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正的基调演讲：日益重要的中日公共外交

中美对“公共外交”的定义不同

中国开始使用“公共外交”一词不过5—6年的时间，以前用得更多的是“民间外交”。2011年，我访问了美国、日本和韩国，就“公共外交”进行了调研，切实感觉到它的必要性。

美国人说公共外交是他们的发明，其实并不尽然。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有“公共外交”这个词，美国人只是把它放进教材里进行了定义而已。但是，美国的这个定义跟中国人或日本人的定义并不尽相同。

传统的定义认为，公共外交就是政府出资的宣传事业，让外国人对自己产生好感、影响外国人对本国的印象。比如，美国之音、傅尔布莱特(Fulbright)学者邀请计划等等，都是政府出资，目的是让对方国家对自己有好感。这些也都是必要的，但是随着国与国之间的移动成本下降，民间也肩负起了向外国介绍自己、宣传自己的责任。

另外还有以加强国际的相互理解为目的、以民众为主体开展的公共外交，今天的研讨会就是一个具体例子。目的明确，就是讨论中日外交、中日友好关系。

赵启正先生

另一方面，美国人发明了一个词叫“二轨外交”。这个词的意思是退休后的政府官员和媒体之间的交流，或是外交官回国后也继续和驻在国政府及民间开展各种交流，这也是一种民间外交(*1)。

易受舆论影响的中日公共外交

其次，我想强调的是，中日之间的公共外交或者说文化外交有着重要意义，因为中日两国政府都容易受到舆论的强烈影响。

以中国的高铁为例，本来中日合作是条捷径。日本朋友也反复提出，“京沪高铁就让日本来做吧”，甚至连中国铁道部也是这样想。但要是中国铁道部真的这么做了，就会成为众矢之的。结果是从三个国家引进高铁。这样做很麻烦，因为零部件都不一样，需要准备大量的备品，还要分头培养很多的技师。试运行的时候，还必须兼顾到各方。

但是，铁道部不得不那么做，原因是日本的技术确实比较便宜，但是要是只买日本的列车，会引起舆论的强烈反对，可能日本也有类似的情况。正因为此，我想强调公共外交在中日之间尤为重要。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中日关系比中美、中欧关系更为复杂。为什么？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个美国因素，美国对中日双方的关系都发生着影响。在文化上，中日之间非常接近，更容易理解，中国人和日本人之间交朋友，比跟美国人更容易沟通。要是彼此说话听不懂，还能用汉字笔谈，而且地理位置上也更接近。

但是，在政治关系和军事关系上，美日之间走得更近，中国则被远远撂在一边。如果把政治、文化、经济放在一起来看，到底应该重视哪个？如何处理彼此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会受到美国的影响。中国人常说，“世界上有两个国家最听美国的话——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所以我们在处理对日关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美国的因素。

日美联合军演的地点越来越靠近中国，中国老百姓对这一点反应强烈。美国大惊小怪说中国已经拥有航母了，可惜这航母还不是中国制造的(*2)。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就已经有航母了，而中国到今天连一半的航母都制造不了。

中国民众喜欢给政府挑刺，可就是对政府在军事领域的投入却没人提反对意见。为什么？因为日美联合军演都演到黄海了。也许你们会说假想敌是北朝鲜，但中国人却认为这种解释十分可疑。因为北朝鲜那么弱小的国家，拿它当假想敌情理不通，所以大家自然会想：军演说到底还是演给中国老百姓看的吧？要是问中国老百姓，“你觉得日美军事同盟对于中国来说是威胁吗”，大多数人都会回答“是”。

都说美国人采取的是“接触（ Engagement ）”和“遏制（Containment）”相结合的“围交（接触加遏制，Containment +Engagement = Congagement）”政策，这就像开汽车，一会儿踩刹车，一会儿踩油门。如果没有美国因素夹杂在里面，中日关系相处起来会容易得多，这是中方的基本认识。

