大众从物质与金钱的欲望中解放出来。天安门事件是对这一新战略的首次挑战,邓小平则通过彻底镇压度过了危机。其后中国的发展成为了邓小平政策的成功史。富于才干的领导集团和充满上进心的13亿人民以惊人的活力一心奔向富国强兵之路,在建国60周年之际,跃居成为GDP世界第二的大国。

这样的力量转移将会对今后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在内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接受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苏联不仅没有明确表示过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霸主的国家目标,而且其国力也没有具备引发力量转移的现实性。其后,日本及德国在经济上崛起,20世纪90年代以后,欧盟通过扩大与深化统一,欧洲的地位得到提高。可是,无论哪种情况,在客观和主观上,这些势力都不是美国地位的挑战者。作为霸主的大国必须在世界上拥有6种卓越的力量,这就是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外交力量、技术力量、文化力量和意识形态力量。20世纪以来,未曾出现试图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

而当今的世界与过去那种状况有所不同。中国具有可能成为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明确目标,举国上下都在为此而不断努力。中国的姿态最为突出的特点,是“确信”美国的衰退和中国的兴盛是历史的必然,并且时势有利于中国。也就是说,那是一种坚韧不拔等待时机成熟的姿态,对美国来说形势严峻。2007年以来美国的困境,(恐怕是十二分地)印证了中国的“确信”。

中国的国际货币政策

围绕国际货币制度,中国采取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政策。对目前的中国来说,挑战美国的一极支配是国策,当然,国际货币制度也是其中的一环。近年,中国加强了对美元储备货币体系的批判,其论点是:“不能容忍国际储备货币国依据本国国内政策目标来恣意左右作为公共财产的国际偿还货币的供给。像IMF的特别提款权(SDR,亦称纸黄金)那样,能在国际上以公正的判断调节供需、并促使各国保持适度的货币,才有资格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这种论调本身没有任何新意,但它正确地指出了现行国际货币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只是问题在于,它是将一国的国内货币作为国际本位货币使用,对这种制度来说,是其构造上存在的固有矛盾;世界为寻求其解决方法已经苦恼了40年,至今仍没有找到答案。中国充分理解这种现实,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美元储备货币体系基本上仍将继续得到维持。

一般认为中国的国际货币制度政策由三大支柱构成。第一个支柱是设想在未来几十年里仍将维持现行体制,从而尽最大可能享受这一体制可带给中国的利益。具体地说,就是尽力保持以出口和投资为中心的高速发展、对人民币继续进行充分的管理、因干预外汇令外币储备增加也属万不得已;认为美元或许贬值,但不会暴跌,美元资产不是风险而是战略性资产。第二个支柱是逐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化。为此,从周边国家交易开始着手扩大人民币决算,并促进发行人民币债券;同时,以未来10年左右为目标,实施汇率弹性化、资本交易自由化、人民币的可兑换性等各项措施。第三个支柱是将上海发展成与纽约和伦敦相匹敌的、以人民币为主的国际金融中心。

但是,以世界金融危机为契机国际地位得到显著提高的中国,同时也担负着巨大风险。为了应对危机而实施的高达4兆元的政府、国营企业、国有银行的投资与贷款,成功地维持了经济的景气,但是由民间来主导经济的改革则开了倒车。庞大的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滋生出许多特殊利益集团,成为贪污和贫富差距扩大的温床,国民的不满也在日益增加。丢弃了思想实现了发展的巨大国家,在明年的领导层换届之前,进入了必须重新探索具备伦理性意识形态的阶段。

多极化世界对我们的要求

需要反省发展模式的国家不只是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以全球化和金融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方式中尽享了经济繁荣的欧美先进国家,如今可谓是正在这两种变化之产物的金融危机中痛苦呻吟。非难新发展模式扩大了贫富差距,发起“占领华尔街”行动的美国年轻一代的失意和沮丧,毫无疑问是21世纪全世界共通的现象。

面对21世纪的现状,日本应该如何生存呢?过去20年中,日本因判断失误和优柔寡断而失之甚多。现状十分严峻。但是,如果日本国民具有强烈意识,仍想在今后维持高水平的生活,并继续受到世人的承认和尊重,那么要做的事情还很多。首先,是在人口对策和健全财政两大长远问题上做出明确的规划,在此基础上,将上述的经济、军事、外交、技术、文化、意识形态等6项综合国力,维持在世界前5名之内,对此必须达成全民共识。其中在意识形态领域,在世界众多国家的价值观产生动摇的今天,如果日本能对外传播缘于历史和经验并得到世界共鸣和信赖的“具有理论体系的思想”,那将是极其重要的成果。

21世纪的世界,不是由美国的一极支配转变为中国的一极支配,而是将成为以美国为中心的多极化世界。因此 “通过交涉达成共识” 将变得至关重要;而且,在货币、通商、安全保障、领土问题等各个方面,交涉中最为重要的,是拥有多少张具有何等价值的牌。以往的日本,过于疏忽了抓牌的努力,这是因为日本的外交基本上是采取美国一边倒的方针所致,但在多极化时代,日本即便是为了自我生存,也必须在交涉中变得老练成熟。

(原文日文)

 

公益财团法人国际通货研究所理事长。生于1931年。1955年东京大学经济学系毕业后,进入大藏省(现财务省和金融厅的前身——译注)。历任国际金融局局长、财务官等。1989年从大藏省退休后,历任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圣加仑大学客座教授,1992年至1996年任东京银行会长。1995年起任现职。著述有《财富的兴衰——日元和美元的历史》(与前FRB主席保罗・伏尔克共著,1992年,东洋经济新报社)、《世界经济主宰货币》(编著,2011年,PHP研究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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