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日本的转折之年

依靠汇率政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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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是“日元升值”导致了日本经济疲软。的确,在1995年达到顶峰的“日元大幅升值”拉开了制造业海外转移序幕,造成了严重的产业空洞化。然而,汇率真的是根本原因吗?恐怕一切都是国际收支不平衡、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慢性下滑等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后果吧。而我们现在是否拥有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办法呢?曾作为大藏省国际金融局长、财务官代表日本参加了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等重大事件的“货币大佬”,笔者将带我们一起回顾激荡变化的30年。

使各国经济长期扭曲的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

由各个发达国家对汇率实施协调干预来控制主要货币汇率的广场协议签署生效至今已过去30年时间。恐怕当时没有任何人预测到了现在的世界经济形势。

对于30年前的当事者来说,最大的课题是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国际收支如果出现赤字,那么该国就难以在国内采取经济刺激措施。因此,为了摆脱这种状况,应该通过操纵汇率,诱导本国货币的价值处于相对低位,消除国际收支赤字——这种论调自然会在赤字国家高涨起来。

当时,即20世纪80年代,美国面临巨额的国际收支赤字。同时还有财政赤字,处于“双赤字”窘境。另一方面,日本和德国保持着贸易顺差。对于美国来说,当时的首要课题是如何摆脱这种状态。而作为解决办法,美国在各种金融政策中将焦点对准了修正美元升值的手段。当时,相关各国都将美国这种状况视为一个国际问题。因此,广场协议这样一种多国之间的协调行动才可能实现。

当时日本和德国是对美贸易顺差国。说白了,在战后世界,日本在政策上对美国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一直采取对美合作态度。因此,日本表现出高度热情,而欧洲各国并没有那么上心。不过,最终各方还是很配合地参与了这一行动。

回顾之后的世界形势,80年代时,虽然广场协议产生出了调节汇率的效果,但并没有解决什么问题。

干预汇率最终未能解决问题

签订广场协议两年后,各方又签订了卢浮宫协议,但结果就连美国也对汇率所具有的效果彻底产生了怀疑。签订卢浮宫协议时,人们的结论是相较于仅靠市场的力量来实现调节,更需要采用人为的干预对策,但最终发现这也并不正确。

作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相关函数的变量之一,就算完全依托市场的力量,汇率也不一定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能否通过人为的、政策协调的方式,以市场以外的力量来加以调节呢?答案也是否定的。经历过广场协议、卢浮宫协议后,各国决策者都产生了某种意义上的无力感。

后来发生了什么?80年代中后期,日本出现了经济泡沫,90年代以后泡沫破灭,从此陷入了长期的发展停滞状态。1995年,日本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日元大幅升值,酿成了被称为“产业空洞化”的事态。反观美国,80年代末到1990年,柏林墙拆除,冷战结束,这样的地缘政治因素比经济因素更有效地刺激了美国经济复苏。虽然最终只是昙花一现,但美国的确摆脱长年衰退状态恢复了活力。与过去相比,80年代以后的世界经济在更大程度上受到了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日本,在那段时间,陷入了漫长的低增长期,潜在增长率出现了下滑。已经完全不存在只要操纵汇率,发动诸如货币战争之类的行动,采取损邻政策,日本经济就可以回升这样的事情了。现在人们对日元升值、日元贬值这些汇率政策的作用和效果的评价也不同于30年前了。

进入全球性低增长时代后,各国普遍采取了宽松的金融政策。此时,汇率就不再是主要的政策目标了。重申一下,各国现在并不是为了采取带有损邻意图的汇率政策而实施金融宽松举措的。为了想方设法拉动国内需求,旨在更加立竿见影地提高资产价格的金融政策和量化宽松政策就成为了核心。从现实情况来说,汇率政策在经济政策中的作用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没有爆发货币战争,……但是