多种原因造成中日双方的好感度下降

民众层面的关系更加复杂。每年，中日双方都举行联合民意调查。调查显示，去年日本人对中国的好感度是20%，而中国人对日本怀有好感的也只有30%。

日本人对华好感度不高的理由很多，其中一个是意识形态上的问题，日本是民主主义国家，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日本是多党制，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不过，意识形态的问题对于一般日本人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

相比而言，可能还是中国人去日本旅行，乱扔垃圾等文明礼貌做得不好造成的影响更大。但如果是因为乱扔垃圾造成日本人对中国人印象不好的话，那只要中国人改进自己的行为就可以了。当然这需要时间，不能立竿见影。但要是意识形态的话，中国在政体上是不可能让步的，也不会轻易改变。

中日之间的交流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人员往来也十分频繁。每个中国人都要意识到，个人的行为举止会影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日本人来中国时也是一样，中国人是通过来访的这些人了解日本的。为此，必须要提高中国公众的国际意识，要让大家意识到，在我们所置身的时代，每一个民间人士其实也都是公共外交的担负者。

左起王敏女士、小仓和夫先生、赵启正先生

提升中国公众的国际意识

3月14日政协闭幕，我在总结中说，中国公众的国际意识要与时俱进，海外媒体对此也进行了报道，很多人表示支持。

不过，也有人不同意我的发言。为什么？因为尽管中国的GDP基数增大了，需要承担更多的国际义务，可是中国的人均GDP仍然很低。

比如说，联合国维和行动，过去中国很消极。联合国秘书长加利曾经说过：“上海那么多的高楼大厦，少盖一个节省下来的费用就能去维和了。”但当时的中国做不到。不过，现在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中国对维和行动最为热心。不过，中国公众有人反对，说有必要投那么多的钱去维和吗？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中国老百姓对日本的反应总体来说很好，给灾区捐款，向日本运送汽油和帐篷等等。为什么能做到这些？这是因为有人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日本给了中国很大的援助，这次该轮到我们帮助日本了。

日本政府控制不了日本的舆论，中国也一样。报纸也是，现在的中国，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只用一个声音说话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日本走的路不一样，但也在不断进步。所以中日之间的公共外交尤显重要。

共同吸取福岛核电站事故的教训

福岛发生核电站事故的时候，中国向日本伸出了援手。因为那不并是隔岸观火的事。这次的记者招待会上，《朝日新闻》的记者问我“怎么看这次的福岛核事故”？我回答说，福岛的核电站事故完全是一个设想之外的事态，当初在设计阶段，根本没设想过备用发电机会被水淹。日本这次付了高昂的学费，但从中得到了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供全世界的人引以为戒。福岛第二核电站就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只要抢修好电源，就不会酿成那样大的惨祸。

日本的核电站事故发生后，中国对境内所有的核电站都进行了安全检查。在考虑中日之间新的合作时，还应该同时考虑：假如日本放弃核电，会不会发生电力不足等能源问题？而另一方面，如果继续使用核电，又将会有多大的风险？中国搞核电，以前没有民众反对，但是福岛的核电事故发生后，国内也开始出现不少种种反对的声音。所以在这方面，中日也有很多事可以携手去做。

不能浪费时间。日本是美国的盟国，所以对我的说法你们不一定赞同。我觉得，要是中日不和，就会被美国人利用。中国并不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要和美国唱对台戏，跟一个强大的对手作对没有任何好处，但也不能什么都听由美国摆布。

从双边走向多边的民间交流

总不能因为美国说了句“加入TPP吧”，就唯唯诺诺地说，“好，那我就加入TPP”。由于国情不一样，我也理解日本的立场。中国也并不是说为了对抗日本而有意不加入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还在考虑当中。

正因为中日在国与国的交往上，受到美国如此强烈的影响，所以更需要强化民间交流。实际上，中美之间的公共外交，比中日间做得更好。美日关系也远比中日关系良好。所以我认为，中日之间不仅要在双边，还应该在多边层面加强民间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