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加速的中国及日本的应对措施

中国创新加速

近年来，中国的新型产品和服务开始登陆日本市场。中国产品曾经一度给日本人“价廉质差”的印象，如今中国不仅制造出高品质的产品，而且由于移动支付的普及，新型服务也不断推出。笔者将中国陆续涌现出的此类创新归纳为以下4种类型（参照《日本经济新闻》“简易经济学”，2018年3月20～29日连载）。

第一种类型是基于供应链的成熟，制造业领域涌现出的创新。以华为为代表，将重点放在研发领域的中国企业发展势头强劲。在安卓智能手机领域，中国本土企业除华为外，还拥有小米科技、Oppo及Vivo，市场份额进入全球前列。以中国形成的电子产品的产业积累为基础，新一代产品开发正在加速进行。

第二种类型是由数字经济领域的平台企业唱主角的创新体系。以百度、阿里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行业大型企业，在进入移动通讯时代后，它们正在分别开展以核心APP为基点的服务。阿里巴巴以扩充电子商务网站“淘宝”功能的形式，推广使用支付APP“支付宝”；腾讯则借鉴台式机聊天软件QQ的经验，开发出移动APP“微信”。利用各种APP不仅能进行小额支付，还可以预订高铁车票、飞机票和饭店，拼车，叫外卖，预订电影票，进行公共服务付款，甚至还有可能进行资产管理。这正是以所谓“超级APP”为中心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的出现。

罗森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玉冢元一（右）宣布，将中国的电子支付服务“支付宝”引进日本国内所有连锁店。2017年1月，东京都品川区（时事社）

第三种类型是社会嵌入型创新。由于上述超级APP和移动支付的普及，使得人们无论置身何处都有可能实现无人支付。其结果是无人便利店、共享单车、无人餐厅、无人停车场管理等很多新型服务进入市场。在解决方案尚未得出最终答案的领域，新技术一边反复试错摸索，一边逐渐应用于社会，笔者将这种模式称为“社会嵌入型创新”。

第四种类型是科技型创新。中国近些年也开始着力于基础技术的研发工作。在量子通信与基因组编辑领域，中国的科研机构取得了丰硕成果。将大学的研究成果转为商业化的所谓产学合作也在积极推进中，以清华大学为首，大学控股的股份公司负责将此类研究成果商业化。

中国在创新领域之所以取得了上述累累硕果，可以指出的背景因素是，巨大的国内市场的存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政府的创新政策和宽松的监管，以及基础研究的牢固根基等等。举例而言，在人工智能（AI）和大数据应用领域，中国政府的目标是领先世界，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如今的时代，按照人均GDP的标准才不过“中等收入国家”的中国已经登上了此领域的竞争舞台。

这方面尤为重要的是，培育风险企业的生态系统已在中国国内形成，并且与世界紧密联系着。

截至2017年11月，中国已诞生120家独角兽企业。所谓独角兽企业，指的是虽然没有上市，但企业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在这120家企业中，北京、上海、杭州、深圳等四城市共计105家，占整体的87%，其中54家集中在北京。代表中国新经济的企业在地域上都将总部设在沿海地区的创新城市，正在飞速发展。

中国独角兽企业数据

注：截至2017年11月30日，根据胡润研究院的统计，估值超过10亿美元（70亿人民币）的企业名录。统计对象地区为中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和台湾。
出处：摘自《2017胡润大中华区独角兽指数》（Hurun Greater China Unicorn Index 2017）（http://www.hurun.net/CN/Article/Details?num=5602F6026D18）。

深圳的生态系统：与世界紧密相连的风险经济

在此介绍一个展现中国风险经济生态系统的一个值得玩味的地方，这就是位于广东省深圳市的“深圳湾软件产业基地”。该产业基地是由深圳市政府全额出资的地方国有企业开发建设的，这片园区毗邻“生态园”，集中了众多家风险企业。这里建有腾讯新总部大楼，百度与阿里巴巴也在此设有基地。正所谓BAT（B：百度、A：阿里巴巴、T：腾讯——译注）三大巨头齐聚一堂。

