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变化的日本东盟伙伴关系：为确立东亚区域秩序奠定基础

对于东盟而言，今年是成立50周年的节点年份。日本与东盟于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对话，双方已经保持了40多年的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反映了范围更广的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区域秩序在各个时代的状况，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变化。

借冷战结束之机深化关系

1977年，福田纠夫首相在马尼拉发表演讲，提出①要与东盟各国坦诚对话②日本不会再次谋求成为军事大国③日本与东盟是对等的伙伴，日本将成为连接中南半岛国家和东盟的桥梁。这就是所谓的“福田主义”。当时，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渗透和日本的官方开发援助（ODA）为东盟国家的权威主义体制提供了背书等因素点燃了当地民众的反日情绪，日本切实感受到必须重新构建与东南亚之间的关系，于是提出了前面的“福田主义”。恐怕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是，纵然已是大战结束30年后，但当时仍需要打消相关国家对日本谋求成为军事大国的忧虑。 福田主义为推动此后日本与东盟国家改善关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进入90年代后，冷战结束又促使地区环境发生了变化，随着过去处于对立关系的越南、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的加入，东盟发展成了一个拥有东南亚十国成员的组织。在1992年召开的第四次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各方一致同意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朝着区域经济融合的方向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后来，东盟各国于1994年成立了东盟地区论坛（ARF），并与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建立了此前已与日美等亚太主要国家建立的对话国关系，开始真正着手推进让东盟在区域制度化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战略。

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上述种种变化的东盟与日本携手，在区域政治方面展现出巨大的影响力。比如，ARF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与东盟之间的合作。同时，为实现东盟各国的进一步发展，解决东盟新成员国（CLMV）和老成员国之间的差距（所谓的东盟差距，ASEAN divide）问题，日本也在不断展开援助东盟的尝试。

比如，1992年设立日本与东盟经济部长会议（AEM-METI）机制，1998年设立日本与东盟经济产业合作委员会（AMEICC），双方一直在推进包括产业合作及缩小东盟内部贫富差距在内的各种经济合作。另一方面，1997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通过“新宫泽构想”向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韩国提供了总额为3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这一援助框架后来发展形成了东盟、韩国和中国共同参与的东亚首个金融货币合作机制——清迈倡议（CMI）。

进入日中竞争、对立的时代

但进入本世纪以后，围绕与东盟的合作问题，区域各国之间的竞争逐渐凸显出来。其中，日本和中国的竞争关系尤为突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是2001年11月中国率先与东盟就“十年内签订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了共识。相对于此，2002年1月遍访东南亚多国的小泉纯一郎首相提出了“扩大版东亚共同体”构想，倡议在东亚构建以日本与东盟为核心的区域共同体，并展示了推进日本与东盟经济合作的姿态。

之后，日本和中国分别与东盟签订FTA和经济合作协定（EPA），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TAC）这个体现了东盟原则与规范的条约，旗帜鲜明地展示了争相与东盟加强关系的姿态。2005年东亚峰会（EAS）创立之际，围绕成员范围等问题，日本和中国也产生了意见分歧。此外，作为以东盟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合作构想，日本和中国分别主张采用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E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EAFTA）的形式，两者在东亚区域经济融合的设想上分歧日趋尖锐化。

在此背景下，东盟为日中等域外主要国家提供了共同坐到谈判桌前交换意见的平台，由此展现出了一定的存在感。东盟国家将东盟在一个广大区域内发挥的这种作用概念化地定义为“东盟的中心性”。

总而言之，本世纪头十年，在东盟与中国等其他国家的伙伴关系不断得到强化的背景下，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呈现出趋于相对化的趋势。尽管如此，日本在这个时期依然加强了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及对其的援助。比如2003年东盟领导人会议提出建立东盟共同体的目标，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环就是缩小域内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2006年日本出资设立的日本与东盟一体化基金（JAIF）就是为了加强这方面的援助。

从经济合作转向安保合作

不过，从本世纪头十年末期开始，美中两国在东亚的力量平衡及其变化日益凸显，在这种背景下，除了过去的经济合作外，日本与东盟在发展伙伴关系时也开始强调在政治和安保领域开展合作的重要性了。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这个趋势变得愈发明显，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将2003年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上通过的东京宣言和2011年日本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通过的巴厘岛宣言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上述变化。作为今后的合作课题，东京宣言将推进经济合作放在了首要位置，具体包括推进全面经济合作和金融财政合作、优先面向东盟国家提供ODA、为落实东盟一体化倡议（IAI）做出贡献等。经济合作被定性为日本与东盟合作的“头等大事”，而且从量的角度来看，也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但八年后的巴厘岛宣言则在基调上发生了很大变化。该宣言提出了未来日本与东盟合作的五大战略，加强政治和安保合作被放在了首要位置。

具体内容包括：依据国际法和国际法原则、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的航行自由、安全顺畅的商业活动；围绕和平解决冲突等地区海洋安全保障事务和海洋安全问题展开合作；提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相关问题。

与东京宣言相比，巴厘岛宣言显然把政治和安保合作放在了日本与东盟合作事业中的重要位置，2013年，日本与东盟为纪念建立对话关系40周年而召开了特别峰会，会上通过的日本东盟友好合作愿景声明也延续了上述趋势。造成“安保问题上位”的最大原因或许是对中国崛起导致区域力量平衡发生变化和区域环境趋于动荡等问题的担忧。

与美中两国的距离调节是一个复杂问题

尤其是习近平体制下的中国，提出了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一带一路构想的双赢外交，表明了希望扩大对周边国家影响力的意图，但是在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并没有表露出任何愿意妥协的迹象。

同时，现在全面打压国内民主化势力的中国和因为禁毒措施过于血腥而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的菲律宾杜特尔特政权、2014年通过军事政变夺得权力的泰国军事政权不断加强关系的动向也令人感到忧虑。

此外，去年上台的美国特朗普政权虽然实施了两次“航行自由作战”行动，但其亚洲政策仍然显得十分扑朔迷离。考虑到前面提及的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的接近，特朗普政权对人权、民主主义等相关问题漠不关心的状态也带有危险的要素。

再者，日本与东盟实际能在多大程度上携手对抗中国在南海问题方面的强硬态度？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日本不具备足以填补美国空白的力量，另一方面是因为东盟各国对外交、安保问题的立场，以及他们与美中调整距离的方式非常多样化，对于许多东盟国家而言，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确保经济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针对日本和东盟在安保领域最关注的确保海洋安保问题，包括日本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等部分东盟国家开展的加强海岸警卫队力量和防卫装备转移等合作项目在内，恐怕至少当前一段时间的实质合作都将以各国分别合作的形式为主，而不会采用“日本东盟合作”这种框架。

确立地区秩序的基础：进一步加强合作

尽管与过去相比日本与东盟的关系已越来越相对化，但无论是对东南亚的和平与繁荣来说，还是对东亚的区域秩序而言，它仍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分量。作为日本来说，为了促进由政治安保、经济、社会文化等三大支柱构成的东盟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有必要加强与东盟的合作。

在此过程中，日本积极参与有助于加强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共同应对东南亚恐怖主义威胁想必也会成为日本东盟合作的重要课题。还有人权和民主主义问题，如果对现在部分东盟国家出现的情况置之不理，那么日本东盟关系和整个地区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正因为处在这样一个困难的时期，我们才更有必要认清从长远角度来看，怎样的“区域”对于相关国家而言才是理想的，然后在这个认识基础上展开合作。或许可以说，现在日本东盟关系的真正价值正经受着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