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曼危机是否会重现？

金融危机反复重现

国际金融危机会周期性地爆发，这种认识必须常记常新。掉以轻心之际，便是下一次危机逼近之时。风险何在？如何防范？全球金融管理部门必须常怀警惕之心，监控危机苗头。

必须时刻留心：雷曼危机级别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定会重现。每当我们产生不会爆发危机的错觉之时，新的隐患就会开始孕育。

实际上，长期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总会定期爆发。1987年10月19日的黑色星期一，纽约证券交易所遭遇大股灾。1997年亚洲货币危机，不仅导致泰国和韩国被迫接受国际货币基金（IMF）的监管，还引发了1998年日本金融危机，甚至波及到俄罗斯及巴西，致使两国出现货币危机。另外，以美国次级房贷泡沫崩溃为导火索，最终在2008年引爆了雷曼危机。迄今为止，几乎每隔10年就会爆发一次危机。我们绝不可轻视这种周期性。

一位社会心理学家曾说过，10年的周期具有合理性。他解释道，不仅限于金融圈，人类对所有的不好记忆都有早日遗忘的倾向，所以这些记忆只会保存五年左右。而好的记忆则可以保持更长时间，大约10年。危机结束后的差不多五年之内，人们还会自我告诫“当年曾经发生过惨剧”，但渐渐就会失去警惕感，再度铤而走险。

而且，金融危机的规模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全球金融总资产和交易额一直在以远超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的速度保持着几何级数的增长。即便仅从这种增长与GDP增长之间的乖离来看分析，也能解释金融市场为什么容易爆发危机。

金融监管部门和各国央行必须经常检讨市场过热情况及其原因。必须注意，就算给某个市场制定了规则，也并不意味着已经排除了市场趋于泡沫化的可能性。

典型事例就是针对虚拟货币的限制。此前，金融厅修改了《资金结算法》，建立了将虚拟货币交易机构视为资金结算企业加以监督的体制。日本在全球率先从法律上对虚拟货币交易机构实施登记管理，对虚拟货币进行了定义。然而，此举却向社会传递出管理部门承认了虚拟货币法律地位这样一种错误的信息。

今年，即2018年，是上一次金融危机结束10年的节点年份。但我们尚未看到金融问题拖累全球经济恶化的征兆。原因何在？因为2011年欧洲出现了希腊财政危机以及欧洲地区最大级别的银行的经营危机，所以人们一直保持着警惕感。也就是说，不好的记忆始终没有消失，一直延续至今。当发生了这种能够唤起不好记忆的问题时，就不会爆发全球性的危机。

虚拟货币是下一次危机的萌芽

10年前的2008年，全世界的国际金融问题专家曾经讨论过，如果每隔10年爆发一次危机，那么2018年引发危机的元凶将会是什么呢。当时的结论是碳汇交易（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的泡沫化。目前，所幸的是这种交易并没有出现泡沫化。

最重要的原因在于2011年的东日本大地震。如果没有发生这场迫使日本国内所有核电站停止发电的地震，那么或许在日本也会出现当时在欧洲如火如荼的碳汇交易，而美国方面也会过热吧。美国在碳汇供求两方面都占据25%以上的份额。从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1）达成的巴黎协定那一瞬间起，就产生了25%的缺口，或许早已引发碳汇交易市场接连暴跌的严重动荡。

那么，10年后的2028年又会发生什么？虽然尚未展开正式的分析，但作为候选对象而言，可以列举虚拟货币。虚拟货币的价格波动很剧烈，不能作为结算工具加以利用。如果将之定位为投机商品，倒是没有问题，但至少有一种行为是极度危险的，那就是将之纳入金融系统之中。

我认为必须限制金融机构持有虚拟货币。必须提前铲除危机的萌芽。如果只是个人或企业持有、买卖，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但如果金融机构持有虚拟货币，那就无法排除出现当日资金周转不灵问题的可能性。

现在，虚拟货币（virtual currency）或加密货币（crypto currency）这样的称呼被广为使用，但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已经提出了计划停止使用“货币（currency）”这种叫法的方针方案。因为货币这个词会让人们产生过多的信赖感，所以日本担任轮值主席国的下届G20会议需要解决将之更名为“加密资产（crypto asset）”的课题。

尽管也有人认为虚拟货币很危险，应该全面禁止，但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禁止。既然无法完全禁绝新的虚拟货币的出现，那么或许应该优先建立相关机制，促使人们认识到虚拟货币是交易过程中存在风险的一种资产。

目前全球何处存在风险

我认为金融系统脆弱、金融资产持续扩大的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很高。典型代表就是中国和印度。我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脆弱性始终难以得到改善。他们都存在结构性的缺陷，即缺乏危机发生后“阻断危机的系统”。2050年前后，美国、中国和印度三国的GDP总和预计将占到全球总量的35～40%。如果认为一直保持着现在这种脆弱的金融系统的中国和印度会在那以前度过危机，恐怕太过乐观了。另外，2050年时美国也未必不会再次出现特朗普总统这样的人物。

中国和印度的最大问题在于，虽然国家的GDP不断增长，但人均GDP却很低。人均GDP高的国家，人均金融资产就多。在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方面，人均金融资产多的国家显然更强。如果人均金融资产少，价格变动就会直接冲击个人消费，威胁生活基础。观察近段时间南美地区的高通胀和社会动荡局面就能理解这一点。

可以防范特朗普总统个人风险的是美国人的贪婪（greedy）精神。正因为贪婪，所以会从数字上做出最为合理的判断。抛开短期影响不说，美国国民现在已经开始明白，从长远角度看，特朗普总统的政策将会损害美国人的利益。我认为贪婪的经济界将在秋季的中期选举后开始遏制特朗普总统。

中国的隐性不良债权在膨胀

中国面临的金融风险首先是巨额不良债权。银行的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2363万亿日元（143.7万亿元。表内人民币贷款和外币贷款的合计金额。截至2017年末）。同时，虽然没有针对影子银行信贷余额的统计数据，但可以推测，两者相加后的民间信贷余额至少超过2900～3000万亿日元。

中国银保监会公布的银行信贷不良债权率在1.75%左右，但如果严格套用日本金融厅的自查标准进行测算，那么实际不良率至少在10倍以上。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日本金融管理部门公布的不良债权金额为3万亿日元，而实际结果超过了100万亿日元。不良债权通常会是当局公布数据的数十倍，可以说这已经是一种半常识。

假设银行信贷中的不良债权率是公布数字的10倍，也就是17.5%左右，那么不良债权金额将超过350万亿日元。中国的GDP为81.5万亿元（截至2017年末），约合1335万亿日元，不良债权与GDP的比值将高达26%。当年日本的GDP为500万亿日元，不良债权为100万亿日元，与GDP的比值大约为20%。中国可能会超过这个数值。如果算上影子银行的坏账，那么处置这些债权造成的冲击就难以估量了。信用收缩的影响或许会超出想象。

另外，中国还有一个头痛的问题。那就是中国政府在2016年时已经感到忧虑的地方政府赤字问题。据说33个省级行政区域中，有10个地方政府陷入了资不抵债的困境。地方财政出现赤字的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推进的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及配套融资。因此，解决赤字问题必须同步推进银行的不良债权处置行动，导致处置工作变得更加复杂。

银行不良债权的处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处置是中国面临的两个最大课题，其影响可能会波及全球金融市场。如果处置不当，可能会演变为中国出售美国国债，引发利率上升，中国国内金融收缩导致全球金融市场趋于紧缩这样一种恶性的局面。我认为2025年左右将会亮起黄灯。

采访、撰文：nippon.com日本网 高级编辑 桑原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