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视频界发生了什么——维护“AV女优”人权和权益的活动

社会

AV界的运作模式向来鲜为外人所知,不过近年来“强迫演出”的问题浮上水面,其内情也开始受到关注。参与AV界改革的社会学者在俯瞰业界的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上,就具体的行业改善行动和课题进行了解说。

“强迫演出”问题频发

2016年3月人权团体发表调查报告,称AV女优正在遭受“强迫演出”的侵害,为此内阁府“男女共同参划会议”(性别平等委员会)开始对立法监管进行研讨。此后,又有几个同样的事例被媒体连篇累牍地进行了报道,赚足了眼球。可惜“强迫”并不伴随物理性暴力,而是诸如拒演则需支付违约金这类的语言威胁,因此不能以“强制性交罪(强奸)”等刑事犯罪问罪。2016年7月一家有名的AV经纪公司前社长等三人依据《劳动者派遣法》第58条规定——派遣员工从事“公众道德上有害的业务”的,最高处以10年有期徒刑,300万日元罚款——而被逮捕,并被判有罪,处以了罚款。

基于这种情况,2017年4月,由合法的AV摄制公司和发行、销售、租赁公司组成的“知识财产振兴协会”(IPPA)、制片公司联盟“日本制片协会”(JPG)、AV女优联盟“表现者网络”(AVAN)携手成立了“AV业界改革推进专家委员会”(现在的“AV人权伦理机构”),着手改善行业现状。笔者虽担任该委员会的委员,但本文还是希望从第三方的广阔视角来俯瞰日本AV界,并在此基础上对现状进行诊断。

与“淫秽表现”的微妙分界线

日本对待女性裸体的态度,无论从社会还是法律角度来说都非常特别。日本自古对于性的表现就很宽容,例如《古事记》开篇就有性爱场面,又如江户时代以葛饰北斋的画作为代表的浮世绘;同时,近代之后的法律制度有着严格取缔性表现的传统,就连电影和摄影作品中的接吻场面都成了审查对象。1957年,D・H・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翻译家和出版社因触犯刑法中的“禁止发行淫秽图书”的规定而被判有罪,这是艺术作品被定性为淫秽的著名案例。

60年代电视机普及,电影产业开始衰退,70年代开始大量制作以裸体女性为卖点的所谓“粉红电影”,随之产生了与警察之间的紧张关系。虽然他们自称“色情片”,但全然不见有性器官,性爱场面也只是摆拍而已。

现在的AV起源于80年代,以VHS录像带销售和“真枪实弹”的性爱场面为特点。现在,判断是否为“淫秽表现”的公认标准,一般是看有无对影像进行不暴露性器官的处理,由“日本内容审查中心”等3家团体机构对AV作品进行审查。这些机构返聘了退休警察,因此虽然没有监管部门,业界最低限度的秩序由此得以维持。国外的AV如果未遮挡性器官就在日本销售是会被逮捕的。一般的电影也会对部分场景进行删减或打码处理。

卖淫和“强奸罪”

最近的“强迫演出”风波并非指向淫秽问题,而是拍摄时的人权侵害问题。在贩卖人口强迫卖淫问题受到全球关注的当今,有一些人认为还应将其认定为犯罪行为,适用《刑法》的“贩卖人口罪”,因此这里想先提一下日本的人口买卖问题。中世纪的日本曾有过一种叫“女衒”的职业,是将穷人家的女儿转卖给性风俗业的中间商。虽然从那时起,此类行为就被严令禁止,但即便在法律禁止贩卖人口的近代社会,这种职业也依然存在。虽然不能将日本的“游郭(红灯区)”与卖春产业划等号,但游郭包含着卖春功能也是事实。

在废娼运动的推动下,明治政府根据1900年的娼妓取缔监管规定,逐渐加强了对“游郭”的监管。二战后废除了公娼制度,1957年《卖春防止法》成立。由此,之前作为特例而被允许卖春的地区一时间几乎销声匿迹。然而结果非但没有纠正不良风气并实现社会的健全发展,反而导致第二年全国的强奸案件发生率激增了1.5倍(约6000起)。这些措施无疑以失败告终,结果是“游郭”虽然消失,但新的风俗产业不久又卷土重来了。

