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能监管和科技创新政策将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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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从加拿大进口页岩气,日加首脑达成协议

9月24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与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举行了会谈。两国领导人同意签署《物品劳务相互提供协定》 (Acquisitionand Cross-Servicing Agreement,ACSA),互相提供物资、运输服务,以备自卫队和加拿大军队共同参与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活动。同时,还就从加拿大进口页岩气事宜达成一致。

据《每日新闻》(9月26日早报)报道,为尽早实现页岩气的进口,日本政府拟将积极援助加拿大的相关出口项目,就推进管道建设等具体问题展开部长级磋商。如果顺利出口将从2019年开始,进口量将为800万-900万吨,占日本全年进口量(约8700万吨)的一成。加拿大产页岩气因输送距离较短,输送费用比起经由巴拿马运河输送的美国产页岩气(每100万BTU英国热量单位10-12美元),可进一步节省1-2美元,与17美元的卡塔尔产液化石油气(LNG)相比,有望降到一半左右。

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来,因火力发电增加,石油、天然气的进口激增,贸易收支已陷入赤字状态,预计今年还要为此追加投入3.8-4万亿日元。如果从加拿大进口页岩气,实现天然气供给源的多样化,从长远来看有助于削减日本的能源成本,这是非常值得欢迎的事情。

能源政策由谁决定?

但是,这终究是“从长远来看”有益于日本的能源供给,并不能借此解决当前日本面临的能源问题。安倍首相在今年2月28日的施政方针演说中宣称:“反思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在原子能监管委员会的监督下,我们将树立新的安全文化,毫不妥协地提高安全水平,并且在证实了安全性的基础上重新启动核电厂。”但是,9月15日关西电力大饭核电站(福井县大饭町)因定期检查而停止发电,从9月30日起,日本全国的50座核电机组全部停运,因为原子能监管委员会不急于重新启动。

那么,原子能监管委员会的任务是什么呢?该委员会的成立法正文第一条是这样的:

始终牢记原子能利用中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立足于为防止事故的发生必须尽最好最大的努力这一认识,以公认的国际标准制定确保原子能安全利用的必要措施,以及一元化的管理实施事务(包括涉及核能的铀浓缩、加工、储藏、核燃料的再处理及其废弃处理工作,以及有关核反应堆的管控、依据国际承诺对实施保障措施的监管、有关确保和平利用原子能的管控等)。与此同时,该委员会委员长及各位委员根据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中立和公正的立场出发,独立行使职权,从而有助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健康和财产,保护环境及我国的国家安全。

自原子能监管委员会成立以来,对其是否“以公认的国际标准”制定实施了确保原子能安全利用的必要措施问题,存在很大的争议。特别是今年7月实施的依据管制标准制定的核电站内及其周围的活动断层规定,在国外也引起了疑问。(其中规定,不应存在未来有活动可能的断层露头,无法否定晚更新期〈约12-13万年前〉以后的活动,且在无法明确断定晚更新期的活动情况时,应追溯到中更新期〈约40万年前〉以后,在综合研究地形地貌、地质构造以及应力场的基础上,对活动性做出评估。)

但是,这里有一点很重要,即成立法中明确规定的原子能监管委员会的任务,是确保核能利用的安全,而非由它来制定日本的能源政策。然而目前的状况是,没有该监管委员会的安全审查和认定就无法启动核电站,结果,日本的能源政策实际上也委任给了监管委员会。这种做法是否妥当,有赖于高度的政治判断。在金融政策方面,安倍首相去年12月明确表示,央行在1月的金融政策会议上如果不设定通胀目标,他将采取措施修改《日本银行法》;进而于3月任命了黑田东彦担任央行行长,实现了符合首相愿望的政策。按照“在安全性得到确认的基础上重启核电站”的施政方针,向监管委员会表明这个立场,是实施政府的能源政策?还是将决定权事实上委托给监管委员会?这要求安倍首相作出明确的判断。

设置政府“科学技术顾问”一职的必要性

7月31日,政府的综合科学技术会议为申请2014年度预算,整理出以安倍内阁的“日本再兴战略”(增长战略)和“科技创新综合战略”为基础的资源分配方针,作为强化科技创新政策司令部功能的新措施,启动了“战略创新创造计划”,决定要求517亿日元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单独预算,用作战略创新创造推进费。

自2011年内阁通过第4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来,“科学技术”和“创新”往往总括为“科技创新”。然而,或许是因为下一个财年内阁府将为此而制定统一的预算,导致了最近在科技界围绕这种说法的是非对错,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就此我想谈两点意见。

第一,是在政府内创设科学技术顾问一职。正如在综合科学技术会议6月6日总结的《科技创新综合战略——面向新层次日本创造的挑战》一文中也有所指出的那样,该会议出于对“科技创新政策双重制”的忧虑,对新设科学技术顾问一职的态度看似比较消极。但是,综合科学技术会议和科学技术顾问的作用不同。综合科学技术会议的作用在于制定科技创新政策(policy for science and innovation);而科学技术顾问的作用,是在政策科学方面为首相出谋划策。如果再说得具体一些,那就是从安保政策、防卫政策到医疗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环境政策等所有政策方面,向首相提出意见建议,或是提供一个科学的视野(例如,机器人、脑机接口、信息通讯技术〈ICT〉的进步对防卫政策具有何种意义),或是阐明各政策领域的措施对科技所具有的意义等。我认为应该积极考虑设置这个职位。

第二,是科技界的反应。科学家中有人说,“在科学问题上,即便明确了基础原理,但要应用于社会还要花100年时间”。因此,他们对政府重视创新,将其作为科技振兴一环的举措抱有抵触情绪。确实,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是在1864年创立的电磁学理论,而电波得到自由应用则是在大约80年后的1940年;同样,荷兰物理学家卡末林•昂内斯的超导性现象、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从发现到应用也都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但是,这样的争论,没有对科技研究费由谁来负担?为什么必须投入国民的税金这类问题作出回答。自2011年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以来,国民对科技界的信赖大大降低,我想,历来那种“什么也别说,只管把钱拿出来就行”的做法,如今已经行不通了。

nippon.com进入第三个年头,新近推出了俄文版

2013年10月,nippon.com进入了创刊后的第3年,与此同时又推出了俄文版。nippon.com的读者在这2年中有了稳步增长,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以满足读者的期望。

(2013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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