当然,在此期间,美国曾怒斥中国操纵了人民币汇率,人民币被低估。但对方如果是一个发达国家也就罢了,如果是发展中国家,那么即便这么说了,也无法保证对方会改变,事实上中国也没有做出什么行动。

2008年的雷曼危机以后,国际媒体上曾经出现了恐将爆发货币战争的论调。但回头来看,最终并没有出现如媒体所言的那种情况,这种观点也没有蔓延。

发展中国家曾一度愤怒地指责发达国家实施金融宽松政策促使本国货币贬值,是在发动世界经济战争。而反过来,在美国的金融政策考虑收缩量化宽松的阶段,在相反的意义上也曾出现过这种声音,但很快又听不到这种声音了。

总而言之,世界各国已经达成共识——确实存在有意为之的汇率政策,但并非这种政策加剧了国际经济的不平衡。有人认为,今后如果美国开始收紧金融政策,恐怕美元将会升值,这次反倒会妨碍美国经济复苏,再次导致国际收支不平衡加剧。但如果美国实施那种政策,那也并非出于汇率考虑。莫如说汇率表现的只是那种政策产生的一个结果。

金融政策找不到“退出QE”的良机

如果俯瞰全局会发现,从社会角度来说,摆脱低增长或通缩状态非常重要,因此首先采用了利率政策,但由于没有产生明显效果,于是又开始转为采用量化宽松——这就是现阶段经济政策的主流做法。这种做法在全球范围得到了推广,在某种意义上,金融政策已经用到了极致。到了这个地步,不禁让人感觉:未来真正需要的还是金融政策吗?莫如说,不同于以往的、微观经济方面的东西或将变得重要起来。我觉得或许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美国就是非常好的例子。美国确实及时采取了金融政策,而且非常大胆,我觉得产生了很好的效果。不过,到了现在这个阶段,我们完全不知道这是否还能让美国经济彻底恢复正常。虽然一直高喊“退出!退出!”,但实际上完全找不到退出QE的良机。

尽管日本和欧洲也追随美国加大了金融政策力度,开始实施量化宽松,但我觉得谈“退出”问题还为时尚早。说起来,我们还不知道量化宽松是否真的会对日本和欧洲产生效果。

总而言之,关于日本能否实现正常循环,虽然日本银行非常自信,但最终情况尚不得而知。日本国内也渐渐出现了一种认为不能就此了事的氛围。

在不能期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显著效果的世界

由于出现了希腊和中国那样节外生枝的事件,美国也离“退出”越来越远了。于是,就连美国也必须做一些金融政策以外的事情了。尤其是观察就业市场可以发现,在针对金融政策的反应这个意义上,已经和过去大不一样了。已经没有那么敏感了。美国有人开始宣称已经进入了结构性低增长时代。

必须改变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了,或许会出现这样一种趋向。如果现在这种状况持续下去,那么情况肯定会发生变化,大家都会说“啊,果然,原来是这样啊”,相较于强行提高增长率,不如思考一下到底应该怎样去适应低增长的经济。假设无论怎么做都不可能实现过去那种意义上的高速增长,那么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而开展经济活动的呢?说到这个问题时,已经有人给出了“为了生活质量(Quality of Life)”的答案。恐怕必定会变成这个样子。

比如新兴国家非常可怜。他们好不容易准备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了,但却无法如愿,因为很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还没有富裕起来就人口老龄化了。但话虽如此,难道我们要因此认为人类的前途没有希望吗?不,恐怕我们应该将之视为一个崭新的世界。

过去,人们总是以物质的扩充来衡量经济。一直以来,经济增长率也是这样计算的。但今后可能就不是这样了。

没错,要看质量(Quality)。在经济学上,或许应该称作服务或者情报,尽管存在各种看法,但或许可以说现在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只考虑数量(Quantity)的时代了。

(谈话记录)

标题图片:1985年9月22日,五国财长会议敲定通过协调干预汇率来修正美元升值问题后,美国财政部长贝克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图片提供:AP/Af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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