不过战后治安的极大改善也使得强奸事件不断减少,现已降至当时的三分之一以下,包括未遂在内,全国每年不到2000起。当然,肯定还有不少未报案的情况,所以实际受害案件数量应该更多。

无论如何,即便想要依靠法律武器全面禁止AV,那也是治标不治本的。这是笔者的观点。

“无码AV”的发行和盗版的泛滥

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AV界的动向来。80年代还有过女优难寻,导演必须拼死劝说才能让演员上戏的传闻,到90年代就出现了自愿出演的女优。她们开始积极参演深夜时段的电视节目,非常活跃。由于片子带来了极大的利润,那时的公司组织也很完善,开始了依法纳税。进入21世纪后,据闻有大批女性要求出演AV,而遭拒绝多达半数以上。不过笔者2017年夏天实施的业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发掘金牌女优的重担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压在星探身上的。

从10年前开始,AV界开始走入低谷。其主要原因是互联网的普及。除了DVD出售和租赁,在线观看也非常普及。而在这一领域,海外上线的“无码AV”就成了问题。正如上文所述,为了规避日本的“淫秽物品颁布罪”,片方需要对影像进行遮蔽性器官的处理,而未经处理的影片则称为“无码片”,是用日本女优在日本国内拍摄,并在海外上线的影片。

无码片在00年代尚不能适用国内法规,不过随着法律的修订和解释的改变,2011年后也成为了取缔对象,只是很少有人举报。此外,无论是合法AV,还是无码片,都有盗版出售。由于无码片和盗版片这两种非法AV能卖高价,因此销售额据说也可能高于合法AV。另外,海外拍摄、播映的外国女优的作品,在日本几乎无人购买。推测原因之一可能是英语水平太低。

推广统一合同,维护女优权益

2017年10月,“AV业界改革推进专家委员会”的原班人马重新组建了“AV人权伦理机构”,致力于保护不愿出演AV的女优免于被迫演出。具体做法是拟定业界的统一合同,在认真确认女优意愿的基础上,确保女优在即将开镜前辞演,也不会被以拍摄准备费用等名义而追究赔偿责任。在推进这项工作的过程中,笔者明白了这里的问题,并非是可以用“强迫”一词简单地概括的。

第一,最初并非“强迫”,但发现自己在网播普及前拍的片子被无期限地置于谁都能看到的状态后,非常震惊,于是有些人提出了下架影片的要求。笔者猜测可能由于合同上已永远地将所有权利转让给了制作方,所以她们只能以“强迫演出”为理由要求下架。当然,真正“被迫演出”的受害人也强烈要求下架自己出演的影片。AV人权伦理机构决定以女优寄来的申请书为依据,在向本人确认后,对网站提出下架要求,这项工作已于2018年2月开始受理申请。对象是销售5年以上,并给演员现在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的影片。

第二是剥削的问题。行业形势每况愈下虽然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经纪公司会习惯性地对女优隐瞒制片商支付的报酬总额,只告知她们自己该得的金额。对此,机构规定经纪公司有义务将总额告知女优,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女优的应获报酬。剩下的问题,就是那些想要在AV界合法展开经营的公司,是否能够严格遵守这些自律规则了。

最后还想谈一谈社会对这一行业的看法。有部分人认为AV界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女性的蔑视并加以批判,但也有人认为它有助于女性自主选择性行为并提升性表现的自由度,带有女性解放的色彩。但无论哪种,主要都是女性的看法,大部分男性并未将其作为重大问题看待。这就是现状。

此外,最近身为单身母亲的女优越来越多。对于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和状况,为了靠一己之力赚钱养家而选择成为AV女优的母亲们,我们不能强迫她们“去结婚,去过‘正常的’生活”、“去找份‘正经’的工作,就算穷点也要过‘正常的’生活”。虽然我们需要制定一些规定,确保不想看的人不会接触到这些东西,但对于那些自愿出演的女优和想看AV的人,我们没有权利说不。笔者认为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保护在AV界工作的女优群体和那些被迫出演AV的女性群体的权益。

(2016年3月27日)

标题图片:PIX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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