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主导亚投行的看法:日本应朝加盟方向有所行动

大庭三枝 [作者简介]

[2015.06.22]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日本对于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持谨慎态度。但随着中国的多边途径意图逐渐显现,积极参与亚投行难道不正是日本履行大国责任的体现吗?

亚投行:近60个国家加盟,不可视若等闲

每年一度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行”)年会,2015年5月上旬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市召开。亚行确定了今后将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在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方面进行合作的方针。日本对于加入亚投行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同时希图加强亚行的作用。日本总算以某种形式表明了立场。

同时,亚投行目前正为6月签署《亚投行章程》而做准备。5月2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就亚投行成立规模,一致决定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是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的两倍。

日本和美国,以亚投行运行机制的不透明和融资时能多大程度上考虑环境和人权等国际标准因素等问题为理由,依然对加入亚投行持谨慎观望态度。主导亚投行的中国,过去对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实施的对外援助,从融资标准的不透明、收益性、对环境和人权的重视等观点来看存在重大问题,不可否认这使得对亚投行的这些批评变得更有现实依据。

只是,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对此绝不可等闲视之。即使在英国宣布加盟意向之前,它就已经获得了亚洲地区的广泛支持。另外,英国的这一决定,就算像部分专家分析的那样,可能确有出于选举策略考虑的一面,但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纷纷效仿,加入了亚投行。

新兴国家的意图:谋求更大的发言权

亚投行这个新型组织框架出现并得到广泛支持。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将其置于中长期国际秩序乃至亚洲地区秩序的变化当中来进行重新思考。下面,笔者将谈谈几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首先,亚投行既是中国亚洲地区战略的一环,同时也应将其看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在经济实力增长的背景下,试图在包括国际金融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寻求更大发言权的举动。

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七国集团(G7)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现行框架内,新兴国家希望扩大发言权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二十国集团(G20)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旨在扩大新兴国家发言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仅仅因为新兴国家经济规模增大就自动扩大其发言权,是无法平稳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但是,依据经济规模相应增强它们的发言权,也是顺理成章的。面对这种现实,对欧美主导的现有治理框架的改革却没有取得进展。在今年5月初举行的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大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公开表明了对这种现状的不满。 

亚行的极限: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

其次,为了亚洲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不可或缺,而现实中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非常巨大。亚行和亚行研究所(ADBI)在2009年发布的联合研究成果报告《面向无缝链接亚洲的基础设施》中表示,为了区域整体的可持续繁荣,打造货物、服务、资本、信息、人才自由流动的“无缝链接亚洲”是很重要的,因此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不可或缺。而且还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数字,以表明这种需求之大。比如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大约需要8万亿美元,每年约需投资7500亿美元。

但亚行每年的融资能力,2014年也只有约131亿美元。这次的亚行年会,提出了增加每年的贷款能力并加强与私营贷款机构合作的方针。但即便如此,要充分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仅依靠亚行等的现有框架无疑是有极限的。

另外,对于亚行,还有批评意见认为融资手续花费的时间太长。重视环境、人权以及善政因素是重要的,无视这些因素急躁地进行援助或投资也绝非良策。但是,亚行未能充分回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恐怕这也是导致众多亚洲国家支持亚投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东京理科大学教授。生于1968年。专业研究领域是以亚洲地域主义和地域整合为中心的国际关系论。毕业于国际基督教大学,在东京大学研究生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取得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东京大学研究生院讲师、东京理科大学助教、南洋理工大学(新加坡)客座研究员、哈佛大学日美关系项目研究员等。著作有《多重地域构造的亚洲》(有斐阁,2014年)、《亚太地区形成的路径——边境国家日澳的主体性探索和地域主义》(minerva书房,2004年,荣获大平正芳纪念奖、NIRA大来政策研究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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