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竞技场问题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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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立竞技场巨额建设费用遭到舆论抨击,安倍晋三首相已经表明将“从零开始重新考虑”计划。笔者指出,爆发出来的种种问题都是“日本政治家、官僚体系所固有的不负责任体制产生的象征性事例”。

围绕2020年东京奥运会主会场新场馆建设事宜,设计、设施、费用、时间等各种问题接连曝光。安倍晋三首相于7月17日正式表明“将废止原计划,从零开始重新思考”。尽管他此前一直表示“不会调整计划”,但内阁支持率的下降和党内的批评言论逼迫他改了口。

事情的导火索是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在今年5月发表的言论。当时他表示,由于费用和时间的限制,将不会修建覆盖场馆中央区域的顶棚和可动式观众席,而建设费用预计将增加1000亿日元,达到2600亿日元左右。

自新竞技场的设计方案确定以来,专家们多次指出上述问题,在国会上也引起了争论。但大臣、文科省官员在长达两年的时间内并未采取任何措施。而且,尽管多位建筑师提出了改建旧国立竞技场的方案,但有关方面似乎为了彻底排除这种方案,匆匆拆除了竞技场。在此期间,体育界和大众媒体几乎都对此保持了沉默。

这里暴露出来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奥运会,而是整个日本政治和行政体系的一大通病。

拆除前的国立竞技场(中央靠右)和神宫外苑周围的体育设施。右上方的绿地是明治神宫,摄于2014年5月25日(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膨胀的建设费用:3000亿日元还不够?

让我们首先聚焦建设费用。2012年7月公开征集设计方案时,计划预算为1300亿日元。即便是这个数额,与悉尼奥运会主场馆的约640亿日元和伦敦奥运会主场馆的约760亿日元相比,也几乎是它们的两倍了。在去年5月的基本设计方案中,预算又变成了1625亿日元。在此期间,外形设计也做了大幅更改,建筑面积被削减了两成。而1年后,大臣又宣称即使不修建开合式顶棚,也需要花费大约2600亿日元。

为什么建设费用预算会出现如此大的变化?最大的原因在于设计。新竞技场的场馆主体上方计划架设两根长约400米的吊桥状拱梁结构。必须在东京的核心地区,而且是狭小的地块上完成这一建设工作。据说包含地下基础部分在内,技术难度极大,所以难以准确预估建设费用。

按照独立行政法人日本体育振兴中心(以下简称JSC)所说的资材和人工费上涨等理由,无论如何都解释不了这个问题。此外,还有观点认为,被废止的原计划中的预算并未包含拱梁的地下基础部分相关费用,如果加上这部分费用,总额甚至将高达4000亿日元左右。

运动场馆功能以外的设施占一半建筑面积

除了结构外,设施和规模也是导致新竞技场费用增大的原因。作为运动场馆本来功能的观赛功能面积为8.5万㎡,竞技等功能面积为2.4万㎡,关联功能面积合计为11.5万平米。另一方面,除了本来功能外,还设有运营总部、会议室、设备室等维持管理功能面积4.0万平米,停车设施面积2.5万平米,VIP休息室、观赛包厢、餐厅等接待功能面积2.0万㎡,资料展示、图书馆、商店等体育振兴功能面积1.4万㎡。从面积来看,运动场馆本来功能以外的设施占了近一半。

VIP休息室和观赛包厢等设施的2.0万㎡占到观众席的近4分之1,面积大得异乎寻常,以致让人不得不质疑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大的空间。

致命的是,正式的田径比赛必须设置用于练习的辅助赛道,但JSC的基本设计方案里并未包含这个内容。这是因为竞技场已经很紧凑,再没地方修建辅助赛道了。有关方面打算在奥运会期间在外苑的部分区域临时铺设辅助赛道来应对,但如此一来,奥运会之后的田径比赛将无法使用。

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多功能”设施

为配合奥运会的举办而修建场馆时,各个国家都会针对未来如何利用这些场馆展开深入的研究讨论。奥运会和残奥会为期大约1个月。在之后的50年、100年间如何才能有效利用这些运动场馆呢?近年来的主流做法是,首先确定未来利用计划,然后再倒推决定奥运主场馆的建设规模(设置临时座位等)。

比如,亚特兰大奥运主场馆后来被用作了棒球场,悉尼奥运主场馆将规模缩小后用作了足球场。另一方面,因“鸟巢”这一称呼而广为人知的北京奥运会巨型主场馆是在最终用途不明确的情况下建造的,所以奥运会后几乎不再使用,维护费用极为庞大,据说有关方面甚至已经开始研究是否要拆掉它。

原计划中的新国立竞技场是一个可用于田径、足球、橄榄球、“文化”活动的多功能设施。这样一来,不仅规模巨大,建设费用也变得异常高昂。此外,每年的维护管理费预计为40亿日元,高达旧竞技场的8倍,这在奥运会后必然将形成慢性赤字。

