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韩的共同战略利益,是否已真的不再拥有?

浅羽祐树 [作者简介]

[2018.03.26]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安倍晋三首相在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之际,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举行了会谈。慰安妇问题导致日韩关系发生了动摇。笔者指出,只要两国领导人聚焦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具体目标,坚定构建良好双边关系的意志,就有可能“推动”着眼未来的两国关系的发展。

一直受制于历史问题的日韩关系

针对“最终且不可逆地解决”了慰安妇问题的日韩协议,在文在寅政权未表示将“忠实履行”的情况下,安倍晋三首相还是出席了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其原因在于日本依然把韩国定位为“拥有共同战略利益的最重要邻国”(外务省2017年度《外交蓝皮书》)。为此,还有必要在开幕式当天举行的欢迎招待会上,向媒体展示日韩首脑与美国副总统彭斯三人同框的“画面”。

安倍晋三首相出席文在寅总统主办的欢迎招待会,并和文在寅总统、彭斯副总统合影(2018年2月9日于韩国平昌,时事社)

在年初发表的施政方针演说中提及韩国时,安倍首相强调了“两国之间的国际承诺、相互信赖的不断深化以及面向未来”的重要性,却不见了2016年以后每年都出现的“共享战略利益”词句。相较于期待通过“高层交往”来重新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的日中关系,甚至呈现出一种“弃韩”气氛。姑且不谈“基本价值”,如果不能尽早弥合在“战略利益”认识上的破绽,那就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

令人想不到的是,20年前日韩伙伴关系宣言曾高调宣扬建立“基于普遍理念的合作关系”,但现状却是日韩关系已经陷入了彼此严重不信任的境地,互相都怀疑对方到底是不是能够信赖的伙伴。尤其是日本近年来的对韩认识变化显著,舆论的压力开始影响到了获胜集合(※1)。不同国家的国家战略本来就不可能完全一致,除了妥善管控分歧外,努力扩大合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保障领域就是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因为朝鲜半岛一旦出事,就可能会演变成威胁日本存亡的事态,与此同时,而且与驻日美军的联合行动,以及作为其保障的日美安保都离不开韩国的防卫。现今在这种背景下,日韩双方领导人面临着政治意识的考验,即如何将“日韩”置于“日美韩”框架中进行重新定义,而且要求他们拿出具体行动,向国内外阐明如今已变得模糊不清的双边关系的意义并征得人们的理解。

倾心于南北对话的文在寅总统

由于一心想为举办平昌冬奥会创造一个和平的环境,韩国看似只倾心于实现南北对话,被朝鲜的“微笑攻势”所俘获。具有标志意义的是,尽管附加了条件,但文在寅总统原则上接受了金正恩派胞妹金与正访韩时提出的首脑会谈提议。作为“条件”之一,韩方促成了美朝对话,但尽管在三天之内见了四次,却一次都没有提及核导弹问题,这也难怪韩国国内也指责文在寅总统的这种做法是不分轻重主次。

当然,文在寅总统也认识到,过去那种“为了对话而进行的对话”是没有意义的,“无核化”才是“出口(最终目标)”。话虽如此,对话与谈判原本就有区别,美国与朝鲜谈判,首先一个必要条件是朝鲜要采取面向无核化的具体行动。如此一来,文总统在访朝之前派遣特使展开充分磋商协调的对象,不如说应该是美国(及日本)。如果不愿意打出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牌,那么游戏就无法成立,这次依然也找不到能够让朝鲜改变行动的“王牌”。

以“最大限度的压力”来统一队伍的着眼点也在此处。对朝制裁机制好不容易开始发挥作用了,但如果韩国出于为其提供奥运会参赛便利的理由就放松制裁,那么不仅无法给中俄做出“榜样”,而且还会影响到处理朝鲜在海上“分拆转运”的钻空子逃避制裁问题。如果套用法国哲学家帕斯卡的名言,那就应该说“完全拒绝对话的一味施压可能会造成僵局,但没有力量(strength)保障的对话将是无力(powerless)的”。

韩国是否会按原计划实施因举办冬奥会而推迟的美韩军事演习?如果朝鲜将之作为实现首脑谈判的交换条件,韩国又是否会屈从呢?对于站在民族和同盟之夹缝中的文在寅总统来说,接受“考验的时刻(the moment of truth)”即将到来。

“最薄弱的环节”

有这么一个警句:“一条铁链的坚固程度取决于它最薄弱的环节(A chain is no stronger than its weakest link)”,它对重新审视“日美韩”关系现状极具启发意义。说到“最薄弱的环节”,大家往往容易武断地认为是把民族看得高于同盟的“韩国”,但既然是“环节”,就必须理解到这指的是“日美”“美韩”“日韩”三组关系中的“日韩”关系。一度被提名为美国驻韩大使又遭撤换的车维德曾把虽然拥有共同盟友,但在安保方面没有正式协议的日韩关系形容为“准同盟(quasi-alliance)”(车维德,船桥洋一审定,仓田秀也翻译《日美韩 超越反目的合作》有斐阁,2003年)。后来,虽然签订了日韩秘密军事信息保护协定(GSOMIA),但日韩关系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向“实质性的同盟”靠拢了呢?

