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 研讨会报告
关于“日中之间内在二重性”问题的讨论——小仓和夫・赵启正
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纪念研讨会(4)
[2012.08.23] 其它語言 : ENGLISH | 日本語 | 繁體字 |

在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召开的关于“公共外交”的研讨会上,以小仓和夫和赵启正为中心的与会者,就日中双方内在二重性问题展开了热烈地讨论。

在关于日中两国的“公共外交”问题专题研讨会上,日方代表、前国际交流基金理事长小仓和夫与中方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分别发表了基调演讲。随后,与会者就日中双方内在的“二重性”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小仓指出中国具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发展中国家”这两种身份的二重性,同时他又强调日本不擅长历史性垂直思考,存在着“不能简单否定过去”的问题。

赵主任承认中国具有经济大国和发展中国家这样两个不同侧面。他说考虑到“中国国民对政府的批评和不满”,中国将根据国际要求和舆论动向审慎处理。另外,赵主任谈到中日关系时说:“这就如同培育盆景一样,不浇水不行,水浇多了也不行。”他强调中日之间尚未取得足够的相互理解,故而必须妥善、慎重地培育相互关系。

小仓也在与战后德国对比之后指出,总的来说,日本在对待过去历史的态度上存在着暧昧性,并强调了包括这个问题在内的日中两国相互对话的重要性。

小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二重性

中国是一个大国,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另一方面,中国坚持自己属于第三世界、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立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为了保证国际基本秩序而设立的,担负着相应的责任。但是,发展中国家不满意于发达国家所制定的现行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处于要求改革现状的立场。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脚踏两边的国家,应该怎样把握好平衡关系呢?究竟应该怎样理解中国所谓的公共外交呢?

赵:左右为难是事实,也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要求

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小仓先生的发言一语中的。

中国是一个人口多面积大、国内生产总值(GDP)位列世界第2的经济大国。而且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是一个政治大国。但是,在世界人均GDP排行榜上,中国排在100位之后,与津巴布韦差不多。

从前,中国在第三世界有许多朋友。都属于贫困国家,故而相互之间存在着一种连带感。但是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会说:“中国已经富裕了,不能代表我们(第三世界)的声音。中国还是向日本学学,多为我们提供些援助吧。”中国与日本的GDP相近,但是日本的人口仅仅是中国的10分之1,日本的国力远比中国富足殷实。

包括为世界作贡献在内,中国尚保持着自身是发展中国家的心态,因此就产生出来一种疑问,“我们自身还很贫穷,怎么就必须帮助世界呢?”另一方面,从发达国家的角度看,会认为“中国已经取得了经济增长,希望中国履行更多的国际义务。”包括分担联合国费用在内,国际社会对中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暖问题上也一样。因为中国排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CO2),故被要求缴纳相应的资金。与美国以及欧洲自100年前开始排放的情况不同,中国是刚刚开始排放的。所以我们主张“有差别地负担责任”,但是在国际社会上,中国处于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两难的状态。也许中国的反应不够迅速。这是因为,中国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基辛格批评中国增强军事力量

我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在美国举行的民间外交会谈时,被问及中国年年增加国防经费一事。他批评说增长比例达到了两位数,中国一边高唱平和发展,一边谋求增强军事力量。

美国军事力量高居于中国遥不可及的高度。中国现在的军费开销仅仅只有美国的10分之1。但是,美国怎么说呢? 美国说中国不透明,实际经费应该更多一些。但是,即便是姑且追加上被怀疑的部分,中国仍然不及美国。现在,中国军费达到与日本军费相仿的规模,日本便感到非常的不安。

但是,中国与美国不同,陆上与14个国家、海上与15个国家相毗邻。与这些政治、军事力量各不相同的国家相邻,其中还包括印度、巴基斯坦、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几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情况非常复杂。

中国的陆上国境线超过了1万公里,而海上边境更长。即便是与日本相比较,也是非常复杂的。比如,临近基地组织的地盘,还受到来自秘密贩卖毒品组织以及东北亚的各种影响。另外,还有诸如武器更新所需经费、军人提高薪金等因素。

中国国民对政府提出诸多不满和批评

中国以服装产业为中心,出口衣服和鞋袜等。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服装企业则纷纷向中国转移,否则就面临倒闭的危险。但是,企业转移随之带来产业空洞化问题。发展中国家也同样提出反对。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便宜,使他们丧失了商机。中国仍然处于两面受挤、左右为难的状态。

而中国国民也向中国政府发出了不少怨言和批评,中国“为什么不能像俄罗斯那样强势呢?”“为什么不能像日本首相那样讲‘价値观外交’呢?”“为什么不能以更强硬的态度对待日本?”等等。中国政府必须认真地思考国际要求和舆论,慎重地对待问题。

德国驻华大使说,“我不接受‘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说法。”对此,我打个比喻说,“中国只有两件西装。”这就是北京和上海,也就是只有奥运会和世博会这两件西装。里面却什么也没有,世人看到的就只有外衣。你到中国内地去走走看看,转瞬之间就可以发现遍地褴褛。

左起,王敏氏、小仓和夫氏、赵启正氏

 

中日关系就像是“盆景”一样

从倾向上看,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但是普通国民则不然。日本的政界和学会都表示中日关系很重要,但是日本评论家田原总一朗先生,在从东京对我进行电视直播采访时则说, “赵先生,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正因为日中关系存在问题所以才需要倡导日中友好呢?”我并不这样认为,但实际上与中日友好相比较,日本确实不怎么提美日友好、欧日友好。

