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的未来何在?——培养不出年轻的研究者的理由

仲野彻 [作者简介]

[2018.09.25] 其它语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العربية |

日本的科学研究正在出现发展失速的现象。2018年1月,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发生论文造假事件,年轻研究者的现状引发社会关注。许多年轻研究者以非正规身份在大学研究室工作,身处严峻的研究环境之中。笔者认为,要想实现日本政府提出的“科学技术改革”目标,道路还很漫长。

逾六成年轻研究者从事非终身制岗位

关于京都大学iPS细胞研究所发生非终身制助教的论文造假事件,至今仍记忆犹新。部分报道指出,造假的原因很可能出自当事人必须在任期内拿出成果的焦虑。但是,绝大多数身处非终身制岗位的研究者都不会对研究进行造假。因此,不能将非终身制作为该事件的主要原因。

但是,逾六成年轻研究者从事非终身制岗位的这一现状绝非理想状态。看到大学的这种现状后,越来越多的学生开始远离学术界。与国外趋势相反,日本入读博士课程的硕士正在不断减少。

那么,该怎么办呢?首先想到的是给研究生,尤其是入读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援。在欧美国家,给研究生发工资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日本,也可以将研究生聘为助理研究员,然后为其提供一份薄薪。但是,这仅限于“竞争性资金”(向研究机构或研究者征集研究课题,通过第三方审查后,向优秀课题提供的研究资金)充裕的大学或研究室,而且提供的工资都无法保障最低限度的生活开支。

即使如此,笔者也不赞成用税金向所有入读博士课程的学生提供经济支援。许多大学的博士课程入学率都不达标,招生压力很大。最后,变成无法充分确保入读学生的质量。

少有企业愿意聘用博士

日本学术振兴会有一种特别研究员制度,即“为了给我国优秀的年轻研究者提供通过自由创新来自主选择研究课题并专心于学术研究的机会,而实施的研究者培养和保障制度”。该制度为博士课程学生提供每月20万日元左右的研究奖励费。虽然不多,但也算是一个合理的价位。

2016年度日本博士课程入读人数约为1.5万人。其中申请了特别研究员的为3341人,录取人数为727人。特别研究员录取人数仅占博士课程全体入读人数的5%,录取率(录取人数/申请人数)为21.8%。虽然需要对录取率应提升到何种水平展开讨论,但提升录取率应该是最快的解决方法了吧。然而现实情况却是,2013年度的录取人数和录取率分别是815人和25.8%,之后这两个数据都在下降,2017年度变成了692人和20.7%。这或许与预算有关,但明显是跟培养年轻研究者的目标逆道而行的。

就算好不容易完成了博士课程的学习,之后能否就业就成了接下来的、也是最大的问题。日本有“高学历穷忙族”这种说法。过去几年里,博士课程毕业生的就业率不足70%,明显低于本科生和硕士。

虽然根据专业不同差别较大,但整体而言,约有半数博士毕业生在大学等研究机构任职,还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去了民间企业。每年,只有约一成的企业聘用博士(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关于民间企业研究活动的调查报告2017》)。由此可见,和从前一样,博士的主要就业单位还是以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界。

从非终身制到终身制的艰难道路

占据关键地位的大学雇用情况现在正变得更加严峻。终身制教职岗位减少,非终身制岗位增加。根据内阁府统计显示,在国立大学法人就职终身制岗位的39岁以下年轻教员的比例,从2007年度的23.4%下降到2016年度的15.1%。如果仅看34岁以下的年轻教员比例,则这个下降率更加明显,从8.5%变成了4.5%,几乎减半。另一方面,39岁以下的非终身制教员的比例比十年前增加了25%,2017年度的数据是64%。

考虑到国立大学法人的预算管理,几乎没有增加终身制岗位数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要提升年轻教员比例,只能减少老龄教员人数。但是,几乎所有国立大学都不具备积极推动这一方针的行政系统。恐怕所有国立大学都会维持现状,或进一步恶化。

一般的职业规划途径是,拿到博士学位后先作为博士后从事有任期限制的岗位,然后再得到正式聘用。但现在这也变得很困难。看到博士毕业的前辈们难以从事终身制岗位,年轻人对是否入读博士课程犹豫不决也就理所当然了。

大阪大学研究生院医学及生命机能研究科教授。1957年生于大阪。专攻干细胞。1981年毕业于大阪大学医学系,曾任内科医生、大阪大学医学系助手、欧洲分子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京都大学医学研究科讲师、大阪大学微生物病研究所教授,2004年起任现职。著作有《表观遗传学——描绘新生命像》(岩波新书,2014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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