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岛解除避难指令：现实却依旧与“走向重建复兴”相去甚远

重建的起点？困局的开端？

2017年3月31日和4月1日，因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辐射污染而被要求疏散避难的地区中，浪江町、饭馆村、川俣町和富冈町等四个町村的大部分区域解除了避难指令，涉及的居民约有32000人。至此疏散地区还剩下第一核电站所在的双叶、大熊两町全境和附近五个市町村的部分地区。

针对这次解除避难指令的举措，媒体报道称由此“迎来了重大转折”。然而，如果仔细揣摩，这一表现包含了完全相反的两种意思。一种意见认为解除避难指令是朝着重建家园的方向大步前进的起点，而另一种意见认为未来还将面临新的困难，这也是笔者的看法。

持前者观点的，主要是致力于推进福岛核电站灾后重建的中央和福岛县政府等行政部门，其依据是以下复原和重建计划。

1. 对大范围的辐射污染地区，划定为避难指令区域，向疏散避难居民提供临时住宅和损失赔偿等生活支援
2. 对辐射污染地区实施清污作业
3. 辐射量降低后的避难指令解除准备
4. 恢复灾区的基础设施和市町村行政服务，重启部分医疗、福利和商业设施等
5. 解除避难指令
6. 疏散居民返乡

然而，如果从那些因核电站事故而不得不度过了六年避难生活的灾民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对这个 “转折”的看法就截然不同了。恕我直言，因为无论是在“解除避难指令”后“返乡”的灾民，还是“不返乡”的灾民，他们都将面临新的困境和忧虑。

许多老年人强烈希望回到家乡，而为他们提供的医疗福利服务尚不完善，此外，能否恢复农林渔业？能否确保购物的便利性？能否保证就业？人们至今仍没有打消这样的担忧。核电站事故何时彻底解决、如何处理污水、如何将污染物从临时存储点转移到中间存储设施，这一系列问题何时得以解决都还难以预测。另外，即使选择了继续在避难地生活，各种援助制度也将逐渐被取消。

复兴厅、福岛县和避难指令区域内各市町村于2014年到2017年间联合实施的调查显示，浪江町、富冈町、核电站所在的双叶町、大熊町，有半数以上的外出避难居民决定未来也“不会返乡”。同时，除田村市外，已解除避难指令超过一年的其他地区居民，返乡率均低于20%，这表明返乡之路充满了艰辛。

不断查证地区状况

不得不说，在面临如此种种困难的情况下，政府发出“解除避难指令”的做法完全缺乏设身处地为灾民和灾区考虑的基本态度。解除避难后，对核电灾区的灾民和灾区面临的不安及今后可能面临的困难，需要比以往更进一步地不断进行验证。在这层意义上也是一个“转折”。

即便是此次解除避难指令的地区，核污染垃圾的临时存储点依然随处可见，那里堆放的大量柔性容器中装满了之前清除核污作业时产生的核污染物，目前还无法预计它们何时才会被转移到计划修建的“中间存储设施”。日常生活中将以这些堆积如山的核污染垃圾容器为邻，居民将抱有怎样的不安？发布了避难解除指令的政府对此是否有充分的理解呢？

为开展核污染土再利用实证实验而放置在临时存储点的柔性污染物垃圾容器（福岛县南相马市，2016年6月11日，土江洋范摄影，每日新闻社／Aflo）

目光转向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22公里的广野町。核电站灾害后，这个地区的医疗活动的重任，完全部落到了高野医院院长、唯一的一名专职医生高野英男身上。可是，高野院长在2016年末的一场火灾中不幸遇难。在医院面临存亡危机之际，曾在东京当医生的中山祐次郎，于2017年2月到3月，来这里做了两个月的专职医生。

在两个月诊疗工作中，他纪录了自己的亲身体会，并以手记的形式发表（日经商务在线《一个医生眼中的“真实福岛”》2017年4月6日）。针对灾民丧命于避难生活的 “震灾间接死亡”原因，他列出了这样三点：①和家人的别离和社区的丧失、②连续性医疗的中断、③环境的变化。时至今日，起因于福岛核电站灾害 “间接性死亡”仍在不断增多。

“有家难回”：懊悔与死心

佐佐木YASU子的手记

至今仍被划定为“返乡困难地区”的原居民则更是不安。佐佐木YASU子疏散出“返乡困难地区” 浪江町，曾在桑折町的临时住宅避难，她根据自己的受灾经历写下了长达90多页的手记《可怕的辐射天空之下》。她在其中写道“我不能在这个临时住宅里死掉。尽管人们在呼吁解决东京电公司的核电站事故问题，但我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人生决不能在这里结束。”“大地震以后，经常看到‘福岛加油、东北加油’的口号。但我不知道该怎样加油、该如何更加努力。请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2013年春。在临时住宅见面时，她正在制作位于浪江的自家房子的模型。她觉得可能再也回不去了，非常用心地在制作。大约一个月后，我获悉84岁的她在住院不久后离世了。我还听说她在住院前砸碎了那个模型。

佐佐木YASU子正在桑折町的临时住宅内制作浪江町中自家房子的模型（2013年，笔者摄影）

后来我还有过几次机会，听了其他一些“返乡困难地区”的人士谈他们的体验和感受。有人临时返乡时想顺便打扫自家房屋，无奈家里已被野猪糟蹋得一片狼藉。有些当地居民提出了“捕获野猪，或者修建防止野猪进入的护栏等”希望，但由于核辐射太强，所以没人敢接手这类工作。

这样一来，人们想回家的心情也就渐渐萎靡了。“核污染连根铲除了当地的历史、文化和社区。而对此并没有赔偿。怎样做才能找回地区的文化和历史呢？”——这种叹息声至今仍然不绝于耳。

返乡灾民与避难灾民，兼顾两者的支援

如果将“避难指令解除”等同于“返回家乡”来看待，那么将无望解决上述种种课题。除了家乡复原重建规划外，行政机关至少还应该和灾民一同制定计划，以援助灾民的生活生计，并能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未来展望和要求。

中央政府和东电声称“请交给我们处理”，却在灾后的信息发布、避难生活支援、辐射污染安全标准的制定、清除核污作业、赔偿谈判、生活工作支援和重建计划等方面，因其毫无章法的举措而造成了巨大的分歧和不安，完全没有体现出设身处地为灾民着想的原则。对于灾民而言，各项行动都是紧密相关的。但现在，“解除避难指令”却是在作为灾民重建的主体共同去填补这条鸿沟的共识形成过程被疏漏了的状况下做出来的。

笔者认为，“家乡的恢复重建与返乡灾民的生活生计重建”计划和“避难灾民生活支援”计划，应该双管齐下尽快制定和推进，同时还应该考虑建立在一定时期内兼顾支援家乡重建和避难生活的“两地居住”机制。比如，建设可以兼顾家乡重建和自家房屋重建的短居型“家乡住宅”，或许也是有效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