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冷战后日本外交的轨迹
寻求外交新的主体性

细谷雄一 [作者简介]

[2011.10.03]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FRANÇAIS | ESPAÑOL |

自1991年苏联解体至今已过去了20年。回顾其间发生的巨变,脑海中浮现出的是日本探索外交新的主体性的身影……。在这里,我们将以新的系列连载,重新审视冷战后的日本外交。


参加承认俄罗斯联邦的内阁会议的宫泽喜一首相(左端)。

2011年,距1991年的苏联解体已有20年,2001年在美国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也过去了10年的岁月。 “反恐战争”这句话,也已不大听到贝拉克·奥巴马谈及,政治中心议题已转到欧美的债务危机等经济问题上。这20年间发生了诸多变化,冷战时代已成为遥远的历史。

20年前苏联解体时,日本的总理大臣是宫泽喜一首相。在宫泽首相之后继任的是细川护熙的非自民党联合政权,结束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的所谓“55年体制(指日本政坛自1955年出现的一种体制,即政党格局长期维持执政党自由民主党与在野党日本社会党的两党政治格局)”,国内政治也开始出现巨大动荡。从那时起,到菅直人首相,已经是第12位。在日本的首相频繁更迭、国内的政局剧烈摇摆、日本经济持续减速之下,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巨变。

对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日本外交是如何应对的?日本外交中哪些有了改变、哪些没有变化呢?本系列连载将试从各个角度,对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后20年间的日本外交进行检验与概述。这20年间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让我们稍事停留,通过审视过去20年间的巨变,以便深入思考今后日本应走的道路。于是展现在眼前的,是日本在外交领域中不断探索新的主体性的身影。

主体性的丧失

美国原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962年12月的演讲中,对英国外交的迷茫,无不讥讽地说:“英国失去了帝国,至今仍未能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新角色。”冷战后的日本同样也迷失了在国际社会中的主体性。回顾冷战后的日本外交,也不妨做以下表述:即日本失去了经济大国的地位,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自己应该扮演的新角色。

2010年,日本把迄今40多年来保持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地位让给了中国。中国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也是拥有核武器的军事大国,更是在亚洲拥有中华帝国历史的压倒性存在。对比之下,由于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放弃战争)以及战争责任等安全保障政策上的种种制约,许多日本国民习惯了迄今“经济大国”的地位,希望通过经济力量在国际社会施加影响。因而非常明显的,经济力量的后退,致使日本的国际社会影响力也随之削弱。

那么应当怎么行动才好呢?冷战结束、泡沫经济破灭、进入漫长的经济萧条期的日本,在外交上可以说一直在自我询问自身的主体性。在国际社会中,到底日本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呢?以往的日本采取了重视经济发展和轻武装路线(指国家仅保留国境警备等为主体的小规模武装力量),把日美关系作为轴心的所谓“吉田政策”置于日本外交的核心位置。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经济减速,1995年9月发生的美国士兵对冲绳少女施暴事件后,日美关系发生了动摇,围绕着在以往视为理所当然的“吉田政策”上,出现了诸多议论。既有批评对美过分依赖、要求强化亚洲外交的声音,也有诉诸民族主义、谋求做军事大国的议论。可谓日本外交在冷战后失去了前进方向,对“吉田主义” 的有效性发出了疑问,战后一直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基石发生了动摇。


二战结束后的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谓“吉田政策”是指他所推行的“经济发展优先,外交低姿态”的国家策略。

联合国 亚洲 美国

回顾战后的外交史,日本外交的主体性实际上要比“吉田政策”所规定的更为宽泛。1957年9月发表的《我国外交的近况》,即所谓“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将“以联合国为中心”、“与自由主义国家合作”、“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作为“日本外交三原则”。可以説,这一路线是部分继承了战前的国际主义、亚洲主义、与英美合作这三大系谱,同时也反映了外务省内国际法局、亚洲太平洋局、北美局这三大主要部门的意图。联合国、亚洲、日美同盟是战后日本外交的“三大组合”。可以说日本外交长期以来为调整这三大路线,付出了巨大努力。

