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日本死刑的思考①:不可见的领域

社会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保留死刑制度的国家。纪录片导演森达也对八成国民支持保留死刑的现状感到不解,他经过多次采访,重提死刑制度所涉及的问题。

“甄别生命优劣”的体系

2016年7月,相模原市一家残障人福利院的19名入住者惨遭杀害,这一案件给日本社会带来了巨大冲击。经调查发现,加害者在案发前不久寄出的信件中写道,“为了日本国与世界和平”,“杀死残障者是从最大程度上抑制不幸”。对此,不少人愤怒地表示,“这是优生思想”,“任何生命都有生存的意义”,“生命不可甄别优劣”。

所有生命都是尊贵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不可能甄别优劣。对此我完全赞同。既然如此,那么我不得不指出,日本社会就在此时此刻对甄别和处置生命,即某种意义的优生思想体系——死刑制度,依然视而不见。

死刑,是将法院判定不再具有生存意义和价值的生命人为抹杀的制度。日本有八成以上国民支持这一制度。

这里重要的不是存在有死刑制度,而是很多人在逃避这一事实。当然人们知道死刑制度的存在,但却不去进一步深入思考。死刑犯是如何被处死的?行刑时他们在想什么?被处死前他们是如何度过每一天的?死刑的意义究竟何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思考此类问题。

被判死刑的奥姆真理教的干部们

我以前也和普通日本人一样,对死刑没有特别的关心。犯杀人等重罪者,自己也杀了人,那么作为惩罚而被处以死刑,是理所当然的——我的认识水平仅限于这种程度。然而在拍摄有关奥姆真理教的纪录片的过程中,在拘留所与被判死刑的6名信徒头目面谈时,我的头脑开始混乱起来。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正和即将被处死的人在对话。

当然,人终有一死,或死于事故,或死于疾病、衰老。可是,现在隔着透明的有机玻璃板与我谈话的人,他们的死因并非事故或疾病。他们将“被杀”死。而且是合法的。

他们对自己犯下的过错、对自己的宗教狂热感到悔恨。不止一个人含着眼泪表示,想到遇害者家属的心情,自己被处死是理所当然的。我与他们多次见面,并有书信往来。他们不仅是后悔,对我开的玩笑也会一瞬间报以微笑。涉及整个事件细节的解释,他们有时也会面带愠色:“森先生,不是那样的。”在我面前的都是些普普通通的男子。或许换个角度来看,他们比一般人更温和、纯真、善良。我就是因此而陷入了混乱。人不可杀人,他们触犯了法律,所以将依法处他们以死刑。我开始对这其中的逻辑感到费解,为什么他们要被处死?为什么这个社会将其视为理所当然呢?

此后,我开始围绕死刑问题展开采访,见了很多人,思考了各种问题。我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我将长达两年之久的这种体验和探索记录成册,出版了《死刑》(角川文库)一书

从结论来讲,保留死刑制度在逻辑上是很难说的通的。很多日本人支持死刑是认为它可以抑制犯罪。假如死刑制度具有这种抑制犯罪的效果,那么世界上三分之二已废除死刑的国家,其社会治安该是在逐步恶化了。然而,几乎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数字。社会学研究业已显示,“死刑制度在抑制犯罪方面不具明显的效力”。

很多主张废除死刑的人认为,死刑有导致冤案的风险。对此,死刑支持者反驳说,冤案风险不是死刑所独有的。这种逻辑认为,所有刑罚都有冤案的风险,所以如果以冤案为由废除死刑,那就意味着对刑罚本身的否定。

然而,这样的反驳是站不住脚的。除死刑外的所有刑罚都是“自由刑”。也就是以剥夺人身自由来实施惩罚,以期改过自新。而死刑则是“生命刑”,它是剥夺人的生命。因为打断了别人的胳膊,作为惩罚就要用打断自己的胳膊来赎罪,这种刑罚(即同态复仇原则)是有违现代法律之精神的。而只有死刑制度,对“同态复仇”持肯定态度,这样,它导致的冤案与其他刑罚就截然不同,一句话,其结果是不可挽回的。

以为是理解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不少支持死刑者列举的理由,归根结底是非逻辑的,他们只是以受害者家属的心情为依据。实际上每当发生重大案件时,媒体都大肆报道受害者家属的怨恨和憎恶之情。在此类报道的耳濡目染下,不少人认为如果自己的家人被害,也会是同样的心情,所以为了受害者家属,死刑制度是必不可少的。这里存在着的不合理的逻辑,是他们在为受害者家属的复仇情绪代言。当然,我们对受害者家属应尽力予以救助,现在在社会保障和关怀方面尚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然而,救助受害者不等同于报复加害者。如果把注重冷静的逻辑思维作为社会成熟的标志,那么可以认为,日本尚未发展到这一阶段。