谁都不担责任的体制结构

在首相表明“废止计划”之前,JSC的河野理事长一直声称“放弃还是不放弃,并非由我们来决定,而是由文部科学省来拍板”。担任竞技场设计方案审查委员会的建筑师安藤忠雄先生也表示“审查委员会只是选定了设计方案,并未参与之后的事情”。

决定设计和设施方案的是负责运营国立竞技场的JSC。它是文部科学省主管的独立行政法人。

JSC于2012年1月设立了国立竞技场将来构想有识之士会议。然后又在其下设置了新国立竞技场基本构想国际设计比赛审查委员会(安藤忠雄委员长),扎哈的设计在方案竞选中胜出,而方案竞选的征集条件和审查结果都经过了有识之士会议的批准。负责此事的文部科学省体育与青少年局局长、副大臣也出席了会议。

总揽全局的人物是文部科学大臣。在作为最终负责人的大臣之下,所有人各自分担着相应的责任。但所有这些负责人总是发表些听起来事不关己的言论。与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表里一致的是JSC裁量权之庞大。

JSC——一个缺乏专家的组织却拥有庞大的裁量权

JSC内没有建筑和运动场馆方面的专家。但新竞技场的设施建设决策权却仍被交给了JSC。文部科学省及其相关团体甚至无需经由国会审查,就将庞大的税金用于了自己的组织。即使观察一下JSC与扎哈・哈迪德签订的合约内容也能发现这个问题。

方案竞选的评审对象仅仅是设计,获选建筑师的工作是主理设计(委托经费13亿日元),实际的设施内容大致是由JSC和文科省自由决定。然后由被称为非专业追认部门、只是提供形式上的咨询服务的有识之士会议加以批准。这就是一种“随意拍板、不负责任”的机制。

结果,有识之士们声称“一切都是作为事务局的JSC决定的”。JSC又说“都是有识之士会议决定的”“都是文部科学省的指示”。而文部科学省官员和大臣则是高高在上照单签收。被委以数千亿日元税金的使用权,本应怀有诚惶诚恐之心。但他们之中却没有任何人怀有经手巨额国民血汗钱的紧张感和不可浪费一分一毫的责任感。

新进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无法应征,方案竞选程序不透明

设计方案竞选一方面宣称“将在全球范围征集方案”,但另一方面又实际上将应征资格限定在普利兹克建筑奖、UIA(国际建筑师协会)金奖等5种国际大奖的获奖人之中,导致新进建筑师们无法应征。还有对评审经过不作任何说明等问题,一切都极为不透明。而更加不透明、且让人无法想象是一个法治国家之举的是,关于建筑标准的处理程序。

方案竞选征集条件是在2012年7月公布的,当时外苑周边建筑的限高为20米。而且,竞技场所在区域还处于被指定的“明治神宫内外苑附近风景区”,建筑高度更一直被严格限制在15米以下。

然而,公布的征集条件竟然宣称建筑高度可以达到70米。方案竞选主办者是在违犯城市规划法和建筑标准法的前提下实施的方案竞选。直到设计方案确定后的2013年6月才对城市规划进行了变更。

景观问题:无视外苑历史传续的巨型设施

神宫外苑是为彰显明治天皇功绩而与神宫内苑、表参道、里参道作为一个整体修建完成的,已被指定为东京第一号风景区。由于这种历史渊源,此地一直保留着以银杏街道木、树龄100年的外苑森林为中心的历史和美景,已成为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城市绿地。

此次改建完全无视为这种历史传续设定的15米限高,以牺牲大树来换取建设用地,修建巨型场馆。这不仅会破坏景观,还牵涉到举办活动时数万观众进出的安全、防灾等诸多问题。

属于时代错误的“大舰巨炮主义” 肆意横行

最后,我想列举国立竞技场问题在象征意义上反映出来的日本的政治、行政或者说政治家、官僚的几个严重问题。

第一,无论从耗资规模还是活动规模来说,这都算是一个涉及全民的项目,而它却是在不透明或者说合法性可疑的流程中成立的。即便是到今天已有3年之久,相关说明和信息公开工作依然没有做到位。这本身就表明民主主义形同虚设。

第二,且不说国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实质上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利益的、属于时代错误的大舰巨炮主义横行于世。正如文科省、JSC所象征的那样,政治家和官僚都忘记了事业和组织的本来目的和意义,而只是把扩大自己组织的预算、事业和设施作为了目的。

第三,即使陷入严重局面,也绝不修改业已决定的方针。不愿变更方针是因为只盯着眼前,怕招致自己人反对,但过于顾忌这些,就必然缺乏想象力和责任感,不想也不顾将来会给国民带来多大损失乃至悲惨结果。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竟与历史学家分析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原因相同。

经过两年时间,安倍首相总算做出了调整计划的决断。但压缩费用只是问题的一个部分。弄错了目的的人们总是依据自己人的“气氛”来做决定,将整个社会一步一步拽入深渊。现在,我们必须以此问题为契机,打破这种循环。

标题图片:新国立竞技场的模型,建设计划曾获日本体育振兴中心(JSC)专家会议批准(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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