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应追求“政治效用”最大化

佐藤卓己 [作者简介]

[2018.08.14] 其它语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平昌冬奥会推动了朝鲜半岛南北和解。人们常常诟病奥运会被政治利用,但它到底能不能完全和政治脱钩呢?专业研究媒体史的笔者将带大家回顾历史上奥运会的本质,探讨东京奥运会在媒体社会中的理想状况。

在今年2月举行的平昌奥运会上,日本国家队夺得了冬季奥运会参赛史上最多的13枚奖牌(4金、5银、4铜)。目前距离2020年东京奥运会开幕还有两年时间,而报纸和电视已经开始着力点燃国民的奥运热情。

笔者对滑雪、滑冰并没有太多的兴趣,相较于比赛转播,更关注朝鲜代表团的动向等有关朝鲜半岛的国际政治新闻。实际上,或许应该说是预言的自我成就,平昌奥运会提出的“激情同在(Passion. Connected)”这一主题思想最终促成了朝鲜半岛南北首脑会谈。即便是在今天,效仿古希腊“神圣停战”形式打造的“和平盛典”无疑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效用。

“媒体奥运”,揽客商业时代的终结

说起来,包括奥运会在内的许多体育大赛,都是为了让报纸和电视等大众媒体报道而举办的。这种报道是“制造出来的新闻”,也就是丹尼尔·约瑟夫·布尔斯廷(Daniel Joseph Boorstin)所说的“假事件(pseudo-event,以广泛报道为前提,人为制造出来的事件)”。

如果从媒体论角度来考虑,那就不能说在奥运赛场的实际观战是“真实体验”,在客厅收看电视转播是“虚假体验”。莫如说正好相反。在赛场观战近似于旁观电影外景拍摄。或许能够切身感受现场的热情,但并不能纵观所有剧情内容。而在电影院观看完整的电影作品,则与在客厅通过电视机观看奥运会的体验相对应。到底哪一种才算“真实体验”,或许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如果是看电影,在影院观看似乎比旁观外景拍摄更具本质意义。换言之,相较于在赛场观战,在客厅看电视更能称得上是真实的奥运体验,这就是所谓的“媒体奥运”。

如果是这种“媒体奥运”,那么奥运门票当然就卖不掉了,举办城市的酒店也不会满员。现在,东京正在如火如荼地兴建酒店,但是只要“媒体奥运”状况不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就只能祈祷这些过剩的住宿场所不要变成负遗产了。顺便说一句,奥运闭幕50年后的2070年,预计日本人口大约为7000万,老龄化率应该已经超过了40%。针对如何妥善维护管理新国立竞技场等超大型设施的问题,到底有没有制定长远规划呢?

在这一点上,恐怕我们应该更多地倾听建筑家矶崎新的主张,他断言通过电视观看奥运会根本不需要运动场馆。2014年11月,矶崎曾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举行发布会,建议在皇居前广场的临时会场举办奥运开幕式。他提出,在以江户城石墙为背景的广场上举行符合媒体时代特征的、具有整个都市广度的开闭幕式,让10亿人都能实时共享,而不是把10万名观众关在体育场内(矶崎新《偶有性操纵法——是什么导致新国立竞技场问题陷入了迷途》青土社,2016年)。这种思想,恐怕才是立足于可持续体系的少子老龄化时代应有的奥运构想。

总而言之,由于东京奥运会以后的举办地,也就是2024年巴黎、2028年洛杉矶事实上都是无竞争确定,所以将奥运会作为“举办地”揽客商业的时代已经终结。这是各个城市判断自身无法承受新的设备投资负担,纷纷表示退出竞选的结果。

由会徽问题一瞥奥运广告事业

即使奥运会作为揽客商业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它还将作为媒体社会的广告事业继续生存下去。2015年7月曝光的“奥运会徽问题”或许可以算一个例证。平面设计师佐野研二郎的作品作为官方会徽公布后,“剽窃”疑云在网上迅速发酵,主办方不得不取消其资格,重新征集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了现在的会徽。这一丑闻也是象征奥运会进入媒体社会时代的一个事件。

从媒体研究者的立场来看,“剽窃”等侵害著作权的行为自然不需要讨论,但“模仿”和“引用”却不一定应该遭到否定。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Jean‐Gabriel de Tarde)在《模仿的法则》(1890年)一书中提出,发明和模仿并非对立概念,两者之间只有一线之差。原因在于,既然“社会即模仿”,那么包括无意识的情况在内,不被模仿的人类行为就不会成为社会科学的对象。

从历史角度分析了此次“剽窃疑云”结构问题的加岛卓在《奥运设计营销-从会徽问题到公开设计》(河出书房新社,2017年)一书中,就设计与艺术的区别提出了以下观点。诉诸于客户和用户“用途”的东西是设计,交由评论家和鉴赏家的“观点”评判的东西是艺术。下面,笔者将从作为释放爱国主义情绪的平台这种“用途”,而不是体育运动的“观点”出发,探讨奥运会这种媒体活动。

1960年生于广岛市。京都大学研究生院教育学研究科教授。专攻媒体史、大众文化论。1984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系史学科。1986年,获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7~1989年赴慕尼黑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留学。1989年取得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博士课程学分后退学。曾任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与社会信息研究所助手、同志社大学文学系副教授、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等职,2015年起任现职。主要著作有《“KING”的时代》(岩波书店,2002年,获得日本出版学会奖和三得利学艺奖)、《言论统制》(中央公论新社,2004年,获得吉田茂奖)、《现代传媒史》(北京大学世界传播学经典教材中文版,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舆论与世论》(新潮选书,2008年、中文版,汪平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灾后的媒体空间——论坛与时评2012~2013年》(中央公论新社,2014年)、《“图书”的媒体史》(岩波书店,2015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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