我的上述观点屡屡遭到反驳,比如“你的孩子被杀,你还会说这种话吗?”每当此时,我都会首先表示:“我很难确切地想象出那种情况”,然后回答:“岂止是希望判处死刑,说不定我还想亲手杀了犯人呢。”很多人对我的回答感到困惑,也有人气愤地表示,这是双重标准。于是我反驳他们说:“当然是双重标准了。因为在自己的孩子遇害的那一瞬间,我就成为当事者了。”

设身处地理解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心情非常重要。不过,只要你不是当事人,就绝对无法对当事人的心情感同身受,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也很重要。我见到的很多受害者家属,他们对加害者怀有强烈的报仇情绪,同时也在不断自责:“为什么当时我没有阻止他(她)外出呢?”“为什么我疏忽了呢?”他们在佛龛前不停地向受害者道歉,承受着地狱般的痛苦。然而,很多支持死刑的人并没有切身体会到这种心情。他们不过是表面上与受害者家属在因果报应上产生共鸣,呐喊着要理解受害者家属的心情。

实际上,日本半数以上的杀人案件都是在亲属家人间发生的。不少受害者家属常常也是加害者家属。这些家属难以大声疾呼,因此媒体也不会大加宣传。这样一来,半数以上案件让人不得而知,这类家属的存在就没有人会去想象了。

如果将保留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归结为受害者家属的心情,那么被杀害者若是孓然一身无亲无故(不存在受害者家属)的话,犯人就变得可以从轻判决了。这绝不是在强词夺理。现实生活中确有这种犯罪情况发生。这样的话,现代司法中最重要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将土崩瓦解,逻辑让位于情绪,结果会导致诸多矛盾的产生。可是,这个国家八成以上的国民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他们对此视而不见。这就是日本在涉及死刑制度问题上的现状。

法国,通过政治举措废除死刑

有观点认为,日本是世界上最容易出现畅销书或某种潮流的国家。换句话说,就是日本人容易随波逐流,众人一窝蜂般盲目顺从,人云亦云,具有服从政治权利决策的强烈倾向。这种国民特性与至今不肯放弃死刑制度之间绝不是毫无关系的。

欧洲最晚废除死刑制度的法国堪称典范,从废除前的舆论来看,反倒是支持死刑制度的人居多。但政府不顾来自舆论的阻力,主导废除了死刑制度。之后国民意识发生改变。因为他们发现废除死刑对社会治安没有不利影响。很多国家都是这样废除死刑的,即逻辑优先于感情。可是日本却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不少议员担心自己如果呼吁废除死刑制度,就可能会在下届选举中落选。

市场原则(民粹主义)在日本这个国家的作用非常强大。这也体现在媒体报道方面。为了取悦于民众,媒体对信息做出取舍、选择或加工。当犯罪发生时,媒体会着重于报道受害者家属的愤怒和悲伤,因为这样可以提高收视率或发行量。他们优先考虑的是整个事情的通俗易懂性。基于逻辑的论据犹如无足轻重的零头被舍去,在感情这个媒介的作用下,支持死刑的多数派不断增加。死刑就这样成为正义公正的惩罚。

置之不顾,任其发展吗?

实际上在日本,大众几乎得不到关于死刑的信息。发达国家只有日本和美国保留了死刑,而日本的情况与美国又大相径庭。美国的信息是公开的。很多州在执行死刑时,不仅受害者和加害者家属,媒体人也允许列席参加。人们由此而苦恼,继而引发思考,越来越多的州下决心废除或暂停死刑。而在日本,允许媒体或家属来死刑现场是不可想象的,其结果就是人们无从苦恼,也不会引发思考。

正因为如此,日本的行刑方式自1873年规定为绞刑后,延续至今未变。实施绞刑时,多数情况下死刑犯不是立即死亡的,他们通常要经过几分钟的痛苦挣扎后才气绝身亡,对此没有人去关心。而在美国,执行死刑的方式从绞刑、电椅到药物注射,经历了数次改变,这是因为美国这方面的信息是公开的。正因为死刑问题在公众间展开了公开讨论,美国至今仍在存废之间摇摆不定。

日本媒体本应敦促法务省公开信息,但国民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因此媒体也未发挥作用。这种状态一直在持续。

首先应该共享有关死刑的信息,这是前提,在此基础上再展开讨论——体制方面是否存在弊端?存在何种程度的风险?死刑犯在想什么?死刑制度有着怎样的副作用?

如果日本是在这种讨论的基础上决定保留死刑制度,那么我无话可说。但是现在我还是要继续指出,日本的死刑制度过于畸形,笼罩在一层不可见的面纱之中。

(写于2016年12月19日)

标题图片:东京拘留所内用于行刑的按钮室。按下按钮后,踏板自动打开,对死刑犯执行绞刑。经过特殊考虑,共设有3个按钮,无法确定是哪位狱警按下的按钮打开了自动踏板,以此减轻执行刑罚人员的精神负担(图片提供:法务省/路透社/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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