前不久,发生了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言论事件。我认为中国人对待战后居住在中国的日本残留孤儿非常友善。但是,关于南京大屠杀,无论是30万人还是20万人,即便是数字不一样,也是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日本的政治家不考虑日本政府的整体态度,而屡屡出言不逊,导致了中日关系恶化。我在各种场合都说过这样的话,中日关系就像一盆盆景,不能不给它浇水,但是,水浇得太多了也不行。

与之相比,中美关系经历一些风吹雨打也没有问题。中国人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杀害了大量中国人的日本抱有不满心理,我看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为什么日本人对中国人抱有不满呢?”中国人难以理解。而这一点,也正是中国的公共外交需要面对的课题。

小仓:日本人缺乏历史性垂直思考

中国正面临一个巨大变化的阶段。对于这样一个阶段,赵启正主任使用了“二重性”这一提法,日本也有必要对此予以充分的理解。当今这一辈的日本人习惯于进行“日中、日美、日韩比较”这种水平式的思考,但是,不善于垂直式的思考——以历史的观点看待问题。

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日本人不怎么思考日本在历史之中应有的状态。上因特网搜索一下,无论什么东西都可以查到。但是,网络的最大缺点就在于能够搜出大量现在的事情,却搜不到过去的经验。

相对而言,中国人对任何事情都会放到悠久的历史中去思考。日本没有“历史认识”这个词。当然了,人为创造的词汇是有的,只是日本人日常语言中没有。知识分子虽然以历史的观点思考日本应有的状态,但是近来的日本国民不太那样思考。这好像也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吧。

中国人总是把中国置于历史之中进行思考。“日本的政治家为什么老要说些对中国缺乏了解或是错误认识的话呢?” 这是因为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的人,在今天的日本已经变得少之又少了。

容易否定过去的中国,难以否定过去的日本

日本人今后必须通过与中国人更多的交往,学习在历史之中看待问题的方法,而不仅仅是分辨过去的善恶。

中国屡屡改朝换代。因为政治制度变化剧烈,于是就产生了否定连续性的思考方法。比如,中国人比较容易就能够说出“清朝腐败,革命正当”这样的话来。但是在日本,天皇制延续了近1500年。虽然也出现了镰仓幕府、德川幕府的时代,但是天皇制这一日本的象征延续了1500年之久。从这个角度上说,否定过去,对日本人而言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中国的情况不同,在中国不否定过去就不能建立新的王朝,所以否定本身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日本就做不到100%地否定过去。这其中也存在着日本的二重性问题,与中国不同意义上的二重性,即日本具有“连续与变革、变化与连续”这样两个方面。这使得日本的“历史认识”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我认为中日之间相互理解各自不同的二重性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战后的德国与日本的不同之处

最后,我要提起一件逸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是谁在降书(instrument of surrender)上签字的? 很多人已经忘记了,但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仔细比较一下日本与德国。德国的情况是,在降书上向国签字投降的不是德国政府。因为,国不承认当时的德国政府,在降书上签字的是德国军队。总而言之,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完全消亡了。在法律上,新生德国与过去的德国没有关系。因此,由现在的德国出面清算过去,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日本的情况是,在降书上签字的不只是军队,日本政府也签了字。也就是说,同盟国承认日本国政府的存在。日本的国家没有崩溃,这就存在着连续性。从这点上说,德国与日本存在着根本性的不同,日本政府依然牵扯着过去。

如同中国现在对“两个中国”的二重性烦恼一样,日本也身在连续和变革之中烦恼不已。日本这个国家并没有在1945年8月15日崩溃,仍然延续至今。因为战争责任问题继续存在,所以必然选择使战争责任所在暧昧不清。例如,在“天皇负有怎样的战争责任?”“把战争责任只推给一部分军国主义分子就能了事吗?”“怎样对待参与战争的普通日本人?”等等问题上,始终摆脱不了暧昧。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暧昧性,才会出现各种日本人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以各种各样形式的发言。连续性固然重要,但是我以为,坚持正视历史,当反省处即反省的态度,这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包括这个内容在内,今后的日中之间的对话非常重要。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黄星原副会长发言要旨

中国政府3月15日任命唐家璇先生为中日友好协会会长。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依然认为中日两国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在中日关系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历史认识问题。这是一个不容改变的问题。另一个是领土问题,这也是不能改变的。一部分对中日友好关系建设心怀不满的人利用这两个问题,千方百计设置圈套,使中日关系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怪圈。因此,我们在解决这两个问题时,必须从两个侧面进行思考。一个是政府外交,这是至为重要的。政府外交需要明确在全球化战略中,将两国关系摆在怎样的位置上。还有,怎样定位附属于这一层面的周边外交活动? 只要大的方向确定了,小的方面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要由政府担负起责任的外交。那么,民间外交应该怎样进行呢? 我想,当两国之间信赖受损,民间友好活动疲弱时,应该怎样改善关系,这就是公共外交应该完成的任务。

 

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周秉德女士发言要旨

正如赵主任所言,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日本人抱有好感,但是普通国民则不然。尤其是在互联网上,不少年轻人不断匿名发布一些不负责任的帖子。但是关于战争,这些年轻人大多是从经历过那场14年战争的人们那里听到的,所以印象深刻。仔细思考之下,年轻人就会产生疑问,“德国首相能够到战争受害者墓碑前反省,为什么日本执政者不能做出相同的行动呢?”哪怕仅仅是表示这样一种态度,年轻人感受到的印象也必然会大为改观。但是现实中,因为存在着参拜靖国神社以及教科书问题等,我看很难一下子就改变普通民众和年轻人的态度。即便如此,我也认为中日之间绝对需要友好,并希望有一个友好的关系。情投则意合,只要感情相通了,就能够培育起友好关系。我认为,为了达到中日友好之目的,中日双方都需要做一些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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