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中国主导亚投行的看法:日本应朝加盟方向有所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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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于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持谨慎态度。但随着中国的多边途径意图逐渐显现,积极参与亚投行难道不正是日本履行大国责任的体现吗?

亚投行:近60个国家加盟,不可视若等闲

每年一度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行”)年会,2015年5月上旬在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市召开。亚行确定了今后将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在有关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方面进行合作的方针。日本对于加入亚投行继续采取谨慎态度,同时希图加强亚行的作用。日本总算以某种形式表明了立场。

同时,亚投行目前正为6月签署《亚投行章程》而做准备。5月22日在新加坡举行的意向创始成员国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就亚投行成立规模,一致决定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是初始认缴资本500亿美元的两倍。

日本和美国,以亚投行运行机制的不透明和融资时能多大程度上考虑环境和人权等国际标准因素等问题为理由,依然对加入亚投行持谨慎观望态度。主导亚投行的中国,过去对非洲和中南美洲等地实施的对外援助,从融资标准的不透明、收益性、对环境和人权的重视等观点来看存在重大问题,不可否认这使得对亚投行的这些批评变得更有现实依据。

只是,有近60个国家和地区申请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对此绝不可等闲视之。即使在英国宣布加盟意向之前,它就已经获得了亚洲地区的广泛支持。另外,英国的这一决定,就算像部分专家分析的那样,可能确有出于选举策略考虑的一面,但之后欧洲许多国家都纷纷效仿,加入了亚投行。

新兴国家的意图:谋求更大的发言权

亚投行这个新型组织框架出现并得到广泛支持。关于这一点,有必要将其置于中长期国际秩序乃至亚洲地区秩序的变化当中来进行重新思考。下面,笔者将谈谈几个值得关注的要点。

首先,亚投行既是中国亚洲地区战略的一环,同时也应将其看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在经济实力增长的背景下,试图在包括国际金融在内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寻求更大发言权的举动。

世界经济危机之后,在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七国集团(G7)为中心的世界经济现行框架内,新兴国家希望扩大发言权的意图越来越明显。二十国集团(G20)影响力的增强以及旨在扩大新兴国家发言权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方案等,就是最好的例证。

当然,仅仅因为新兴国家经济规模增大就自动扩大其发言权,是无法平稳推进全球经济治理的。但是,依据经济规模相应增强它们的发言权,也是顺理成章的。面对这种现实,对欧美主导的现有治理框架的改革却没有取得进展。在今年5月初举行的亚非会议60周年纪念大会上,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公开表明了对这种现状的不满。 

亚行的极限:无法满足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需求

其次,为了亚洲的进一步发展,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不可或缺,而现实中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也非常巨大。亚行和亚行研究所(ADBI)在2009年发布的联合研究成果报告《面向无缝链接亚洲的基础设施》中表示,为了区域整体的可持续繁荣,打造货物、服务、资本、信息、人才自由流动的“无缝链接亚洲”是很重要的,因此域内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不可或缺。而且还列举了一系列具体数字,以表明这种需求之大。比如从2010年到2020年,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大约需要8万亿美元,每年约需投资7500亿美元。

但亚行每年的融资能力,2014年也只有约131亿美元。这次的亚行年会,提出了增加每年的贷款能力并加强与私营贷款机构合作的方针。但即便如此,要充分满足亚洲的基础设施需求,仅依靠亚行等的现有框架无疑是有极限的。

另外,对于亚行,还有批评意见认为融资手续花费的时间太长。重视环境、人权以及善政因素是重要的,无视这些因素急躁地进行援助或投资也绝非良策。但是,亚行未能充分回应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不满,恐怕这也是导致众多亚洲国家支持亚投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提倡“多边途径”的背景

第三,中国已有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双边投资和援助的框架,尽管如此,还倡议创建这种或因其他成员国的“杂音”而有可能相对减弱本国影响力的多边机制,个中的意义令人有必要充分加以思考。

中国很可能认为,采取多边途径的好处更大。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它并非只推进有利于中国企业的项目,而且,这种对亚洲区域一体化的积极参与,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肯定评价。