这个“三原则”也反映了1957年发表“外交蓝皮书”时的时代背景。1956年12月,日本加入了联合国。此外,通过出席亚非会议,即所谓的万隆会议,日本显示了回归亚洲的意愿。进而,这一年重光葵外相访问了美国,开始了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谈判。日本外交在1952年实现并恢复了主权和独立,但在50年代中期,日本外交渐渐超越单纯的对美合作框架,呈现扩展趋势。1954年,吉田茂首相卸任后,继任的政治领导人们努力扩大日本外交领域,从而使日本外交三原则得以开花结实。可以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主体性,在“吉田政策”和“日本外交三原则”中得到了体现。

冷战终结之后,围绕着 “三原则”,日本被迫面临做出新的选择。首先是联合国相关的活动,在全球性的安全保障问题上,日本变得需要更加积极地参与其中了。在1991年1月开始的海湾战争,日本虽然拿出了总额130亿美元的经济支援,但仍然在国际上受到了人员贡献不足的批评,日本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僚们为此受到巨大冲击。冷战后的世界,日本更有必要为国际社会的安全保障做出贡献。于是有了海湾战争后向波斯湾派遣海上自卫队的排雷行动和1992年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的维持和平行动(PKO)。不过,日本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参与程度,在发达国家中仍旧是最低的。与“以联合国为中心”这一崇高的理想相反,日本对联合国的贡献,除了较大数额的缴纳费之外,无论从政府开发援助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的比率来看,还是从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人数来看,日本参与国际合作的程度仍然有限。


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新加坡时举行政策演讲。

那么,日本的亚洲外交又如何呢?冷战后最能凸现 “三原则”的就是亚洲外交。90年代前期的NIEs(新兴工业经济地区)、ASEAN(东盟),进入21世纪后的中国和印度等国的经济成长,都给日本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之平行的是与这些国家、地区的外交重要性也日益增强。1993年在西雅图举行的首届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如同宣告亚洲太平洋时代的到来,受到很大关注。进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之后,“ASEAN+3”(东盟加上中国、韩国、日本3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合作机制得到急速发展。2002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新加坡的演讲显示了日本政府要在东亚地区创建“面向未来携手共进的共同体”的强烈意向,这也促使了2005年开始的“东亚峰会”这一合作形式的产生。

但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对日本外交带来新的不安。中国的快速经济增长与急速的军事膨胀相纠结,令他国为之担忧,在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问题上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日益加深。另外,小泉首相时期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与中国、韩国间出现的争执,表明了这一地区在历史认识和历史记忆上仍然存在着巨大隔阂。日本在推进亚洲外交方面,不仅要重视经济,还必须将这种历史认识、领土问题、势力平衡等难题考虑在内。这些问题既会引发东亚国家酿成民族主义与排外的舆论,也使地区稳定纷繁复杂。日本外交在促进东亚地区合作的同时,还必须正视这些困难,并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不懈的努力。

那么,日美同盟的层面上又是如何呢?冷战结束后的20年间,与美国的关系是怎样发展的呢?日美同盟在冷战后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在克林顿执政时期,因担忧日美经济摩擦导致同盟关系的衰退,在担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的主导下,推进了日美同盟的再定义。1996年桥本首相与克林顿总统发表的日美联合声明中,确认了在冷战后仍需继续强化日美同盟的方针。不仅如此,日美同盟被视为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公共财产,表明了在更广阔的国际安全保障中也有效运用日美同盟的方针。其后,日美之间就新指针达成一致,确认了日本更进一步参与安全保障问题的态度,在安全保障政策上开始迈出更为积极的步伐。

这样,日本在冷战后,一方面寻找国际主体性,另一方面又在“三原则”的各方面,为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

nippon.com编辑委员。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教授。1971年生于千叶县。毕业于立教大学法学系。2000年完成庆应义塾大学研究生院政治学专业博士课程。曾任北海道大学法学系及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专任讲师,2006年任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系副教授,2011年升任教授。著述有《战后国际秩序与英国外交——战后欧洲的形成,1945-1951》(创文社,获得SUNTORY学艺奖)、《大英帝国的外交官》(筑摩书房)、《伦理战争——托尼・布莱尔的辉煌与挫折》(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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