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年龄降至18岁,日本的政治会改变吗?

政治外交 社会

日本国会通过《公职选举法》修正案,将选举投票年龄下调到满18岁。很多高中生可以从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开始行使“一票之权”了。这一制度的修改时隔70年之久,日本的政治会随之发生改变吗?

从2016年参议院选举开始适用

从明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开始,在公职选举中可行使投票权和选举权的年龄从20岁降低到18岁。及舆论界就此展开了各种议论。

在这些议论中,关于该法案对今后日本政治的影响,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两个观点。其一,是此次选举年龄的降低是否对日本的“银发民主主义”起到抑制作用,可以说是对政策制定将产生的影响;其二,是对选举的影响,即选举结果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本文将聚焦这两种观点,并就18岁履行选举权给今后日本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方向阐述笔者的个人见解。

对克服“银发民主主义”太过期待

“银发民主主义”一词,用于表达这样一种认识:即日本的老年人优惠政策之所以难以改变,是因为人口多且投票率高的老年人对政治的影响较大。这方面的讨论主要围绕两个观点进行。一种观点认为,如果选民年轻化,可以期待政界开始推行符合年轻一代利益的政策;另一种观点则与此相反,他们认为18~19岁的人口较少,而且年轻人有投票率低的倾向,因此持否定意见(*1)

不过,“银发民主主义”这个说法本身只近乎于一个假说。从以下事实考虑大概就不难理解,我们很难简单地说,老年投票者比例之高,推进了“优待老年人”的社会保障政策。

首先,日本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经济高速发展期制定的,当时20岁和30岁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例高,代际间投票率的差别也很小。其次,在走向少子老龄化的其他发达国家,针对年轻一代的社会保障制度比日本要健全。最后,人们没有强烈意识到社会保障负担存在着年代间的差异,老年人也没有要求在职纳税人承担过重的负担。

下图是针对最后一点所做的舆论调查的结果(*2)。抱有在职人员负担增加是不得已的这种意识的人,在越是年轻的群体中表现得越是明显,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这种意识略有减少。除了回答“不清楚”的60岁以上老年人显著增加外,可以说代际间关于社会保障负担的意识并没有显著差异。从图中数据可以预测,即使“投票者年轻化”,选民在社会保障政策方面向政界发出的信号也不会有很大变化。

“银发民主主义”这个词,已成为近期舆论界的流行语,在很大程度它不是以假说,而是作为事实被人们所接受。但是,我们很难说老年人在选民中占多数就是日本的社会保障偏向老年人的主要原因,而是应该探寻其他原因。例如,女议员的人数极少,家庭观念陈旧保守的自民党长期执政,政党组织和官僚制度注重论资排辈等。无论如何,这次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和“银发民主主义”相提并论是不协调的。

(*1) ^ (※1)以下两篇报纸社论阐述了双方见解,请参考。《每日新闻》2015年6月17日社论:《选举年龄降至18岁 年轻人更应该参与政治》
《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6月19日社论:《让18岁投票成为改变日本政治的突破口

(*2) ^ 数据来自以下网页。《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特别舆论调查 统计表

早日参加选举的意义

那么,十八九岁的年轻人享有选举权对日本的选举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估计他们约占选民比例的2%的,而且年轻一代的投票率偏低,所以我们很容易预测,选举年龄降至18岁不会给选举结果带来什么变化。如果我们认为年轻一代投票行动的不稳定性增加,而这种不稳定性恰恰是近年来选举结果变化剧烈的主要因素之一,那么我们也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即短期内选举结果可能会发生剧烈变化。不过在此我们还是希望从更长远的视角来探讨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所产生的意义及其带来的可能性。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日本的选民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显得不那么活跃。选民很少与政治家接触或是采取游行等行动,对于大多数选民而言,所谓参与政治活动仅限于在选举中投票。在这种情况下,提早两年获得选举权意味着提早两年参与政治。如果考虑到他们在参与政治的同时可以积累政治方面的知识并提高对政治的兴趣,那么或许可以期待着未来20岁和30岁年龄段人群的投票率比现在有所提高。

在这种情况下,讨论的焦点变为增加的这两年时间的推动工作及环境。自民党内的变化即为一例,他们试图通过立法的形式要求高中教员必须保持政治立场中立,违反者将受到严厉惩处。不过按照日本的学制,18岁这个年龄已经要上高三了,而且,除个别学生外,所有升入大学的日本学生都将成为选民。现在,高中毕业生升入四年制大学的比例约为50%,因此对大学而言,18岁享有选举权更具有重大意义。

大学生将成为“票田”

