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时代,全球变暖问题的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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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以来,国际政治的主题始终是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国家利益之竞争。但冷战格局结束后,全球变暖作为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凸显了出来。特朗普执政后,全球环境问题将如何变化,日本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呢?

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无疑将在国际政治中为全球变暖问题带来重大改变。总统直言不讳地否定全球变暖论,其负面影响不止局限于美国远离谈判桌这种程度,它还会泯灭各国致力于解决全球变暖问题的理想,迫使我们退回到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之时去重新整理思路。

全球变暖问题的特异性

在自然科学领域,原本对全球变暖问题连公开争论都不曾有过,何故突然变成一个重要的外交问题,还于1992年达成《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了呢?这无非是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美苏核战争风险迅速降低之故。所谓冷战时期,就是美苏两大阵营关系最紧张时手握69000枚核弹头相互对峙的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同时,为了防止爆发核战争,两大阵营构建了多重国际框架。然而一瞬之间,就出现了看似不再需要这些东西的事态。

在国际政治领域,似乎始终有“威胁恒定法则”在发挥作用。在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下,需要新的威胁来取代核战争威胁。仔细想来,核战争的威胁和全球变暖的威胁具有相似性。其一,它们都是全球规模的威胁;其次,实际威胁状况都难以把握;再者,它们都与一国的经济密切联动。于是,全球变暖问题就被迅速提升到了外交课题的议事日程中来。

然而,仅仅是核战争的威胁与全球变暖的威胁具有相似性,就在短短两年半时间内缔结了如此宏大的公约,那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意欲把全球变暖升级为新的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并朝着寻求该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个目标而迈进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力图重新实现统一的德国。

冷战时期德国分裂为东西德,在1990年10月实现了统一。而当初反对德国统一的,就是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因德国企图夺取欧洲霸权这种国家野心而引发的,法国也对大德国的复活表现出了排斥。为了打消邻国的疑念和担忧,西德议会提交了《地球的保护》报告,决定将国力投入到针对全球变暖这一新威胁的对策之中。此外,西德还承诺将为实行欧洲单一货币而放弃强势货币马克。为了被冷战后的欧洲所接纳,新生德国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此后,德国成为了欧盟环境外交的引擎。

在这种背景下出炉的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一反阴郁的冷战氛围,洋溢着理想主义色彩。其重大特征在于:第一,它形成于人类活动对全球变暖造成怎样的影响还尚无定论的阶段,是立足于预防原则的史上首个环境公约;第二,京都议定书,通过国际法将事实上(反映了)工业活动的CO2减排规定为一种义务,即将计划经济作为了默认前提,是国际协议中的异类;第三,外交形式被彻底改变,谈判过程全面公开化,基本论调中融进了偏向环境NGO的价值观。

与美国之间的气候变化谈判

直至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署,这种冷战后的理想主义勉强发挥了作用,但进入21世纪后,它就随着全球经济格局的改变而崩溃了。导火索是发达国家经济的停滞和中国的快速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总是站在理想主义的框架之外。具体表现是,就在各方围绕京都议定书展开热烈讨论之中,美国上院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伯德・黑格尔决议(Byrd-Hegel Resolution),决定不批准带有削减义务的协议。这个决议至今仍然有效。

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国会议(COP15)召开,围绕延长《京都议定书》有效期限的谈判破裂后,奥巴马总统主导推出了《哥本哈根协议》。当时,尽管这只是一个单纯的政治声明,但中国还是坚决反对将削减数值写入其中。于是,2015年出台的《巴黎协定》一方面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另一方面又将应对措施的决策权交给主权国家,允许各国确保自身利益,重新回到了司空见惯的一般国际协议的形式上来。具体地说,就是打出了一个已经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与工业革命前相比,未来的气温上升幅度将控制在两度以内;同时,具体措施则交由各国提出的CO2削减对策等政策组合来实现。

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公约的教训

特朗普总统的一击,既然已将全球变暖问题谈判中过剩的理想主义色彩暴露无遗,那就有必要了解历史上其他环境公约曾经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欧洲的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公约的经验具有参考意义。

欧洲当年曾在各个方面受到冷战影响,70年代时,作为缓和紧张关系(Détente)的象征,欧洲启动了《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的谈判,以共享横跨东西欧大气污染物的信息,并于1979年正式签署。然而,这一年的年末,苏联进攻阿富汗,东西欧关系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进而在1982年,西德议会批准部署美国生产的潘兴导弹后,在日内瓦开展核裁军谈判的苏联代表愤然离席返回了莫斯科,由此形成了古巴危机以来最紧张的事态。但另一方面,《远距离跨境空气污染公约》批准程序进展顺利,1983年正式生效后,相关国家的外长为参加庆祝会而齐聚日内瓦。换言之,在政治关系紧张的地区,另行开展环境问题的协商,以此促进紧张关系的缓和,这是现代外交的常规做法。

东亚的稳定与环境合作

2014年秋,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在南海等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很大,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共同合作成为了会谈的唯一成果。现在在东亚开始了日美中三大国间的国际关系重新构筑。特朗普总统首先与安倍首相举行会谈,在安全保障方面再次确认了日美同盟关系后,将会着手解决悬而未决的美中贸易谈判。从新政府的阵容来看,谈判必将伴随激烈的交锋,是一条充满荆棘的漫长道路,美中之间可能会被新形式的紧张关系所笼罩。

在这种形势下,本地区全球环境问题主导者的位子目前依然空缺,在着眼于维护地区稳定的环境问题上,准备一张新谈判桌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就落在了日本身上。但遗憾的是在日本这方面严重缺乏必要的人才和政策研究。环境省效仿欧洲的做法,建立了东亚酸雨监测网,但与中国打交道时碰了壁,被锁定成为一个单纯的数据收集机构。

中国严重的大气污染和河川污水问题,以及特朗普政权下可能因推进国内煤炭和页岩油气资源开发而导致的环境问题等,我们都必须给予关注;与此同时,日美中三国构思21世纪新的环境合作形式,又需要巨大的智慧能量。而这个文明论的课题,我们是无法逃避的。如果聚焦全球变暖问题,那么我们就应该告别过度的理想主义,着眼于框架公约之目的——“应该在期限内完成目标,以期经济开发活动在可持续状态下向前推进”,在最大程度上追求有望实现的节能型社会,启动旨在与上述两个CO2排放大国协调政策的磋商。

标题图片:2016年11月18日,COP22在摩洛哥闭幕,大会决定将于2018年确定《巴黎协定》的各项细则(新华社/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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