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应追求“政治效用”最大化

在今年2月举行的平昌奥运会上，日本国家队夺得了冬季奥运会参赛史上最多的13枚奖牌（4金、5银、4铜）。目前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两年时间，而报纸和电视已经开始着力点燃国民的奥运热情。

笔者对滑雪、滑冰并没有太多的兴趣，相较于比赛转播，更关注朝鲜代表团的动向等有关朝鲜半岛的国际政治新闻。实际上，或许应该说是预言的自我成就，平昌奥运会提出的“激情同在（Passion. Connected）”这一主题思想最终促成了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谈。即便是在今天，效仿古希腊“神圣停战”形式打造的“和平盛典”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

“媒体奥运”,揽客商业时代的终结

说起来，包括奥运会在内的许多体育大赛，都是为了让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报道而举办的。这种报道是“制造出来的新闻”，也就是丹尼尔·约瑟夫·布尔斯廷（Daniel Joseph Boorstin）所说的“假事件（pseudo-event，以广泛报道为前提，人为制造出来的事件）”。

如果从媒体论角度来考虑，那就不能说在奥运赛场的实际观战是“真实体验”，在客厅收看电视转播是“虚假体验”。莫如说正好相反。在赛场观战近似于旁观电影外景拍摄。或许能够切身感受现场的热情，但并不能纵观所有剧情内容。而在电影院观看完整的电影作品，则与在客厅通过电视机观看奥运会的体验相对应。到底哪一种才算“真实体验”，或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是看电影，在影院观看似乎比旁观外景拍摄更具本质意义。换言之，相较于在赛场观战，在客厅看电视更能称得上是真实的奥运体验，这就是所谓的“媒体奥运”。

如果是这种“媒体奥运”，那么奥运门票当然就卖不掉了，举办城市的酒店也不会满员。现在，东京正在如火如荼地兴建酒店，但是只要“媒体奥运”状况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就只能祈祷这些过剩的住宿场所不要变成负遗产了。顺便说一句，奥运闭幕50年后的2070年，预计日本人口大约为7000万，老龄化率应该已经超过了40%。针对如何妥善维护管理新国立竞技场等超大型设施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制定长远规划呢？

在这一点上，恐怕我们应该更多地倾听建筑家矶崎新的主张，他断言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根本不需要运动场馆。2014年11月，矶崎曾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行发布会，建议在皇居前广场的临时会场举办奥运开幕式。他提出，在以江户城石墙为背景的广场上举行符合媒体时代特征的、具有整个都市广度的开闭幕式，让10亿人都能实时共享，而不是把10万名观众关在体育场内（矶崎新《偶有性操纵法——是什么导致新国立竞技场问题陷入了迷途》青土社，2016年）。这种思想，恐怕才是立足于可持续体系的少子老龄化时代应有的奥运构想。

总而言之，由于东京奥运会以后的举办地，也就是2024年巴黎、2028年洛杉矶事实上都是无竞争确定，所以将奥运会作为“举办地”揽客商业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是各个城市判断自身无法承受新的设备投资负担，纷纷表示退出竞选的结果。

由会徽问题一瞥奥运广告事业

即使奥运会作为揽客商业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它还将作为媒体社会的广告事业继续生存下去。2015年7月曝光的“奥运会徽问题”或许可以算一个例证。平面设计师佐野研二郎的作品作为官方会徽公布后，“剽窃”疑云在网上迅速发酵，主办方不得不取消其资格，重新征集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了现在的会徽。这一丑闻也是象征奥运会进入媒体社会时代的一个事件。

从媒体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剽窃”等侵害著作权的行为自然不需要讨论，但“模仿”和“引用”却不一定应该遭到否定。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Gabriel de Tarde）在《模仿的法则》（1890年）一书中提出，发明和模仿并非对立概念，两者之间只有一线之差。原因在于，既然“社会即模仿”，那么包括无意识的情况在内，不被模仿的人类行为就不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对象。