图2显示的是截至2015年4月1日各年龄层人群在获得选举权后参加国政选举的次数。蓝线是符合20岁获得选举权这一现实的数据,红线是假设18岁获得选举权的数据。下面的18、19等数字表示的是生日为4月1日的人群的年龄。按照日本的学制,4月2日至第二年4月1日出生的人被编为同一年级。因此,从各条刻度线向右,直到右侧的下一条刻度线为止,向正上方延伸的区域形成同一个学年。图中显示的是在没有留级的情况下,高中毕业后即进入大学的年级范围。

从整体来看,红线比蓝线大致多出1~2次。假设此前一直是18岁享有选举权,那么将会比20岁开始享有选举权多经历1~2次选举。如果今后也是平均每隔1.5年进行一次国政选举,那么18岁开始享有选举权就将多经历1~2次选举。

阶梯线的竖线为是否参加某次选举的界限。例如2014年12月14日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享有选举权的为1994年12月14日以前出生的人群。“2014年众议院”右侧箭头所指向的与蓝线相连接的竖线表示的就是这一界限。

从这条竖线的位置来看,正好位于大学三年级期间、20岁上下的年龄。可以看出,大多数刚上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在2014年众议院选举中获得选举权,部分学生未获得选举权。而如果看红线的话,大多数大学一年级新生和二年级所有学生都参加了选举,大学三年级学生已参加过2~3次国政选举。

换一个角度来看,在某一时点举行选举时,如果不考虑失学者和留级生,那么只有三四年级学生加上截至这一时点满20岁的二年级学生是选民的现状,在选举年龄降至18岁后,就变为所有大学生都是选民了。如果是在下半年举行的选举,大学生选民人数将增加到以往的1.5倍以上。

以上数据告诉我们,从拉选票以及年轻一代对政治的参与而言,大学这一时空可能会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使所有大学生都成为“票田”(选举时竞选人或政党可望获得大量选票的地区——译注),对于旨在得到年轻一代支持的政党而言,应该是一个机会。如果赢得了年轻选民的强有力支持,那么今后数十年则有可能确保获得他们的选票。这也是政界眼里年轻选民的吸引力之所在,是老年人所不具备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这是日本社会把年轻人的目光引向政界的一个机会。

如何缩短政治与年轻人的距离

以往的政界,在选举和政治活动中依靠学生充当“工作人员”,但除了某些政党外,给人的印象是多数政党并没有积极展开活动,利用政策扩大支持面,或是吸收学生加入政党组织。换言之,可以说政界并没有意识到学生可以成为支持者,为自己增加选票。

如果上述倾向确实存在,则反应出主要政党组织的一种现状,即竞选活动组织的形成和维持都是交给政治家个人去做的。大学生对政治的关心程度低,也不去投票,很多人的“住民票”(居民登记卡——译注)都没有迁往现居住地,毕业后又很可能搬到其他地方居住。而选区内选出的日本所有级别的政治家,没有理由积极接近和组织那些居住在自己选区外的选民,以及预计迁出选区的选民(*3)。这一现状本应由政党组织来弥补,但无论哪一个政党组织似乎都很脆弱,在争取扩大学生和年轻一代的支持方面所采取的措施都缺乏连贯性。

还有比组织更严重的问题是,不仅限于学生,一贯的政策体系同样无法吸引选民。政治家获得支持者一直依靠的是职业或工作单位的利害关系,或是当地社区内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但这种方式只对那些有固定工作单位或居住地的选民有意义,却并不适用于大学生。这种“羁绊”对于大学生而言很淡薄,在由同一代人组成的集体中横向建构关系网时,政治上的诉求应该比在其他集体中更加有效。

那么,怎样的政治诉求才能获得选票呢?这恐怕会成为政治家和媒体接下来要关心的问题。不过在此我并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是与年轻一代实际接触,把他们发展为自己的支持者,共同实现诉求。现代日本政党不是从基层出发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他们当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认为政策是由高高在上的政治家、官僚和专家等精英阶层制定提供的。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成为拉开政治与选民之间距离的一个原因。

按照这一思路,我们似乎可以认为,政界最终能否抓住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这个机会,与如何缩短和形形色色的选民之间的距离,如何恢复选民对政治的关心与期待等当前政党政治的课题息息相关。选举年龄降低到18岁这一政策本身并不会成为特效药,但我们多少可以期待,政界的举措、组织和意识等能以此为契机而出现变化。

标题图片:在300名高二学生中进行的有关是否赞同安保法制的“模拟国民投票”。2015年7月8日于京都府宇治市立命馆宇治高中(图片提供:时事通讯社)

(*3) ^ 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拙作《日本的选举难以应对不稳定的社会》(2015年第4期《中央公论》)。

社会保障 大学生 少子老龄化 选举权 银发民主主义 低投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