同时,中国也可能感到,与其通过双边投资或援助露骨地追求中国自身的利益,不如使众多国家参与,通过引进一定规则和标准的银行运营方式,以期确保援助和投资的收益。如果这样,中国的周边外交,就不像是在领土问题上所呈现出来的强硬路线一条道,应该说是更加“高明”起来了。也有人指出,中国正逐渐从传统的对非洲和中南美洲友好国家“无条件援助”中转型。

可能也有这样的议论,即虽然形式上是多边途径,但最终中国可能通过亚投行的制度设计,而使本国和本国企业的利益最大化。但是,现在作为创始成员加盟的很多国家,都要求确保亚投行运作的透明性。

另外,现正在推进的《亚投行章程》签署谈判中,就融资标准问题,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声,就是应考虑现有的投资国际标准中的环境(E)、社会(S)和治理(G)因素。将成为亚投行首任行长的来自中国的金立群也承诺说,亚投行将致力于“精干、廉洁和绿色”。

当然,通过什么具体形式来担保实现尚不明确,还有待进一步具体化。只是,很怀疑中国会完全忽视成员国的这些要求。

是否损害日本企业扩大商机? 

再有,关于决定投票权比例的出资比例,在欧洲各国等还没有大举加入之前,有看法认为中国可能会持有约50%的投票权。但现在,有了如此之多的加盟国,就令中国的投票权比例也随之降低。假如美国和日本加入亚投行,中国所占的比例还会进一步下降。

开头提到的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首席谈判代表会议协商的结果,中国的出资比例预计接近30%,而中国根据出资比例分配到的投票权在25%以上。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很可能持有“否决权”。只是,在几周前,根据曾担任亚行研究所长职务的东京大学特聘教授河合正弘以前提出的估算,在日本不加入的情况下,中国的出资比例将达到三分之一左右,如果日本加入则下降到28%。而日本的出资比例,预测为12%左右,和欧洲各国合计大概为33%。日本和美国如果加入的话,当前预测的中国投票权在整体所占的比重将发生变化。

在亚行的融资项目上,日本企业的中标率不过为0.5%(2013年)。因此有认为,即使不参加亚投行,日本也不会受什么损失。对于日本企业中标率迄今如此之低的问题,应该专门进行研究。但即便如此,我们可以肯定不加入亚投行对日本企业未来商机的扩大没有影响吗?许多申请加盟国家都明确表示,亚投行对于本国企业来说意味着商机。

与中国的政治交锋还将继续

国际政治游戏,只靠一轮争斗就使特定的某个国家大获全胜,这样的逻辑是不成立的。应该说,国际政治是个轮番不停地进行的游戏。围绕《亚投行章程》的谈判,现状是各国的想法错综复杂,而在亚投行成立之后,这一组织内部各国的政治交锋也将持续下去。

在这种政治活力的作用下,亚投行有望作为决定亚洲区域合作方向性的重要机构而发挥它的职能。万一,亚投行在日本不加入的情况下顺利运作,日本的存在或将大打折扣。

另外,中国倡导成立并主导亚投行,显示出其周边外交正变得更具灵活性,软硬兼施,并包含有如何在国际社会上为其行动赢得合法性的视角等。

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日本、亚洲乃至国际社会希望看到的。但这同时也有可能使中国变得比以往更加强硬。

亚行现已决定推进与私营机构的合作,扩大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贷款。这些都可以说是对亚投行“挑战”的回应。因此,它与通过亚行和亚投行的协作机制以期改变亚投行规则或规范的意见,具有完全不同的方向性。

我们应该正视这样的现实。为了使亚投行建立公正的运行机制,成为能够对整体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区域性开发银行,日本也应该履行大国的责任,探讨加入亚投行的事宜;而且,有必要思考很多亚洲国家盼望日本加盟的深意。

(2015年5月13日)

标题图片:在亚行年会上,亚行行长中尾武彦与亚投行筹备组组长金立群(右)会谈(亚行提供。2015年5月1日于阿塞拜疆共和国巴库市。时事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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