实际上,如果朝鲜半岛出事,部署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等地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B1轰炸机和B52轰炸机是关乎生死的重要战略资产,日本的航空自卫队和韩国空军都曾多次与其开展联合演习,但三方从未同时组建过联合编队。从美国的角度看,不过是力图用“美日”“美韩”的连续步(Step Sequence)来赢得“美日韩”的表演内容分(Program Component Score)。而且,日本好歹还会提一提“日美韩”,而韩国只有在向中国保证“不结盟”的时候才会提到“韩美日”。

仅仅是“日美韩”安保合作看似动摇,就足以形成错误信号。从企图制造分裂的一方来看,当然会瞄准“最薄弱的环节”。即便不是这样,如果在其他问题上存在对立关系,也容易误判关系的本质。“中韩‘抗日’历史共斗”便是如此,如果一语道破这层“伪装(cover)”,应对方式也会出现差异。

本来,日韩作为同盟中的次要伙伴,共同抱有被车维德所公式化的“被抛弃的恐惧感(fear of abandonment)”和“被牵连的恐惧感(fear of entrapment)”。

就前者来说,当朝鲜的ICBM(洲际弹道导弹)射程覆盖到洛杉矶和纽约之后,日韩(内心)对华盛顿“保护东京和首尔”这种承诺的信任感开始下降。同时,如果美朝间仅以“冻结ICBM”便达成协议,那么日韩或许就只能在“飞毛腿”导弹和“劳动”导弹的威胁下,独立谋求生存了。

后者则正好相反,它关系到美国在没有充分展开事前磋商和制定退避计划,并且无法明确预判是不是出点“鼻血”就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启动先发打击这种行动方案。在上述两点上,特朗普总统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领导人带来的不确定性加剧了日韩的忧虑。这也是日韩共享的“战略利益”的一个方面,意味着“日美韩”的“薄弱环节”不单单是“日韩”。

实实在在的“一个画面”与“宏大画面”

有时候,一个画面比千言万语更有说服力。比如,奥巴马总统首次访问广岛,在原子弹爆炸圆顶屋前拥抱了原子弹爆炸受害者,尽管没有对美国投下原子弹的行为做出明确“道歉”(以及补偿措施),但那个拥抱场景能得到大多数人的“谅解”。安倍首相访问珍珠港和在联邦议会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想必这也将作为“日美和解”的象征永远留在两国人民的记忆中。即便同为盟友,但为了表现出“和解”姿态,也是要付出如此一番心血的。

更何况对于非盟友国家,更需要谨慎从事,尽管如此,日韩之间却只有“言论”受到关注,欠缺“打动人心”的画面,所以经常出现出尔反尔,朝令夕改的问题。人们之所以动辄就拿日本与“道歉之国”德国作对比,也是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与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遇害者纪念碑前下跪的照片相提并论的,为此而无法抓住第三方的“心灵与精神”(Jennifer Lind, Sorry States: Apolo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8)。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500米决赛中,小平奈绪和李相花两位选手分别夺得金银牌,但她们展示的形象,是超越比赛结果的一种对运动员精神的诠释,给人们带去了感动。

“日美韩”安保合作应该也存在这样的“一个画面”。 从关岛飞来的美国战略资产首先由日本的航空自卫队进行护卫,进入日韩防空识别区时由韩国空军接班护航,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之形容为“手递手传球(hand off)”。这是橄榄球用语,指的是亲手把球传到队友手中。对于美国来说,日韩就(应该)是队友。虽然从政治角度考虑,日美韩难以作为一支队伍共同在韩国领土范围内实施演习,但至少可以通过媒体公布“手递手传球”的照片和视频,这样就能在“更宏大的画面”中重新评价日韩关系。

事实上,笔者与多湖淳教授(神户大学)和小林哲郎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等专家联合实施的研究显示,日本的右派和韩国的左派对日韩安保合作持否定态度,但以联合起“美日”和“美韩”的“美日韩”,来对抗朝鲜威胁——在播放了这样一段短短38秒的视频(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制作)后,这批人的态度立刻产生了180度大转弯。

日韩关系并非陷入了僵局,只要力图锁定恰当的“对象”巧妙地构建“关系”,那就可以“推动”面向未来的日韩关系的发展。今天,日韩双方领导面临的考验是如何制定这种PR战略。

(2018年2月21日)

标题图片:安倍晋三首相(前排右2)出席平昌冬奥会开幕式。左后方是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南,他的旁边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前排第2人是韩国总统文在寅(2018年2月9日于韩国平昌,时事社)

(※1)^ winset,在国际谈判中达成的、可赢得国内大多数选民支持的国际协议的所有集合范围。此范围大小也可以理解为国内选民批准和履行国际协议的可能性大小——译注

新潟县立大学国际地区系教授。北韩大学院大学(韩国)外聘教授。早稻田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专攻比较政治学、韩国政治、司法政治论、国际关系论、日韩关系。1976年生于大阪府。毕业于立命馆大学国际关系系。首尔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系博士课程结业。博士学位(政治学)。曾任九州大学韩国研究中心讲师(研究员)、山口县立大学国际文化系副教授等职。著作有《战后日韩关系史》(有斐阁,2017年,合著)、《为了避免被欺骗而需要了解的“韩国”》(讲谈社,2017年,合著)、《日韩政治制度比较》(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2015年,合作编著)、Japanese and Korean Politics: Alone and Apart from Each Other(Palgrave Macmillan,2015年,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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