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欧洲债务危机与全球治理

远藤乾 [作者简介]

[2012.04.27]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ESPAÑOL |

始于希腊财政危机的欧洲债务危机已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日本应该如何认识这一危机,采取怎样的行动呢?

欧洲债务危机历经几次跌宕起伏后进入了暂时平稳状态。众所周知,2009年末,希腊国债危机引发的极大混乱给欧盟(EU)带来生存危机,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2011年末,欧洲中央银行向民间银行提供了巨额的3年低利率融资,行之见效,暂时缓解了流动性危机;而2012年2月中旬召开的欧元区财长会议达成的援助协议,也使希腊暂时避免了出现不履行债务的混乱局面。那么,在这样一个暂时平稳的时期,我想从“日本应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的角度来评述一下这场危机。

欧洲债务危机对日本造成的三大影响

首先,我们可以认为欧洲债务危机将对日本造成三重直接影响,那就是日元升值、亚洲经济停滞和潜在的国债危机。

随着2月接近尾声,自2011年以来日元急剧升值的势头也开始有所缓和,但仍难以说已达到了能让以制造业为中心的日本出口产业从中受益的水平。关于欧元的贬值,除了欧元自身的信用危机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为了应对南欧各国实施紧缩财政造成的低增长和负增长问题,必须维持低利率,因此可以认为在一段时间内欧元贬值趋势仍将继续。

与上述汇率因素一样,欧洲债务危机也对EU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经济造成了恶性影响。中国对EU出口的增长及EU各银行对亚洲投放贷款的增长支撑了亚洲近年来的经济发展。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内部的经济停滞和信贷紧缩导致了中国出口放缓,而对欧洲外部的信贷紧缩则导致了亚洲地区的生产活动减速,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负面影响。本来,早在雷曼危机之后,中国经济就已经受到了地价及房地产泡沫、工资上涨和其他一些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欧洲债务危机引发的欧洲经济收缩更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像这样,以中国为中心的整个亚洲经济发展放缓的浪潮,也波及到了日本国内许多依靠零部件交易等业务发展起来的街道工厂。

上述的日元升值和亚洲的经济停滞,与泰国洪水等因素的影响相互作用,已经大大加剧了日本贸易收支赤字的扩大,而且还可能导致经常收支的赤字。尽管日本并非没有可能重拾产业竞争力,并再次长期保持经常收支盈余状态;而一旦反过来,当赤字常态化时,针对已超过GDP200%水平的日本政府债务,市场的目光恐怕会变得更加尖锐。

对于累计债务,没有魔法般神奇的解决之策。只能节省开支、增加收入,寄希望于经济持续增长。然而,目前由日本民主党主导的联合政权非常脆弱,民主党内部也存在意见分歧。如果假设增税方案未能成立,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由欧洲债务危机造成的客观形势,那么国债的收益率很可能发生变化。此外,正如由于背上沉重的国家债务而丧失竞争力的意大利那样,一旦遭到市场抛弃,那么要再度恢复信用,就必须付出极其巨大的政治及经济代价。趁现在及时采取措施,想必十之八九能够大大减少痛楚。

探寻一种对金融全球化具有责任感的未来姿态

其次,存在着应从更长远的观点进行思考的问题,它比欧洲债务危机对日本造成的直接影响更为重大。那就是无可逆转的金融全球化潮流和随之产生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

根据国际结算银行在2010年4月阶段实施的调查显示,外汇市场的日均交易额已达到了约4万亿美元(包含期货及互惠外汇信贷交易)。光是现货交易,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额也达到了约1.5万亿美元。相对于2004年的0.6万亿美元,意味着7年内膨胀了2.5倍。据称,如果按照这一水平计算,假设全年共有250个交易日,那么其交易额将达到当年全球贸易额的66倍,即使保守推算,也有90%以上属于投机性质的交易。如果对之放任不管,那么目前暂时平稳的状态终究只是走向新一轮更大危机的喘息之所。

20世纪90年代被称作全球化的时代,而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仍是一股不断前行的潮流。这段时期,日本走过了失去的10年乃至20年,日益变得封闭自守,尽管自己是全球第三经济大国,也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参与世界管理的意志却日渐薄弱。

其实日本并非完全没有任何动作。早在雷曼危机爆发后,日本就向IMF融资1000亿美元,针对韩国和东南亚各国可能发生的流动性危机,又提前加大了互惠信贷协议规模,最近,更是和中国联手向IMF注资,以加强其功能,等等,从广义上来说,日本对目前的危机还是采取了措施的。然而,上述措施多为治标之法,针对因资本流动自由化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全球性不稳定因素,却仍然未能拿出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可以发现,德、法首脑已提议征收金融交易税,美国财政部长也针对长期保持巨额经常收支盈余的国家提出了对策。在爆发新一轮危机之前,日本赢得了一些时间。或许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段时间,认真分析判断依靠自身政策资源与他国开展合作的可能性,针对日益深化的全球化治理,再深入一步,探寻一种具有责任感的未来姿态。

(2012年2月24日)

北海道大学法学部教授(国际政治、EU研究)。生于1966年。修满北海道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科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获英国牛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历任意大利欧洲大学研究所布罗代尔高级研究员、巴黎政治学院客座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研究生院Emile Noel研究员。著有《全球治理的最前沿》(东信堂,2008年)、《欧洲整合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8年)、《EU的管制力》(日本经济评论社,2012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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