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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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会议(COP12)将于12月在巴黎召开,日本已经提前确定了温室效应气体减排目标。环境政策专家将为我们阐述本次减排目标的具体内容和特点、及其背后的日本固有的社会状况。

日本确定减排目标:2030年较2013年削减26%

国际社会正在就进一步升级气候变化对策进行协商。日本也在7月17日正式确定了要在2030年时将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较2013年削减26.0%的减排目标方案(官方称此乃承诺草案),并已提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收到各国方案之后,该公约第21次缔约国会议(COP21)将于今年12月在巴黎召开,人们认为,该会议将针对2020年以后全球应该推进的对策制定新的规则。

让我们看一看日本此次确定的减排目标方案内容。方案提出要相较于欧盟设为基准年的1990年减排18%,相较于美国等国设为基准年的2005年减排25.4%。日本用作比较标准的2013年,由于发生了东日本大地震,核电站停止运转,所以这一年国内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量几乎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此外,本次目标将通过国内减排和增加吸收量的方式来实现,与过去京都议定书的目标达成计划估算了大量国外减排量的做法迥然不同。

让我们试着评价一下这个目标。较1990年削减18%左右的目标不及欧盟提出的较1990年削减40%的计划,到2030年时较2005年削减25%多一点的目标似乎也逊于美国的目标(将在2025年时较2005年削减26~28%,比日本提前5年)。但如果只看国内排放量,相对于京都议定书目标期间只要较1990年增加1.4%就算是履行了国际义务(参照图1),这次是要净削减19个百分点,因此或许可以认为“日本也终于决定要减排二氧化碳(CO2)了”。

不参与京都议定书到期之后的“过渡措施”

为这个方案出炉,日本国内曾出现过怎样的争论呢?

日本一直主张在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结束的2012年以后,“需要包括新兴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承诺履行防止全球变暖义务”。但国际上围绕这一承诺的谈判工作却迟迟没有进展,2010年末,日本明确表示不参加当时欧洲各国呼吁作为2020年前过渡措施的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行动计划。

日本认为“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只有欧洲和日本需要履行减排义务,这反倒会降低美国和中国参与国际行动的必要性”。不过,日本也表示“2013年以后将自主采取应对行动”。

我们可以认为,除了国际谈判进展迟缓外,当时的经济萧条(顺便提一句,2009年时,日本陷入雷曼危机后的经济萧条困境,遭遇了久违的负增长)也是导致“日本带头推动国际社会向好的方向前进”这种情绪发生减退的重大原因。

地震导致形势突变: 2020年目标遭到强烈批评

2011年3月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后,形势更是雪上加霜。地震造成电力供应紧张,对化石燃料尤其是廉价的火力发电依赖度上升,政府和产业界都越来越倾向于“无视CO2排放量增长,只求确保发电量”。尽管电力不足,但国民依然强烈反对在安全对策尚未从根本上得到强化的情况下重启核电站,最终同意了增加火力发电量。于是,减排CO2的力量也随之弱化。

在此背景下,针对框架公约秘书处要求各国完成的2020年目标,日本在第19次缔约国会议召开前的2013年,提出了“以2005年为基准年,削减3.8%(相较于1990年反而增加3.7%)”的目标,并以此进行了登记。

这遭到了国内外环保组织的强烈抨击。不过,由于核电站是否重启的方针尚未确定,所以该目标完全没有计算核能发电的减排效果。

然而,此次确定的2030年减排目标要在1990年基础上削减21个百分点以上。出现这种大幅变化的背景原因在于政府对2030年能源供求的预测和关于电力结构的决策。

顾忌“电价上涨”,供给方无法减排

按照上述减排目标,总发电量大约为1万亿kWh(顺便提一句,近年来每年的总发电量略微呈现减少趋势,大约为9000亿kWh),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要比现在翻一倍左右,达到22~26%,作为日常基础电力来源的核能与火力发电量占比合计要达到46~48%,其中,核电比例为22~20%,略低于福岛事故之前,剩下的26%左右为火力发电。

据报道称,一度电的平均CO2排放系数将达到0.38㎏左右。据说按照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计划设想的电力结构,排放系数将达到0.34 kg/kWh,与此相比,日本减排目标中的排放系数要高出10%左右。原因在于,尽管可再生能源有所增长,但核电占比下降,火力发电占比将高于京都议定书目标达成期的数值。

如果是这样,那就不太可能依靠电力供给方的力量大幅减排CO2。关于背景原因,也有报道指出那是“因为安倍首相出于对日本整体经济形势的考虑,下达了要求避免电价上涨的指示”。无论是围绕安保问题的争论还是经济对策,现政权都在努力稳定国内形势。在他们眼中,大地震后家用和工业用电价格暴涨了20%以上是个大问题。可以想象,侧重使用火力和核能发电完全是为了降低电价。

另一方面,环保派提出批评称“设定的火力发电比例太高,而可再生能源比例太低”。笔者也持有这种观点。比如,在固定价格采购制度(FIT)这一强有力的激励机制下,太阳能发电站建设计划(截至2015年4月末)正在稳步推进,假设全部建成,那么太阳能发电量将比此次电力结构方案中预估的749亿kWh高出30%左右。