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此次“剽窃疑云”结构问题的加岛卓在《奥运设计营销-从会徽问题到公开设计》（河出书房新社，2017年）一书中，就设计与艺术的区别提出了以下观点。诉诸于客户和用户“用途”的东西是设计，交由评论家和鉴赏家的“观点”评判的东西是艺术。下面，笔者将从作为释放爱国主义情绪的平台这种“用途”，而不是体育运动的“观点”出发，探讨奥运会这种媒体活动。

作为模拟战争的“爱国主义盛典”

在关于平昌奥运会的报道中，作为“爱国主义盛典”的色彩显得格外突出。比如日本队获得了铜牌的女子冰壶比赛的电视转播。瞬间最高收视率达到了惊人的42.3%，但能够准确理解这种“冰上国际象棋”比赛规则的日本人应该不到1%。绝大部分观众根本不关心什么比赛规则，只是日本队的表现激发了他们的昂扬激情。或许我们可以为这个高收视率赋予各种意义，但不应该对模仿国民国家间战争展开的对战游戏这种性质避而不见。

说起来，奥运会原本就是文明的“模拟战争”。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倡议“重开”奥运的顾拜旦男爵设立了国际奥委会（IOC）。两年后，第一届现代奥运会在希腊雅典举行。古希腊奥林匹亚祭典也曾是与战争密不可分的一个活动。按照荷马的《伊利亚特》中“帕特洛克罗斯”的葬礼比赛章节记述，奥林匹亚祭典来源于阿喀琉斯为悼念在特洛伊战争中死去的好友帕特洛克罗斯而举办的运动会。顾拜旦对运动会举办期间禁止袭击参赛选手的古希腊“神圣停战”进行了理想化处理，称之为“和平盛典”。

当然，“停战”指的是停止战斗的状态，并不意味着否定战争和不存在战争。作为爱国人士的顾拜旦显然不能从法国在普法战争（败给德国的屈辱中释怀。运动员作为“国家代表”而非“个人”参加比赛的现代奥运会，从一开始就被视为“另一种手段的战争”。1900年，第二届巴黎奥运会在顾拜旦的祖国法国举办，同一时期，中国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引起的庚子事变。就在法、美、英、德、意、奥、俄、日八国联军对北京发起总攻的同时，同盟国的运动员们正在巴黎兴致勃勃地玩着优雅的模拟战争。巴黎奥运会的比赛项目包括热气球比赛、灭火比赛、拔河、赛车、鹰猎，甚至有“射击飞鸽”项目。当然，鸽子是“和平”的象征。

相较于政治利用，更应注意“政治效用”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认为，体育运动本身就是在需要控制感情的现代社会中，作为宣泄感情的出口而被创造出来的“文明化”装置。尤其是格斗项目，作为一种可以对实际生活中被禁止的暴力欲望加以代偿性升华的仪式，一直深受人们的喜爱。因此，包括细节在内，运动员的服装和举动全都受到了宗教仪式般的具体规定。这种受控的暴力，是文明而非野蛮的象征。

如果说体育是暴力的文明化产物，那么其中有战争的投影应该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吧。时至今日，体育报道仍经常使用“前哨站”“决战”等战争用语。或许可以认为，人们是通过体育将人类的争斗本性升华为游戏，从而避免了现实中的战争状态。

要抨击这种作为模拟战争的奥运会“被政治所利用”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莫如说，我们有必要确认模拟战争所具有的“政治效用”。在20世纪的大战中，双方将敌对者视为“非人类”，酿成了灭绝敌人的奥斯维辛和广岛的悲剧。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举办奥运会，当然也没有实施奥运停战。尤其是日本人，或许应该将1940年“幻灭的东京奥运会”作为“无停战的举国大战”（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象征铭记于心。

另一方面，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另一种形式的战争”，体育运动本身和认为全歼敌人是正当行为的大战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它本身是一种模拟战争游戏，无论重复多少次，都不会否定与对手（敌人）战斗的可能性。假如可以用赛场上的游戏来替代战场上的破坏与杀戮，这难道不是充分文明化的效用吗？

在认清2020年东京奥运会也是模拟战争之后，就需要最大限度实现文明化“利用”的“设计能力”。当然，也可以是“模仿”。东京奥运会能否成为达成某种目的的“政治手段”，恐怕我们首先应该拷问自己。

（201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