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界丑闻层出不穷：须杜绝骚扰事件，迎接东京奥运会

骚扰风险不断升高

2020年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以下简称东京2020）将在两年后拉开帷幕，而如今，日本体育界正深陷丑闻的风暴之中。着眼于迎战奥运和残奥会，强化选手指定以及国家队运动员的选拔工作已经启动，选拔方和被选拔方之间的权力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教练员千方百计想要提高运动员的竞技水平，而运动员只能完全服从，即使过程中存在道德问题。

同时，作为一般观点而言，各种骚扰行为都是在加害者与被害者的权力关系中产生的。未来两年内，日本体育界发生暴力和职权骚扰、性骚扰等问题的风险级别恐怕将达到空前的高度。

另一方面，一般社会对骚扰行为的价值观，以及对性少数人群等社会多样性问题的价值观正在发生急剧变化。然而，各种竞技团体的体制似乎并不能应对这些社会变化。

业余竞技团体都是“小企业”

笹川体育财团2016年实施的中央竞技团体现状调查显示，接受调查的62个中央竞技团体中，有11个团体的没有正式雇员，22个团体正式雇员数不足五人，14个团体不足10人。相当于75%的组织的正式雇员人数不足10人，如果按普通的企业类型划分，属于中小或小企业。

从组织的年收入来看，收入不足一亿日元的团体最多，共计14个，全部62个团体的收入中位数值为3.53亿日元。考虑到中央竞技团体除了国内业务外还承担着向国际比赛派遣代表团等国际业务，那么实在难言他们建立了完备的组织体制。从这种现状而言，如果不拿出动真格的态度去开展杜绝和预防丑闻的工作，那么各个组织恐怕就会消极应对。

拿到的奥运奖牌相当于肯定了“斯巴达式教育”

此外，体育界还存在以下的结构性问题。

中央竞技团体掌握着运动员能否进入国家队的决定权。同时，教练和运动员之间也容易产生权力关系，还有人们通常说的前辈与后辈之间的上下关系（权力关系）。

在这些关系中，如果“取胜”的价值被赋予至高地位，其他的价值观遭到抛弃，那么就会出现为了取胜而进行不恰当的指导，或者提出无理要求的情况（胜利至上主义）。

如果运动员的大半人生都在参与竞技，那么竞技团体的团队凝聚力（吸引个体成为团队一份子的力度）就会提高。在这种竞技相关人员占比较高的组织里，大家会优先考虑维护社会威信和形象，不符合方针的少数意见将遭到摒弃（集体主义）。

竞技团队的管理能力低下，是因为组织的决策者是按运动员时代的成绩，而不是管理能力来选拔的（成绩主义）。

这种体育界特殊风气得到纵容的背景原因在于，社会上存在一种近乎无奈的容忍态度，认为“体育就是这样”。或许可以说，这在某种意义上是1964年东京奥运会留下的负遗产。在战后第19年举办的这次奥运会上，战败国日本用一种可见的形式向世界展示了战后的重建面貌，用击败战胜国选手的方式再次找回了自尊。通过斯巴达式教育拿下的奖牌相当于肯定了这种训练方式，使之作为日本典型的训练理论在整个社会得到了普及。

不过，关于这一点，也出现了变化的征兆。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召开为契机，近来开始出现了对体育界的运转体制持否定意见的报道。然而，这些报道也只是停留在对不断出现的个别事例加以批判的程度，并没有将之视为贯穿整个体育界的结构性问题，进而发展为聚焦其根本问题的大讨论。

业余体育界的主要丑闻和风波（2018年）

通过外部评价提升管理能力

尽管笔者十分期待竞技团体能自行认识、认真面对体育界这种特殊性和结构性问题，但从现实角度而言，或许比较困难。除了组织基础脆弱外，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大家都在忙于处理为迎接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各种协调和准备工作。但绝不能对这种状况置之不理。今后发生道德问题的风险很可能会进一步提高，必须避免更多运动员遭到伤害。

同时，就算东京奥运会一帆风顺，日本的体育界也有可能从这个顶峰开始步入衰退期，为了避免这种事态，提升竞技团体的管理能力或许是必要条件。这是东京第二次承办奥运会，如果留下的遗产只有体育场馆和基础设施的扩充，那真会令人感到悲哀。包括处理道德问题的能力在内，应该将提升组织管理能力作为一项奥运遗产留给子孙后代。

作为提升竞技团体管理能力的一个办法，可以考虑创设独立外部评价认定机构。除了不能期待体育界自我净化这个理由外，纵观整个社会而言，其实我们早已建立对组织进行评价、对行业活动实施监督的体系。比如，为了保障经济活动的自由公正，政府就设立了公正交易委员会这样一个机构。另外，学校教育法规定，全国国立、公立和私立大学要在七年内获得经文部科学大臣认证的外部独立机构授予的评价认证。换言之，对组织进行评价认证、对行业实施监督的体系已经是现代社会的标配，没有必要消极看待将这种体系引入体育界的做法。

创设这种机构，或许有多种途径。比如，体育厅在2017年度推出“体育界合规强化事业”，开始实施现状调查，并着手开发关于组织运营的统一评价指标。人们期待这些事业的成果成为有助于未来创设相关机构的重要财富。不过，针对是否应该以行政机构的形式去创设新的评价认证机构这个问题，似乎还存在意见分歧。如果要尊重体育界的完全自治，那么也可以像大学的认证评价机构那样，以民间组织的形式，由经过文部科学大臣认证的机构来扮演这个角色。

也有市民组织监督竞技团体的例子

还有从市民监督活动起步，最终构建起监督体系的办法。在韩国，为了保障初中女子游泳运动员的学习权，一些社会人士于2002年设立了名为体育市民联盟的组织，对大韩体育会等体育主管组织的活动进行监督评价。现在，该组织的工作受到了社会高度评价，已经对韩国体育政策的决策过程具有了影响力。

在加拿大，有一位曾遭到教练性虐待的冰球运动员推出了一项旨在杜绝体育界性虐待问题的教育课程。这个课程名为Respect in Sport（体育的尊严），通过在网上向教练和监护人发送视频资料来实施教育启发，学完课程的人员和团体将被允许使用Respect in Sport的标志。截至2011年，加拿大冰球协会已经规定全国所有冰球教练都有义务学完Respect in Sport课程。

我们何不尝试以2020年东京奥运会为契机，发展壮大这种市民监督活动，使其具备评价认证功能？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那么不仅是体育界，想必我们还能向国内外展示整个日本社会的成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