顺便提一句,引入FIT后,日本成为了最近几年太阳能发电新增规模(按装机容量计算)最大的国家,累计装机容量已跃居世界第三位(2014年时达到2330万kW,国际能源署调查数据)。

对节能事业的发展寄予厚望

之所以和过去的数据相差很大,主要是因为计算时预估了能源消费总量会降低(虽然看好经济增长)。换言之,目标方案设想了节能事业将取得大发展,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增长之间的正比关系将会减弱。

作为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的弹性系数长期保持在1.0的水平,而目标方案在计算时假设了在2030年时降至0.01。顺便提一句,由于海外市场燃料价格上涨和日元贬值导致进口商品价格上涨,而且节能工作有所发展,地震后这几年的弹性系数一直是负数(虽然经济在增长,但用电量有所减少),所以可以认为,目标方案还包含了“这种巨大变化将呈现中期持续趋势,政府在政策层面也会设法使之持续下去”这样一种意味。

经济界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即使经济未能增长,导致节能工作进展缓慢,恐怕也可以正好达到预计的总能源消费量”。但节能市场的发展或许可谓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关键。比如,节能建筑、节能住宅和低油耗汽车的普及,还有基于这一切的城市改造等工程,或许都是巨大的节能商务机遇。

海外减排量不计入目标方案

另外还有一个与2020年目标及京都议定书目标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此次提出的2030年目标并未计算海外减排量。据报道称,背景原因在于产业界曾主张,应避免再次出现京都议定书时代那样的事态,日本必须义务性地通过清洁发展机制(DCM)从中国等国购买大量减排额度。

从本次减排目标的制定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相关工作的以下特点。

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通过)谈判阶段开始,“经济先行”思想就一直是日本国内讨论过程中的一个鲜明特点。此次减排方案也基本上继承了将环保对策限定在经济负担可承受范围内的原有态度。比如,此次方案很重视电价,未来的预计减排量依然是按行业进行累计的,并未展现出敢于将产业结构积极转变为环保型结构的气概。

这种经济优先的态度也发生了些许变化。那就是对节能事业寄予了相当大的期待。节能有可能成为最终促使日本经济转变为环保型经济的强大催化剂。

与京都议定书谈判时期相比,日本试图引领国际社会的意愿已经降温。根据京都议定书的经验,产业界不愿意国外减排成为一种义务。不过,在海外资产、海外投资额、技术开发力量等层面而言,日本的力量实际上并未消失,经济地位和在保护地球环境方面承担的角色之间产生了鸿沟。当日本产生想要消除这道鸿沟的积极性时,事态就可能发生巨大变化。

以环保工作为杠杆,促进日本社会结构变化

以上是对日本国内动向较为客观的分析,下面,笔者将谈一谈自己的个人意见。

日本并不存在通过大量使用廉价能源获得比较优势的产业。生产制造业也将逐渐转为知识集约型,今后只能与新兴国家之间实行垂直专业化分工。防止全球变暖的对策符合日本的这种发展大方向。

日本已在七国集团(G7)会议等场合承诺了将在2050年前减排80%的温室效应气体。幸运的是,日本通过京都议定书这个为应付外压的无奈之举,将各种环保细节融入了社会之中。可以认为,其效果正在逐渐发挥出来,这将加速日本经济的结构变化。

恐怕日本不能单纯跟随经济和全球的发展趋势,而应该自觉地将加强环保工作作为实现理想化经济社会转型的手段加以有效利用。换言之,恐怕我们已经迈入一个应该摆脱拼凑局部最优方案的模式,采取谋求整体最佳效果的大胆手段来思考社会规划问题的时期了。

说得再细一点,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减排目标的影响力。对于日本来说,即使不采取严格的减排措施,也可以完成京都议定书目标。由此引发了什么问题呢?如图2所示,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的单位GDP的CO2排放量,也就是宏观节能指标已被重要的竞争对手国追上。如果国内的环保对策停滞不前,那么甚至有可能无法跻身于借COP21之机在全球不断扩大的环保市场。或许日本应该有意识地树立良好的环保目标。

日本作为峰会主席国的作用

在今年年末召开的COP21上,国际社会将确定2020年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集体参与推进的气候变化对策的大框架规则。然而,其内容想必会与仅针对发达国家的京都议定书大相径庭。

新规则必须广泛覆盖在国情各异的众多国家可能实施的各种类型和各种程度的工作。比如,检查自主承诺执行情况的机制、旨在加强对策的机制(国际融资、发达国家自主努力的评估与回报等)预计将会成为承诺内容。此外,由于在巴黎形成的是一份粗略的“承诺”,之后需要长期推进旨在就实施细节达成共识的磋商工作。

针对可能会在巴黎萌生出的新型国际机制,比如确保环保资金的国际机制等,作为2016年G7峰会主席国的日本想必会承担起推进各国达成共识的责任。COP21将会产生巨大的外压。期待在COP21召开以后,日本能够再次参与全球的管理运营。

标题图片:德国柏林,气候变化大会非正式部长级会议期间,环保活动人士头戴七国集团领导人的面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2015年5月19日(图片提供:路透社/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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