此外，创投大厦（即风险投资机构集中的大厦）已完成布局，其周边地带入住多家风险企业以及与风险经济有关的服务业企业。具体说来，除风险企业外，这片园区还汇集了在数字经济领域提供超级APP的BAT、发现风险企业并对其投资的风险投资企业及其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

该地区建有多家可以进行现场演示的咖啡店，风险企业在此多次举办报告会以及与投资者的匹配活动，这里可谓体现中国新经济生态系统的场所之一。

深圳湾软件产业基地。正面远处两座以通道连通的高塔式建筑，为腾讯新总部大楼（摄影：伊藤）

上述中国的风险经济生态系统并不局限于中国国内，你只要前去参加当地的创客空间（产品制造设备齐全的会费制空间）或联合办公空间（短期且个人可利用的办公空间）举办的活动，即可体验到。在此笔者介绍一项自己亲自参加过的活动。2017年5月25日，在柴火创客空间（Chaihuo Maker Space）/Xfactory举办了一次活动，主题为“Meet Kickstarter and bring your project to life”。

美国众筹全球巨擘Kickstarter公司派Julio Terra（Director of Design and Technology）登台演讲，他详细介绍了要想获得众筹成功需要做那些准备，宣传活动开始后需要以怎样的技巧应对媒体。此类创客空间和共享办公空间为全球创业圈的关键人物与当地企业家的接触提供了平台。

在深圳的创客空间举办的Kickstarter讲座。2017年5月（摄影：伊藤）

日本也参与全球创新

日本曾经作为工业强国，为亚洲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此后由于以人口老龄化为代表的社会问题率先浮出水面，日本作为“问题先进国”的作用又引发了广泛热议。

中国是人口大国，正朝着科技强国的目标迈进，那么在中国开始成为创新之源的时代，日本需要采取怎样的措施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围绕与中国有关的主要论题，日本企业至少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项措施是，进一步深入开展合作研究。甚至连索尼这样拥有核心技术的企业，也正在与中国企业Oppo合作开发CMOS图像传感器。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2016年的调查数据，日资企业在中国已拥有84家研发基地，高于美国和欧洲国家。日资企业在中国正在开展实质性的研发工作。如果中国成为创新研发地，那么日资企业有效利用这一条件应该是合理的。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选择光学等日本技术实力强大的领域，在日本国内设基地开展研发工作，这种跨越国境的研发活动已不再是单向的。

第二项措施是，对成长势头的中国新经济和风险企业进行投资。在这一领域，软银所采取的措施引人注目，该公司通过软银愿景基金(Vision Fund)，向全球实力强大的风险企业投资。此外，还有其他日资企业也向中国的风险企业进行投资，但玩家的数量非常有限。

上述两项措施是由日本实力强大的企业实施的，而资源受限的中小企业及日本的风险企业应当与中国建立怎样的关系，这方面尚未找到明确答案。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至少应访问新型产品和服务的诞生地——中国的主要创新城市，加强与当地风投圈的交流。

日本政府提出“社会5.0(Society5.0)”的概念，通过实施暂时放宽限制的“监管沙箱制度”，以期普及无人机和无人驾驶等新技术。在数字经济领域，政府和国际组织已围绕国际规则的制定展开了讨论。在解决数据隐私问题的同时，加速向社会引进新技术，这一点恐怕非常重要。这是因为，在没有明确答案的数字经济和IoT（物联网）领域，反复试错摸索的次数和速度决定着此后的普及程度。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整体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监管沙箱”，正在成为风险企业的摇篮，考虑到这一点，谨慎地观察什么是成功的，什么是失败的，应该能为今后日本的新经济和风险企业以及激发日本企业的创新活力提供参考。

对于全球风险经济生态系统和风投圈，日本自身究竟能够介入多深，这个问题会进一步被拷问。新经济是跨越国境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不断创新的时代，重要的是日本也要成为全球创新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